书屋2000-02-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不是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群中有那么高的声誉，我不知道张先生会不会也说此二人著作不是学术著作，只是大众读物。
三是经济学家科斯。科斯出名之前，他的文章曾被萨缪尔森等人讽之为“散文”，那才真正是“粗劣的观点加上一堆极简单的加法”。科斯反过来斥萨氏：“小时候我就听人说，拙于言的才唱；在经济学界，拙于现代经济学的才偏爱数学。”萨翁又以美国第一个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的身份断言，制度与产权学派注定了要早死。但令他尴尬无比的是，十几年后，科斯也同荣膺此殊荣；建立在“交易费用”这一中心概念之上的制度与产权学派现在正对主流地位发起冲击。
四是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鲁纳。尽管《世俗哲人》一书奠定了海尔布鲁纳著名经济思想史学者的地位，但我敢保证，以张先生眼光看来，这部书更算不上学术著作，至多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样，是经济学家的传记书。（补问一句，谁说过传记作品就不能算学术著作？这是张先生定的标准吗？）但大概让张先生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部书不仅被西方经济学界认同，还成为世界上二十几所大学经济思想史专业的标准教科书。
据我本人接触到的一些今天看来的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张先生眼光看来，也算不得学术著作。配第的《赋税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至多不过是小册子，“资料一大堆外加一些简单粗略的加减法”，而当初这两本书的确是被类似于张先生的人这么批评的。亨利·乔治与霍布森，当时被人目之为“地下经济学派”，他们的书也被拒之于正统经济学门外，也不能算学术著作。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当时也不过是宣传的小册子，在工人阶级而非学术界流布最广，大概在张先生看来，也不是学术著作？
我手头正好有一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也是国内最早版）的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如果只看书名，或者草草一看内容，再加之此书特别畅销，张先生也一定认为这是一部畅销书，根本算不上学术著作。巧在张先生这种“独到的眼光”还真与美国某些人“接了轨”。在美国，黄先生这部书出版之初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此一问题。在美国，商业性出版与学术性出版分野十分严格。前者讲经济效益，后者讲学术信誉。如果将一本商业性著作（畅销书）不小心作为学术性著作出版了，出版社与学校的信誉与地位都会受到影响。有些人认为《万历十五年》“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业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故一些出版社不敢接收。幸亏耶鲁大学出版社排除成见，答应出版，才使得黄先生这本著作及其“大历史观”得以问世。此后，此书影响一发不可收，已经出版多个英文版本，不仅成为美国若干所大学教科书，而且成为汉学家必读之书。
所以，一部书算否学术著作，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上，怕不是可以用一个统一的规范可以衡量的。有些书可能作者在写作时也没有定位为学术著作，但时过境迁，这些书却可能因其充盈着此一时代最有价值的思想而被推上学术著作的位置。你张先生可以凭借自己现在占据的话语霸权地位，凭借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先入优势，说某部书不是学术著作，某个人不是经济学家，都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历史的诡谲在于，今天得势者明天不一定得势。多少年后，人们记不住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一个现在处于精英地位的谁谁，以及他有什么建构性著作，但可能记住了一个重视社会公正问题、从百姓与民间视角审视经济问题的何清涟，以及她的那部“算不上学术著作”的《现代化陷阱》。
是不是经济学家？
还有一个问题，何是不是经济学家。张说何不是经济学家，言下之意是怕舆论将何视为经济学家，或者何自视为经济学家。而何对此说也很敏感。
其实我倒以为，中国一些成熟的媒体对何的定位都很准确：经济学者或人文学者。“者”与“家”一字之差，内在差别却很大。据我理解，学者，就是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是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可称为“知识分子”？远非如此。中国与外国在这一点上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为与国内某些精英经济学家的思路合拍，我也不妨先搬搬国外的观点。一是美国著名史学家霍夫斯塔德的观点。霍氏认为，知识分子一方面固然与他们的专业知识或技术知识分不开，但另一方面仅仅具有专业或技术知识却并不足以享有“知识分子”的称号。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有超越职业本身之外的求真精神与节操。这种求真精神与节操会引导他们去关怀文化的基本价值，如理性与公平。西方之所以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与促进实现者，最重要的根据就在于此。
另一观点是以色列社会学家康非诺提出来的。他综合各家观点后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这些特征：一是对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都抱深切的关怀；二是他们常自觉怀有一种罪恶感，认为国家之事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责任；三是他们倾向于把一切社会问题都看成是道德问题。
霍氏及康氏这些观点与中国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大抵相近。中国历史上“士”这一阶层与西方所谓“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一致。孔子说：“士志于道。”这里的“道”即基本的社会价值，“士”是这种价值的维护者与实践者。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得更贴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思想对后世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余英时先生曾感叹道，中国历史上自周以后，“有史言其高标自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李膺，有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后世叹为“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东林党人……无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见证。
何符合中外关于知识分子的标准。有时，她对所谓“人类关怀”的兴趣甚至超过她对经济学本身的兴趣；或者说，她之所以从事经济学研究，与其说是出于求真的欲望，毋宁说是出于求善（价值判断）的需要。中国古人说“士”“志于道”，“游于艺”，或说“格物致知”后言“道”，都讲做学问是一种达“道”的手段。何就是这么认为的，她至多不过将经济学研究作为“艺”，目的在于“道”，即维护公正的社会价值标准。所以，何是一位学者，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
但经济学家就不同。经济学家是专门家性质，有些类似于自然科学家。“家”这一称谓本身就是言其在此专业领域内造诣很深。张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承认，就经济学研究来讲，张胜于何。所以，他能指出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缺陷，包括对哈耶克的误读，这并不奇怪。
对于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者，也存在两个市场的评价。对于张这样的经济学家，自然有一套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与话语系统规约，也自然有一套日益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接近的评价系统在对其研究进行评价，中国经济学界这几年所谓“经济研究现代化”与“规范化运动”，就是这种评价系统正在构建中的标志。而对于经济学者，更多地以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标准进行评价。何与张都忽视了这一点。张以为何在经济学界没有市场，但作为一个学者，何在人文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与市场远甚于张；而何认为自己经过了市场检验，但也没有指明这个市场评价标准其实有异于评价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著作的市场标准。
就价值判断问题而言（即所谓“经济学家讲不讲道德”问题），我曾这样作了区分：作为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维护、甄别与赋予价值判断是其基本职能；而作为专门家，包括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可以不进行价值判断；但经济学家一旦进入知识分子角色，则必须讲道德。即“经济研究可以不讲道德，但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要讲道德”。何与张两人都没有区别开。
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者之间的区别，使得是不是经济学家的争论显得不很重要。但怕就怕经济学家有“经济学者情结”，而“经济学者”有“经济学家情结”。现在偏就有一些“精英”经济学家，一方面说经济学家可以不讲道德，另一方面又的确有“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情结”，甚至连“思想家”的称谓也敢于领受。包括张，在他写批何的文章时，在他也对所谓写学术随笔津津有味时，潜意识中何尝没有充一把“学者”的想法？但张却反过来认定何有“学家情结”。而无论何有无此情结（何自辩称她其实从未称过自己是经济学家，也不想挤入这个圈子），但“情结”却也是争论缘起的诱因之一。
是否可以整合？
我是较早指出何不被经济学界精英重视的人。在一篇文字中，我这样说，“站立于民间视角，伫立于精英之外，何是孤独的。两年前。她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哀叹为什么中国经济学者没有更多的人涉足公正这一带有根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这种因少有同行者而孤独的表现。站立于民间视角，伫立于精英之外，何又是寂寞的。这种寂寞不仅表现在她过去的思想与学问几乎都被控制着中国经济学界的‘精英’们冷落，而且表现在她的《现代化的陷阱》也不被控制着中国经济学界的精英们重视。于是，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现代化的陷阱》曾风行一时，但何以迄今为止，对其发表议论的多是经济学圈外人而非圈内人。在此情境下，何的《经济学与人类关怀》是否会遭到同样的待遇？从我目前接触到的一些所谓‘圈内人’对此书的态度看，前景似乎仍不容乐观。”
但张主动挑战于何，然后两人间的争论激烈如斯，我没有料到。不过我倒想：尽管张表面上说何不是经济学家，书不是学术著作，但如此之重视何，这是否反证了两种视角进行整合有可能性？也是否为经济学界的更大限度的宽容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一些精英经济学家们，为了使自己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在政府任何一项政策出台前，都先为其进行充分的舆论准备；出台后，又从多侧面多角度为这项政策进行支持性论证。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但仅有经济研究的“政府视角”容易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瓦尔·贝胡所指出的：容易将国家看成一个“巨大的整体”，这个巨大的整体“拥有统一的偏好，统一的存贷支配权，并实施统一的生产计划”，使得国家之内任何个体及任何群体的利益因“包含于一个容器”之中而受到忽视甚至受到威胁。
因而，中国经济研究的民间视角也就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需要有人能像何清涟这样，以巨大的心智的独立与勇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