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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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支撑了他们，他们却少有同情我们世界里的眼泪、血、苦难、匮乏和恐惧、非正常的死亡、无人闻问的悲剧、平常的却又惊心动魄的生活。所以他们能以智力评判世界，称赞第三种社会的分类“细致”、“定义得非常好”。在张五常先生的演讲里，我很想把这些话当作反讽、当作愤怒的揭露，或者含泪的微笑，但是，事实让我无法做到。当张五常先生说“贪污权力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当他说中国“最上层的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我明白他只是一个看客或智者，他并不了解我们。他智力的游戏比较甚至不加区分一下，界定得最好的社会里的人民生活得不一定最悲惨（并非我不同情印度人民，不过印度是否真的是定义得最好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没有目标的过程，没有游戏规则的所谓“转型”、“着陆”、“过渡”才是最悲惨的，因为那里的人心总是悬着，总是为微渺的希望和巨大的绝望折磨着。具有伟大同情心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看张五常先生曾倡导以钱买权，“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再也不用这些权力了”，就知道，他们联合起来容易得多，而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联合起来过。我们只是承受者，我们这些马铃薯一样的人是由他们先知的世界支配着的。
当然，要声明的是，我丝毫没有指责张五常先生的意思。他是经济学大师，他是外人（虽说如今他已是中国人，但中国人从来分上层和下流两类社会，也就是我说的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两类世界——不知道张五常先生是否研究过这两种社会体制），但他毕竟是在香港，一直是他们的世界（而且很纯正，与暴发者或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但却属于“他们”的土财主、遗老、少爷们不同——虽然不幸地要沾上我们的晦气，别人总会把后者跟我们一网打尽，例如，香港人可不管你有权有势有学问，不管你暴发还是遗老，把你跟我们一起统称“大陆表叔”）。他没有必要关心我们，特别是我们的人心秩序。我不能指望他能“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般地布施同情于我们（我指望从他那里获取同情只能说是我有病）。何况他说清楚了我们的处境、时代、社会、位置，而且他反对导致腐败的机制（哪怕只是为了他们的世界的长久到永远），他提出的建言也是为了我们好（至少是为了中国，我不是不知道好歹的人），他一贯主张改革必须走得非常快（我宁愿他说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他把我们说中了，他说中了我们，我们的世界就在他手指指点的地方必然被规定着、晃悠着。他是了不起的。我在文中使用的春秋笔法只是为行文的痛快，连责备贤者、苛求智者的意思都没有。他的这篇演讲是当代汉语知识生产过程里不可多得的真知灼见。文字虽少，却让人知道得足够多。这应了西谚：为了知道得更多，我们必须知道得更少。张五常先生的演讲就属于这“少”的一部分。因此我乐于向人推荐。我对张五常先生充满感激和敬意。
附：三种社会体制
？ 张五常
一九七九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邀请我写一篇五百字左右的文章，谈谈“中国可能的变化”。为此，我于当年访问了广东省。访问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要写一篇只有五百字的文章来预测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愿意给你们写这篇文章。但他们一直督促我，希望我能够给他们写一点东西。大约在一九八一年的四、五月间，我写完了文章的初稿，这个初稿大大超过了五百字，达二万多字。在把这篇文章送交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前，我把它寄给了我在美国的一些同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劝我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理论根本没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弗里德曼教授，另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说不要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他认为我恐怕是世界上对中国的前途最有信心的经济学家了。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教授是华盛顿大学的巴泽尔，他认为我的结论可能不对，但是他认为我的理论和逻辑非常正确，里面没有任何错误，所以他说从学术角度来讲，应该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众。有很多人看过我的初稿。但只有一位教授同意我下的结论，这位教授就是科斯。于是大约在一九八二年二月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伦敦，他们出版了一本小小的书。在这本书里我非常肯定地预测了中国一定会实行市场经济，并且中国会有类似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出现。到了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些现象，显示中国确实有可能转变为市场经济。因此，一九八四年时我的这本小书就变得非常有名了。
预测或解释一个经济体系的演进，这比解释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现象要难得多。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如舒尔茨，坚持认为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的变迁问题。我的一位学生诺斯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就想要解释经济史中经济制度的变迁，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些书里他到底想说什么。还有另外两位很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位是斯蒂格勒，另外一位是贝克尔，他们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希望能发展出一种关于制度的理论以解释经济体制的演进，但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因此，当我被要求来回答刚才那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怎样变化时，我知道我首先必须在恰当的领域寻求理论的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自己心里不是很有数，我一定能够回答得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也有很多人喜欢出来预测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他们说错了，以后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说对了，他们一下子就成名了。所以我想我也可以试一试，随便瞎说，如果说对了的话一下子就可以成名了。一九二九年有一个人恰好正确地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他因此而一下成名，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他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人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都在谈论经济大萧条问题。由此看来，有一件事非常值得经济学家们去作，那就是你出去瞎说好了，而且要一直说下去（只要你说对了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当然，我当时并不是很想要成名什么的，我只是一直在琢磨，我怎样才能发明一个理论，以试图来解释中国的未来。
在一九八一年夏天的某一个晚上，我正在想着这些问题。突然之间，当我把交易成本分成两个部分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理论诞生了。我当时的结论是，只要邓小平坚持把中国的大门一直敞开，那么中国就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因为，我们所说的交易成本有两种，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别的制度的运作信息及所带来的成本，当打开国门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其他经济系统的运作信息，那么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大量地降低。我今天不想花太多时间谈那本书，只是提一下，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长的章节探讨了这个有关制度变迁的基础理论问题。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香港的中文报纸邀请我写一些中文文章，把经济学的道理介绍给中文读者。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用中文写作过任何东西，所以当时有人笑话我，他们认为我的中文文章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加之我对现代话即白话的中文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在我的文章里放了很多古汉语的东西，把它跟现代汉语揉和在一起。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写作风格，且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有不少学生就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说，那只是因为我不会现代白话文，所以我才这样写。我的中文文章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是自己直接写成中文的，当然这也是得益于我太太的帮助。对一个从来没写过中文文章的人来讲，每个星期写两篇，而且每篇有二千五百字，这可不是件很容易的工作。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初，当时在香港和大陆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当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出现以后，当天打到我办公室的电话整天未停。那文章的中心是想解释为什么大陆不允许大家听邓丽君的歌。一九八三年中国各个大城市都在播放她的歌，但政府是不允许播放的，因为他们认为邓丽君的歌会污染中国人的精神。按照马克思的定义，邓丽君并不是一个资本家，她是一位工人。但是她只需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赚好几百万元钱。她也没剥削任何来听她歌的人，也没有剥削任何买她歌唱会票的人。所以那些资本家或公司管理人员都恨不得给她下跪（求她）和他们签约，所以就要问那个剩余价值到底在哪里。当然在卡尔·马克思那时，英国著名的披头士乐队也不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么多人对邓丽君的歌有这么大的反响，我才决定用中文写写这些现象。
这之后我就开始专门写一些关于中国发展变化的文章。但是你们要记住，我是在一九八一年我的这个理论框架已经基本成熟之后，才开始写这些文章的。所以，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我开始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用的是一九八一年就完成了的那个理论框架。到现在为止，我大概已经写了一百来篇文章来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因为我的推测是建立在真正的理论的基础之上，所以我所有的预测都是准确的，从来没犯过任何一个错误。也由于我的预测太准了，结果很多人都以为中国政府在听我的。其实我并不是他们的顾问，或者其它什么之类的。只是因为我预测得太准了，所以他们以为中国领导人在听取我的意见。
在这以后，北京也派人到香港和我谈一些事情。但是我自己坚决认为经济学家是没有办法来真正改变世界的。同时我也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如果我们真正回顾一下，我们会发现要把中国从那种状态下改变过来，而且是在非常短时期内实现这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一个人到了七十五岁以后，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不过是刚好生得逢时，在恰好的时间，在恰当的地点，使用恰当的语言，而且也刚好知道这个恰当的理论而已。
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这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了。我所担心的一直是中国的改革推进得不够快，中国的改革走得越快越好。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学家希望改得慢一点，但是我希望它快一点，越快越好。因为那些建议走完全渐进道路的人，其实对经济学理论不够了解。在这个社会经历巨大变迁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人都希望出来讲几句话，其实很多人讲的都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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