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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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那些不愿再作“工具”的、不甘自暴自弃的、不想随风转舵的人们，怀抱对国家、民族和自己的责任感，开始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去追求和创建美好生活的进程。当年的知青们中的现状，虽然差异甚大，大概都在努力解放着自己吧。
3 这本书，还为当代中国的湖南，留下了关于知青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可供从事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工作者在探讨有关问题时参考。有人把档案馆喻为“珍藏脚印的地方”，那么，这本书就可称作珍藏湖南（特别是长沙）知青脚印的书。它是大有挖掘价值的。
这本书里的一位作者，对知青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另一位作者，因《江永县志》大事记中一九六七年的一个条目“为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蛛丝马迹”，表露了些许宽慰之情。其实，值得宽慰的还不止于这一些。在我的手边，就有两种既非别史也非野史的史书，对中国的、湖南的知青运动写下了引人注目的文字。
对整个知青运动作出评价的，有历史学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它在第四百三十二页中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几年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共达一千六百多万。广大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出一百亿元。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湖南知青运动的特殊之处作出说明的，有《当代湖南简史》。它在二百三十四至二百三十五页，为湖南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开始这个运动提供了历史背景。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将湖南省委送陈的材料和报告作为重要依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一九六四年一月，湖南省委就在省、县、公社、生产队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四月，发出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指示，要求将教师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等三十种人清理出去；八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来湖南视察，就社教运动发表讲话，进一步指出：城乡基层目前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夺权”，要开展“革命四清”，并扩大“扎根串连”、“人海战术”、重划阶级成份的“桃园经验”；九月，数近九万名工作队员被派往农村。也就在这个时候，仅长沙一地即有六千多知青（“出身不好”的占百分之八十四）被送进“广阔天地”。由此可知，湖南“老知青”的上山下乡以及他们下乡后的先宠后辱和宠辱皆惊，都是社教运动的副产品。这本“简史”的二百五十三页，还对一九六七年八月的屠戮和恐怖，作了记载，它说：“当时，在湘西南的几个县份，尤其是道县一带农村，由于长期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影响，加之机构瘫痪，政局失控，一些品质十分恶劣的分子乘机煽动‘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你不杀他，他就杀你’，擅自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制造大肆杀害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或其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的恐怖事件。有的人妻女被夺，家产被分，有的甚至全家被杀。”这一页页末的注释还说，事过十八年后的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共湖南省委认为，对道县“文革”中的“杀人问题”，“应该认真和慎重地清查，对被害人家属作好善后安置，对煽动和组织杀人的主谋、主犯依法惩办，对参与杀人的人员根据罪行或错误及认罪态度分别处理。”“道县清查处理的结果是：共判刑四十人，开除党籍五百五十六人，给予其他党纪政纪处分的八百九十七人；对二千二百五十一位被害人遗属，逐户走访，妥善处理了遗留问题。”这和《江永县志》大事记所述：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界牌公社文革大队出现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并波及县境一些乡镇，县人武部立即派干部下乡制止。一九八七年，对被杀人员进行平反；乱杀人犯分别受到法律制裁和纪律处分”，是能够相互印证的。由此，《我们一起走过》里的《八月的逃亡》中的描述，也可以确信无疑。
我把史书上的有关段落抄摘于此，说明了一个事实：不能忘记的历史，历史也决不会忘记。而《我们一起走过》中记录的种种，正是将来编撰中国或湖南的知青运动专史的人们所需要的。
历史是不应当轻视的。我们的民族似乎可说是非常注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民族，可惜，它好像又是容易遗忘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民族。重视用历史的教训教育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可以激励大家为防止历史倒退，制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作出努力。
怅望千秋的历史情怀
？ 罗成琰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情怀。古人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千岁忧”当然指向未来，人们关注和思考着千百年以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但它同时又指向历史，是人们对自己所走过的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的一种回眸与反思。无怪乎中国古代的文学一直对历史一往情深，怀古览古吊古之作比比皆是。即使是一些描写现实的作品，也常常浸透着悠远的沧桑之感，今天与昨天遥相呼应。
实际上，历史情怀是人们以自身的生命去感悟和体验历史，是去历史长河中寻找属于自己生命结构的那部分底蕴，是去破译构成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的文化密码。作家常因历史情怀而博大，作品也常因历史情怀而升华。
李元洛先生的新著《怅望千秋——唐诗之旅》便是这样一部弥漫着历史氤氲的作品。作者站在二十世纪末，远眺千秋之前的唐代，与唐代诗人对晤，与唐代诗歌神交，说不尽的历史感喟，道不完的人生咏叹，作者种种复杂的意蕴和情思尽在“怅望千秋”四字之中。
人们走进历史，并不是盲目和莽撞的，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扬弃，人们在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在发现那些使自己激动和震颤的事件。李元洛先生自云：“在纷纷扰扰琐琐屑屑的日常生活中，在酒绿灯红人欲横流的滚滚红尘里，我常常怀念和重温千年前的唐诗，如同晤对一位能以心相许的朋友。”“与那些出色的唐诗与唐诗人相对，炎炎酷夏，手捧的是一握使人心肺如洗尘俗顿消的清凉；凛凛寒冬，身拥的是一团即之也温生机不息的炉火。”正因为作者把唐诗和唐代诗人视为心有灵犀而可神交的友人，所以，他才充满激情地去亲近和拥抱它们，用自己的生存体验和审美感受去重新诠释与激活它们。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这样一部以唐诗为审视和论述对象的著作，为什么没有去寻章摘句、引经据典、训诂考证，追求所谓的学术性，而是把艺术的聚焦点投射在诗人不幸的身世、悲剧的命运、绝世的才情、桀傲的性格和高贵的灵魂的描述与塑造上。作者写杜甫，主要落笔于他晚年的漂泊和病体的支离，落笔于“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人生况味，落笔于他虽然日暮途穷，却仍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以一己之心担荷天下人之苦难的良知与人格力量（《怅望千秋一洒泪》）。作者写王昌龄，突出的是他傲视权贵，嫉恶如仇，脱略世务，不拘小节，作者对这位“诗家天子”竟然不幸屈死于恶吏之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正人君子往往受制于得志便猖狂的小人，有的甚至死于其手，这真是历朝历代都花样翻新地上演的悲剧。”（《诗家天子》）作者写柳宗元，刻意营造的是寒江独钓的意境，抒发了柳宗元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境况中，远谪南荒离群索居的孤独和坚持信念不随俗浮沉的孤傲。（《独钓寒江雪》）作者在抒写上述诗人生活的痛苦和孤独的同时，还上升到了生命与宇宙的层面，对小与大、偶然与必然、短暂与永恒、天长地久与易折易逝之间不可消解的矛盾进行了紧张的思索，对人生和宇宙的终极意义进行了“天问”般的探寻、追求和呼唤。
历史情怀不同于历史理性。它面对历史不可能冷静客观，无动于衷，一副铁石心肠。相反，它常常显得多愁善感，儿女情长，并注入了作家的主观情感和生命体验，历史与生命融为一体。李元洛先生在该书中既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唐诗之旅”，又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生命之旅和心路历程。作者同唐诗仿佛是一种异质同构关系，唐诗中的一些意境、意象和情感唤起作者多少身世之感和生命之慨。六十年代初，作者曾经万里迢迢，远赴青海谋生。迎接他的是辘辘的饥肠与冰冷的荒凉，可他也与唐代边塞诗中的明月撞了个满怀。一轮边塞的圆月，正从群山之上涌出，圆在高原纤尘不染深蓝如海的天空。作者油然记起李白的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轮边塞月给了作者极大的慰藉，作者甚至感到哪怕历尽磨难，只要与李白的边塞明月千年后实地相逢就感到很满足和富足了。唐代诗人对时间和生命特别敏感，他们的许多诗篇都表现了韶华易老、青春不再的感伤和珍惜青春与生命的永恒主题，“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少年安得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李贺），“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杜荀鹤），这些诗句激起了作者强烈的共鸣。作者感觉仿佛是在转瞬之间，自己的青春已不知去向，中年也下落不明，李商隐的夕阳已斜挂在向晚的天空，于是，作者不禁蓦然心惊，怆然回首。但作者仍在赞美青春，向往青春，甚至期待自己的夕彩能在一夜之间变为壮丽的朝霞。作者不仅在《全唐诗》里进行他的“唐诗之旅”，而且追踪千年前诗人们的足迹，跋涉在唐诗中出现过的名山大川与名胜古迹中。长安、渭城、灞桥、兴庆宫、大雁塔、华清池、曲江池、五台山、庐山、滕王阁、永州、浯溪、龙阳、南湖、汨罗江这些唐代诗人们游历和吟咏过的地方，都叠印上了作者的屐痕。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时间已逝，而空间犹在。作者在这里寻寻觅觅，寻觅诗人们当年的身影，感受诗人们当年的境遇，捕捉蛛丝马迹般的历史信息，抒发千年后一己的情怀。主体生命的介入，使唐诗变得生动与鲜活；而唐诗一经与作者的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又使作者变得博大和丰富。
历史情怀并不要求人们钻进故纸堆，一味沉溺于古旧的岁月。它倒常常与现实关怀密切相连，甚至充满着现实批判激情。将历史延伸到现实，又将现实回溯到历史，历史与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