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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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稿呢？也许文学编辑们能说上一通。但是，作家们坐到一起，很难说拢这一话题。问题就在这个“好”字！各种不同的眼光，能够说得出“好”的，怕也是“You can't step twice into the same river”。于是我更有另一种难言，那时的我真正是默默无闻，退稿如云，不见哪家报刊垂青于我，连个笑脸都少有。对于邹镇的信和热忱，我少有搭理。但在这几信之后，我还是把手边一组三篇小说寄于他。这是已经有过几番退稿，而且多家编辑一致认为没有达到发表的程度。只有《清明》的孙叙伦，念念不忘，说是自己没有定稿权，否则他是一定要发的（若干年后，他还那么记得其中一篇的主人公“冯老八”）。寄于邹镇，并非敷衍，实在是自己钟爱那组小说。倒也是怪，不久，邹镇来信说已经送审。过了几天，说是通过了一篇《二先生》。又一星期，说是发稿了。后来就没有消息了。过了一阵子，邹镇说是离开了《百花洲》，稿子问题，他让我直接找蓝力生。我写了一信给蓝力生，蓝很快回信说，发一组有困难，还是先发《二先生》。
不久，《二先生》在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百花洲》发表。
一九九○年前后，《钟山》徐兆淮转来消息说《百花洲》的洪亮向他打听我的地址。接着，在南京徐兆淮家遇到洪亮。一别有日。洪亮来信说希望强化《百花洲》的散文，盼我给他写些。正好我手边有几篇，便寄于他（《远远地看你》《故栖》）。一九九二年，我在深圳采访，洪亮知我正经历了深圳那场股票风波，也在写这一题材的报告文学。但是否给《百花洲》，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资让我去采访的。在一次通电话时，洪亮让朱焕添与我通话。他那浑厚而一锤定音的感觉使我久久难忘。后来，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百花洲》几乎用整本的篇幅登了《最后的晚宴》。我与朱焕添的电话就多了，许多时候，是他主动来电话。后来，是我打给他多。他向我打电话是打听一些选题，而我打电话则是向他寄稿。记得有些时候，百花洲出版社数人都分别与我约稿，造成了个别同志说我乱投稿。解释是没有用的。朱焕添同志知道后，多次在电话里对我说，没有想到像你这样并不愁发稿的人会一点不计较我们的态度。我说，我的吴域文化小说能够在全国有一点点的立足，首先是功归《百花洲》，鉴于此，我不会计较一些同志的态度。后来，他发表了我的《煮火》（就是孙叙伦念念不忘的“冯老八”），接着台湾又出了单行本。我写信告诉了他，并寄了一本台北远流版的《煮火》于他，他非常高兴，兴奋地给我来电话聊了很长时间，谈到了我以后的作品，他说我的中篇普遍很长，希望能短一些。而我说，长短应视内容而言，对于我的作品在《百花洲》发不发，我并不很强求，只是希望我推荐的作品，尽可能上。在有一期只能上由他责编的一篇中篇时，他打电话问我，我说把我的放下，上我推荐的那篇。他在电话里说，我真的想不到你会这样热忱对待别人，你的那篇，我一定会安排。后来，他没能安排上便出国了，出国回来后，住院了……
从此，我与《百花洲》恢复到了“陌生”的时代。
文学刊物，应当是作家的“家”，更是各种流派的“沙龙”。在中国，刊物因人而生存，每个编辑都以自己手上有自己的“作者”为生存条件的做法，实在叫我不能理解。常常遇到国外的同行，听说他们那儿也有这种现象，但他们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因流派而聚。中国的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台湾也一样存在。有好多次，痖弦来信总是说岛上的作家抱怨他们发表了太多的大陆作家作品，使岛上的作家生计成了问题。据说，许多刊物的编辑常常以自己能组到稿而在编辑部地位显赫，这种现象是否正常，我不能说。但这也多少反映出一种工作的能量，仅此而言。
我没有与朱焕添见过面，他在电话里虽然说过多次希望我能去看看南昌，话语中又多次有要我能够谅解的意思，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又颇费解。现在想起来，我是明白了一些。朱焕添以他宽容待人的胸襟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对作家与编辑部的一些误会，他总是主动地向作家联系解释，使人感觉到并非是作家与刊物的“稿件关系”，而是朋友。刊物与作者，自然应该是朋友。先是朋友，再是“生意”，事情可能就好办多了。刊物退稿，作家也不会有什么怨气。这正是先辈郑振铎他们那一代人的风格。这样的人，现在是少了。在无数次通话里，我认定，朱焕添正是这样的人。许多与我一样感觉的人，正是冲着朱焕添同志这样的胸襟去的。朱焕添先生走了以后，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感觉到了庐山的凉意。这倒也无所谓，文坛四季转着吹春风也是一种正常。
七年的交往，没有能够见一面，通话无数，竟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这大概也只有像我这样的作家才有的事，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哪个会不知道刊过自己多部作品的刊物门朝哪开？主编何貌？
不知我做的到底对错，但有一点，我是要抓紧补课了，免得留下遗憾。
王实味与胡适
？ 程巢父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全国第六届书市在武汉开幕，黄山书社以提前赶印的《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参展。十六开影印本，四十二巨册：二万六千元。惜无力购藏，艳羡不止。后来在南京、苏州、上海、武汉等古籍书店及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见到，唯望架兴叹而已（数年来此书已成各大城市第一流书店如“上海书城”镇店之籍）。五年来魂牵梦萦而不得亲炙之，今秋始购得一部（当然不是原价）。书未来，夙夜企盼；书来日，“内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娱以自乐”焉。它在胡适研究领域，其资料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殊不知此书仅印二百部，弥足珍贵！此文为藉助此书文献的开局之篇，兹略识之。
王实味与胡适的交往始于三十年代初，仅通数函，未曾谋面。原因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上，决议设立“编译委员会”，聘任胡适为委员长。王实味寄了一部译稿给胡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王致胡之信：适之先生座右：月前致书冒渎，并寄上拙译样稿恳先生校正，行将匝月，未蒙赐复，想系先生多忙，无暇应此渎烦。思之不胜惶愧！果如所云，请先生即将寄上之译稿及原书掷还，俾免系望。
多扰清神，维先生谅之。
即颂道安王实味 十一月九日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这封信应属王致胡之第二封，此前，即十月十一日或十二日（依第三信定此信日期，见后）随同译稿尚有一信，今不存。
王实味，一九○○年生，河南潢川人。早年考入北大，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共，后自动脱离。曾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当过小职员，在家乡教书。原名叔翰，笔名实味最早出现于《创造月刊》。在三十年代初，他大概已成为一位很有功力的翻译家了，故而敢于主动向编译委员会寄稿。编译委员会简章第二条规定：（一）历史部选择世界史学名著，如时代史、各国史，或一种学术或一种运动专史之类，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二）世界名著部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三）科学教本部审查国内出版之各种科学教本，依据实地需要，延请专家编纂适用之教本。我想王实味所译大概属第二类。
迄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王又有致胡第三信：适之先生座右：阅报见先生近已返平，不知前上各函俱承鉴及未？拙译样稿寄上已九十日，敢请务于最近赐一结果！先生为国家社会多劳，味所深敬！然既主持译事，似亦不宜如此偏废。心爱贤者，敢贡愚忱。尚希鉴谅！祗颂道安王实味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此信二十年前中华书局编印《胡适来往书信选》时不载，台湾胡颂平生前亦未见此信，故其于一九九○年十一月最后校订《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亦未涉及，惟《秘藏书信》辑存之。
因为三个月王实味没有获得回音，信里已经微露埋怨情绪了。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教养大都不差，仍然保持了容忍气度与敬重尊长之礼。看来王实味似乎没有正式职业，在靠译书投稿维持生活，故有紧迫之感。此段经历只有靠刘莹夫人（今已九十三岁，未知健在否？）或其哲嗣来证实了。
这期间胡适在北平忙些什么呢？时值“九·一八”以后，国事纷纭，胡适在忙他们的《独立评论》和学人干政。迄五月三十日，事情有了结果，胡适才给王实味复信。文曰：实味先生：尊稿为审查所搁置，延误甚久，十分抱歉。现已取回，送呈先生，千万乞原谅。
有几处有审查人校记，想先生不见怪。匆匆，问安。
胡适上 廿二、五、卅实可惜译稿未被采用！当年编译委员会的稿酬是很丰厚的，其简章第六条：译稿与编稿，由委员会酌送稿费，约以每千字五元至十元为率。
这稿酬在当年的实际价值如何估定呢？若以单身人过平常生活，每月十元足矣。即王实味的译稿为编译委员会收购，王则可得稿酬数百元，可以维持数年的译书生活。而译稿若被接纳，王、胡的交往或可能延续下去，不一定后来王就必向左转。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购、阅书及投稿都极方便，他就不一定会离开上海，阴差阳错地去那是非之地，写那《野百合花》，种下亡于非命之因。中国真糟塌了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翻译家和杂文家！
假鲁迅事件真相
？ 余开伟二十年代末期，曾经发生过一起有人冒充文坛泰斗鲁迅招谣撞骗事件，当时曾经轰动一时，成为读者关注的社会新闻。然而，时移世易，年湮代远，这个事件现在早已被历史淡忘，鲜为人知。只是在有关史料和鲁迅先生著作中尚有记载，可作轶闻趣事聊为谈助，事情经过是这样：当时上海政法大学学生马湘影（字萍痕）女士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遇到一个自称“鲁迅”的人，此公向她吹嘘其小说集《彷徨》销了八万册，但他并不满意，扬言不久将创作惊世骇俗的小说让人们耳目一新。而且，这位自称“鲁迅”的人还告诉马湘影女士，他在杭州苏曼殊大师的坟旁题了四句诗，并将此诗抄录送给了她。诗文如下：我来群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临别时，这位自称“鲁迅”的人还答应马湘影女士今后可以写信求教，他一定热情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