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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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儒道互补的处世原则，原也是对大儒，即多少具有独立人格的大知识分子而言的。余秋雨，作为一般文人，我们自然不必以“兼济”之志相要求；他常常写到退隐，但也绝非“独善”，因为这是需要具备自省的能力的。他认为，退隐“与显赫对峙”，“与官场对峙”；而“最佳的隐潜方式”则是：“躲进江南小镇之中”。这是一种颇为独到的眼光，他说：“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他不满于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也都因为具有“小”的格局，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关于苏州，他没有盛赞“圣朝气象”的种种，着眼的是其中的“轻柔悠扬，潇洒倜傥，放浪不驯，艳情漫漫”。唐伯虎是此间的著名人物，称得上“非官方文化”的代表，余秋雨称之为“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大约是把他当作处于仕途不畅阶段的文士的一个样板的罢？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隐士是最接近官僚的。余秋雨抱同情于文人的“隐蔽”，虽谓是不得已，但也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用他的话就叫“人生范式”：在保全生——现代相对应的语词就是“安全感”——的基础上，如何以最稳妥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既可避免官场的纷扰和险恶，又能获得一切，“精神”与“体魄”兼全，“深邃”和“青春”同在，无衣食之虞，而有园林美女之乐，最终还可以让历史“把他的名字记下”。
余秋雨的才子气，在《吴江船》中有着最为恶俗的表现。文章以文革为背景，写大学生派出的战斗组，由工宣队率领，在农场进行“斗批改”的情形。当时，“提思想、排疑点、理线索、定重点”，有好几个“小集团”被清查出来，在公布的名单中，有一个据说罪行最严重的女学生投湖自杀了。文字很有诗意：“她的衣衫被撕开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接着写摇船运送遗体，夜经垂虹桥，这时，作者就引了宋代诗人姜夔与他所爱的姑娘小红坐船的记游诗：“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如此把悲剧喜剧化，情趣化，以美掩盖罪恶和痛苦，简直到了没有人气的地步！
一个对身为“御用文人”的历史讳莫如深的人，一个对他人的苦难如同隔岸观火，毫无恻隐之心的人，一个对自己的美艳生活津津乐道的人，一个对大众传媒深感兴趣，积极进行自我炒作的人，有什么可能具有所谓的“历史沧桑感”和“人生沧桑感”呢？余秋雨散文中的所有材料及其粘合剂，其实都是从死人那里借来的，是以一种呆板的书面语言，程式化的结构，对古代知识分子轶事的拼凑和复制。没有自己的真声音，只有一副柯勒律治说的“假嗓子”。最明显的是《道士塔》对道士的描绘，通篇是臆想虚夸的废话；又如，《遥远的绝响》写稽康临刑时的几个“他想起”，以实为虚，真中见假，给人以十分拙劣的编造的感觉。作为历史知识的大众普及读本，余秋雨的散文，思想是腐朽的，情调是没落的，风格是远不成熟的。什么《智能的梦魇》《遗憾的真实》《褪色的疑问》，甚至连题目也是不通的。这样一个从学院的后门里出现的作家，居然被其他作家批评家出版家簇拥起来，视为“大人先生”。及至出版《霜冷长河》，完全卸掉了惯穿的古代袍服，毕露现代才子的形相，扭捏作态，招摇过市，竟也还赢得众多看客。除了证明普遍的知识的贫困，灵魂的空洞，趣味的低下，还能证明什么呢？
余秋雨个别篇什，如《老屋窗口》《酒公墓》，不为大家所注意，倒算得文情俱佳。这样的作品，大约因为牵涉私人记忆，尤其与童年相关，那种天然的淳朴，使他不敢，或竟至忘了造作与夸张的罢。
在中国作家中，张承志无疑是色彩独异的一位。一，他具有作为语言艺术家的多方面的品质：敏感，激情，想象力，神秘，偏执，辽阔。这种天赋是罕有的。二，在可塑性极强的青年时代，作为“知青”，有条件接近草原和牧民，从而获得一种大地感，底层意识，诚实和淳朴。三，历史学专业训练，扩大了胸襟，视野，气魄，尤其是生命的深度。四，出身于少数民族，皈依古老的伊斯兰教，使他一直生活在精神领域，生活在信仰，拒绝和斗争之中。他把这种斗争叫做“抵抗”，植根很深，对付各个方面，而且贯穿始终。这是一个极富于生命原质的骚动不安的作家。他坚持以灵魂写作，理性并不如“正常人”的健全，有时几近于疯狂，完全迷失走向。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发现某些同大地有关的成分，红罂粟一般的令人颤栗的美。
草原的知青生活对张承志来说极其重要，构成其生命和文学的底色。他说：“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草原是养育了我一切特征的一种母亲”。这种强调，一点都不过分。他不但从草原中获得文学素材，创作的欲望和灵感，写出了出色的草原诗篇，更重要的是从此获得了一种精神的依靠，一种力量，一种信息，一种几乎用来评价所有事物的标准。草原是至高无上的。黄土高原是它的延伸，或者可以说，它们本来就毗连在一起的，因为那里有着同样的人文色彩。他说：“只和朴素的黄土高原上的民众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占据着我们的水平，这一点使我心碎，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动人的事业了：让尊严和高贵，让学术和文学属于褴褛的底层，让知识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牢牢地在一起。”正是凭着这底层对他的精神滋养，使他的灵魂壮大到可以独往独来，反体制，反主流，可以同一直浮在上层而接近权力与荣誉的中国知识界决裂，并有了嘲笑的权利。他写道：“当我认识的刀剥着《清史稿》、剥着Dollonue传教团记录、剥着Y·Fraicher著作的纠缠深深切入之后，我就永远地否认了统治者的改革和盛世——我不同于你，喜欢系红领带的暴露派作家。在你们欢庆‘创作自由’吹嘘‘文学迎来黄金时代’时，我已经在西海固的赤裸荒山里反叛入伙，我从那时便宣誓反对一切体制。”写到西海固，他那么一往情深，说：“我在西海固放浪，满眼是灼人眼目的伤痍风景……我永远地恋着那一个个专出牺牲者、被捕者、起义者的家庭。”但是，从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开始，张承志就没有对自己的“知青”身份和受命接受“再教育”的集体行动作出必要的、深入的思考；他保持了从“红卫兵”而来的优越感，保持了对“群众”——这个语词在“文革”十分流行——的膜拜，对“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性的认同。在红卫兵运动结束以后，他并没有受挫感，依然以“天——可以读作‘领袖’和‘群众’——之骄子”自居，把自由看作是已然拥有之物，而不是相反，不是最稀有最匮乏的东西，所以才会说：“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关于“幸福”，他在另文解释说，是因为从知青经历中获得了“两种无价之宝：自由而酷烈的环境与‘人民’的养育。”他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作家由于历史的安排，都有过一段深入而艰辛的底层体验。由于这一点而造成的我们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也许是我们建立自己的文学审美和判断的重要基础。”知青是一个群体，这里的“底层体验”其实是一种群体性体验，而不是纯粹的个人生活的体验，从内容到形式，如果不能由前者转变为后者，情况可以很不相同。何况，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前体验的问题，体验主体的素质，境遇问题，等等，我们都必须面对。作为一个观念，“自由”是离不开“权利”的，正如“人民”离不开“国家”一样。如果我们对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以及个人在其中的具体存在缺乏理解，就根本无从把握“人民”和“自由”的真正涵义，没有能力在不断发生的众多的事件和问题中间，追及不自由的因素和反人民的内容。张承志明显地是受了障蔽的。当他感觉着置身于“人民”中间时，不是把自己看待为底层的普通的一分子，没有感受到作为“此在”的有限性和渺小性；他总是把个体同群体合起来，或者悬置于底层之上，充当底层的代言人，小领袖，甚至救世主。他说：“十世纪时，伟大的神秘主人诗人哈拉智在陶醉中感受了信仰的真谛，于是他高喊：‘我是真主！’——今天，背倚着数十万贫苦强悍的哲合忍耶回民，背倚着渴望正义和美的中国青年，在这种陶醉中，我也想高喊：我是诗人！”所谓“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