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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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的哲合忍耶回民，背倚着渴望正义和美的中国青年，在这种陶醉中，我也想高喊：我是诗人！”所谓“幸福”，所谓“陶醉”，都是因为他把自己置于某种“巅峰”位置所得的“巅峰体验”，他发现了自由的终结，正义和美的终结。一切伟大的事物通往他这里就是终结。
而这些，都是同红卫兵的经历有关的。张承志用日文出版过一部叫作《红卫兵时代》的书，自诩为关于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正确的总结之作，而且坚信，未来的年轻人将在作为红卫兵的他们这一代的熏陶下成长。可以认为，这是一本布道的书。他在书中写道：“我毕竟为六十年代——那大时代呼喊了一声。我毕竟为毛泽东——那位中国史上很可能是最后一位巨人的孤独者提出了一份理解。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和叛逆性质，坚决地实行了赞颂。”他对红卫兵运动一直持极高的评价，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对他个人的思想道路的肯定：“应该说，不是法国五月革命的参加者，不是美国反战运动的嬉皮士，是我们——我们这一部分坚决地与官僚体制决裂了的，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真理的中国红卫兵——才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象征。”从对张承志的影响来说，文革提供了两个支点：一是崇拜，二是造反。从成吉思汗到毛泽东，这些以暴力斗争和征服著称的伟人，都是张承志崇拜的偶像。当“英雄的时代”业已结束，他便独上英雄路，荒芜间继续那震古砾今的伟业。文革崇拜其实是个人崇拜，英雄崇拜，一神教崇拜。因此，文革也有被称作“造神”运动或“现代宗教”运动的。在张承志那里的许多字眼，如“清洁”，“神圣”，“伟大”，“崇高”之类，都导源于此；后来对伊斯兰教的皈依，同样导源于此。
文革早期流行的口号“造反有理”，原出于领袖的号召，所以造反与崇拜是不可分割的。作为争取拥有“红卫兵”一词的发明权的人，张承志至今仍然十分神往于当年的狂热。他曾经写到把狼牙山当作圣地朝拜的往事，为了“模仿英雄”，先后两次登临，“心中充满豪迈的感受”。这是暴力崇拜，牺牲崇拜，甚至可以说为崇拜而崇拜。张承志把这种崇拜精神称做“洁的精神”。他特别向往史记里的刺客，称是“古代的洁的精神”。他标榜自己的“反体制”斗争，其实都是本着这种精神进行的。殊不知，这“体制”建立的历史也就是神的主宰的历史。在文革中，一种政治投入——紧跟红司令造反——已然使张承志和他的红卫兵战友产生了“听话的身体”。既是造反的、叛逆的身体，又是被控制、被征服的身体。这时，人的身体全然陷入了某种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的网络之中。红卫兵运动适时而顺利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都是因为这身体，支持了体制的恢复和秩序的重建的缘故。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庞大的游侠群。鲁迅曾经论述说，流氓是从游侠——古时候的刺客即属侠之流——变迁过来的。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鲁迅说：侠是“犯”，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张承志说“反体制”，无疑是夸大之辞，只是出于自恋，抹杀了许多盲从的事实，将暴力涂了英雄的油彩，使之化为一种莫名的“强硬的反叛之美”而已。
王蒙有“少布情结”，张承志则有“红卫兵情结”。比起前者，后者距离官方相对较远一些，有一种游侠精神，其实也就是流氓精神，也可以叫作“侠气”或“流氓气”。鲁迅不只一次例举《水浒》的人物李逵，说“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所以又称“水浒气”。张承志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独行侠，身上是分明有着一股“水浒气”的。
张承志多次提到内蒙草原、新疆和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三块大陆。他把它们比作同时向他哺乳的“三位母亲”，并且问：“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吗？”这个秘密就是挑战汉文化的一种精神。他说，他为这精神而活。民族文化问题和宗教文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文明共生的环境里，任何民族，任何宗教都应当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应当致力于这一基础之上的彼此间的和平交流。在历史的大框架内，确乎先后出现过不平等，歧视，敌对和侵略的关系，但是，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仍然不能放弃人道主义的原则，目的是使人类在战争和奴役中返回文明的原点。张承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就不是致力于民族和人民之间的隔阂的消解，而是执意地保持隔阂和对立。他高度赞美回回民族及其宗教文化，在文化比较中，力图证明其与汉民族及世界其他民族宗教的优劣所在。他说：“中国没有宗教，不懂羞耻；中国人将因此永无团结之日也永无出头之日。世界有三大神教但同样不知羞耻，世界将在不义中危险地走向更大的危机。”他把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简单化地归结为民族宗教问题，并且以自己崇奉的教派的教义为最高真理。他认为，他所代表的民族和宗教是最优秀的，却相反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于是为封闭、仇恨、报复找寻根据，常常以拒绝交往和理解自傲。他描述说：“天生缺乏神性和精神需求的中国人（我指的主要是汉族）对他们不无嘲讽地摇摇头，打个哈欠，对于孔孟之道的子孙们来说，回回民族的心理是超重的，对牺牲的渴求是夸张的，性格是偏激自傲的。”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是语言符号，他夸耀且不无矜持地说：“西北回族地区存在着大量堪称文学精品的抄本，作者们干脆使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这一现象尖锐地告诉人们：我根本不打算让你理解。”回族祖先的这种不屑与共的态度却没有为张承志的创作实践所继承，——他使用了汉语！虽然，他一再强调汉语写作的无对象性。正如他诅咒日本的“文化侵略”及其他种种，却要用日文写作和出版自己的著作一样。虽然对外，作为一种文化抵抗，他表示坚信“绝对必要”用“不可征服”的中文写作。这也正如他义愤填膺地控诉世界列强，以及外国资本家的万般罪恶的同时，仍然“受虐狂”似地从东洋跑到西洋找工作。人生是悖论的存在。在生活中，不可能彻底排除矛盾，而在“澄明”之境诗意地栖居。但是，如果从来不曾审视自己和批判自己，那么，从最率直的告白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那样一份矫情的地方。
文革期间，有所谓“输出革命”。张承志以鲜明的回族中心意识，输出“素质”和“精神”，包括向中国。在《南国问》一文中，他借回族人海瑞宣扬一种民族优越感，说：“回族的宿命就是向中华大地输出最优秀的儿子——就让他在自己的选择里获得安宁吧，做中华的儿子，为中国输入烈性的血，永远是值得的一件事。”因为海瑞曾经在海南任职，海南的面积之大，竟也会使他觉得兴奋，说道：“那么它就可能平衡台湾岛。”他怎么会选择“平衡”这样的字眼呢？在他内心深处，总是潜伏着骚动着一种较量的、斗争的、征服的欲望。他有一段关于友与仇，人与兽的独白：“今天我重视自己的特殊性，背靠着‘哲合忍耶’——我开始急速地自尊。这是我要求中国文化接受的一个外来语借词，尽管它诞生于中国母体之中。人们向中国输入了那么多外来语，那些都是世界体制的渊薮——盎格鲁·撒克逊的货色；而我输入的是一种烈性的血，是一种义，是一种信，是一种叛逆和坚守的素质。同时，它也是最本质的‘友’。”“我愿意责备自己以这种‘友’的尺度苛求每一个友人。但我别无选择。极端做为正义的绝望嘶吼时，人无权谴责它。”“在与哲合忍耶回民结合战斗的日子里，我敏感地明白了与旧日友人的分歧。友谊若没有信仰为支撑，那友谊确实不是钢。”于是有“撕名片”之举。那是出于一种“幻想、软弱和奢求”，即在完成两年之久的国外流浪生活之后，在希望幻灭之后，在尝试了委屈求活的况味之后，在谋生失败的意义被象征性地放大之后的一种快意的报复。他迫害狂似地放大了人类的敌意，把所有的爱，同情，援助，都看作是虚假的，于是决心毁灭所有的现实关系。“撕名片”在个人的生活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张承志也十分重视这个事件，并且推而广之，把它视作一种“方法”，说是“对一些人或一些民族，一些处于关口前的国家，对一种思想来说，这种方法是必须的”。他决裂，他摧毁，在决裂和摧毁中期待新生：“清真寺尖塔上挑着一勾弯弯的镰月，它不仅仅是伊斯兰信仰的象征。像天上那座熠熠的金钉一样，像空气中游荡的那阵音乐一样，它在这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老国土上指示着一种异端的原则。它超越白昼，照亮暗夜，孤傲地对汉文明的继往开来表示沉默。它的无言之美，它的刚强之美，它的牺牲之美正与流逝的历史作伴，等待着一个遥远的未来，等待着一个在孔孟之道和孔孟现代派走到穷途的时辰。”在这里，“孔孟之道”和“孔孟现代派”都不是一个历史性概念，而是一个民族性概念。实际上，张承志是在期待着汉民族文明的消亡，而以伊斯兰信仰的优质原则取代之。在历史上，大汉族主义确乎给少数民族包括回民以严重的掠夺，奴役和各种损害，正因为如此，在《心灵史》以及其他一些随笔文字里，张承志热烈赞美“哲合忍耶”——一种穷人宗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正统的异端，国家统治者及其伦理哲学的异端。应当承认，这是不无积极的意义的。正如《杭盖怀李陵》说的：“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途。”敢于单身鏖战，敢于做抚哭叛徒的吊客，体现了他的底层意识和生命美学的光彩。我们赞美异端，因为它是弱小的，它不惜毁灭自己以对抗强权，在对抗中始终体现着平等和自由的人类原则。可是，在异端背后，如果仍然支撑着一个庞大的“统一”思想，舍我其谁的称霸意识，“举意统一人心和历史”；尤其到后来，居然借了国家的名义，无条件地“抵抗”西方，就变得十分可怕了。
张承志不能容忍任何民族任何宗教高出于中国回族和伊斯兰，对别的民族的“高傲狂妄”特别敏感。他不论走到哪里，总是怀着一份保留，一份对比，保持着警觉，不为别的事物——哪怕是优秀的——所吸引而归附原来的中心。他到巴伐利亚，莫名其妙地全身“保持着一根弦的紧张”，说“我不能承认它是中心”。在德意志，他同样强烈地感受到了“异教的压迫”。在这里，除了天主教，还有“人种”。他不能接受德意志人庞大的躯体，称为“怪物”，说是“不用说制度政治原则穷富的区别，就凭大个小个这一条，战争也是非打不可了。我们怎么才能揍这种巨兽呢，恐怕只有靠亿万人一窝蜂‘攒’他了”。另外一篇文章还写到，他见到一个蒙古族美人与一个欧洲男子在一起时，也为这种不同种族的搭配感到不悦，说：“我虽然对非常便宜就挎上了北京大妞的老外早已司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