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2-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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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是这样，对新闻和教育就控制得更紧。1933年纳粹一上台就颁布了报刊法，规定“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的东西”。那么怎样才算是“正确引导”群众呢？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每天早上，柏林各报社、电台的编辑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由戈培尔或他的助手宣布哪些新闻应该发，哪些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写，标题如何拟定，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短评以及“读者来信”，口径如何统一。对于全德地方报刊和电台，则以电报、电话照此发出指令。新闻如此，教育更不能放松，还在维也纳当流浪汉时，希特勒就对学校教育和如何争取青年有过自己的“独特”想法，那就是最大可能地对教授和学术表示出蔑视：“教育的目标不是对学生灌输知识，而是要造就十足强健的体魄。”（希特勒：《我的奋斗》）果然，第三帝国的法律规定，要想在大学教书，必须先在纳粹冲锋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集训六个月。在那里，老师们的专业、见解乃至性格都要由纳粹专家加以研究并报告给教育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教师资格认证。而教育部长则由一名纳粹冲锋大队长担任，此人的名言就是“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至于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排上，更是处处体现着既荒唐透顶又血腥恐怖的纳粹思想。纳粹党执政的头五年中，因不愿归顺而被解雇的大学教授和讲师就有近三千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另外还有一些人逃到了国外，如爱因斯坦，还有一些人惨遭法西斯暴徒的杀害。
（三）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知识界实际上面临着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艺术、学术、良知固然重要，但生命毕竟更宝贵，第三帝国的文化精英们——无论是艺术家、记者或者教授——大多数都转向后者：保全性命。二十世纪德国一流的音乐家、现代自然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施特劳斯投向戈培尔的怀抱，担任了音乐家协会的主席，不惜以自己的名声和天才糟蹋文化。曾获得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本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霍普特曼，早期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还直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好评。然而在古稀之年却委身纳粹，第三帝国时期人们经常看到白发苍苍的霍普特曼和戈培尔手挽手走出剧院，以至于战后连一向以民主、自由标榜的美国人，也认为霍普特曼为纳粹服务得太周到而禁止他的剧本在西柏林美管区上演。
最耐人寻味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失足、附逆。
1933年4月，四十四岁的海德格尔据说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了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弗莱堡大学校长，5月加入了纳粹党，一次性缴了十二年的党费（刚好到1945年纳粹覆没）。10月，他又和另几位知名的教授、学者带领九百六十名知识界人士，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在任校长期间，他还不惜以低下的品格，打击、排挤他的恩师、现象学派哲学大师胡塞尔（犹太人）和曾是朋友的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因非议希特勒而被免职的雅斯贝尔斯（其妻为犹太人），甚至不允许已退休的胡塞尔进图书馆。战后人们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忏悔，起码揭露一下纳粹的罪行，然而他却隐居家乡小镇著书，连对奥斯维辛这样骇世听闻的事件都长期保持沉默。学术上的伟大与人格上的渺小在海德格尔身上对比如此强烈，反差如此之大，的确有点罕见，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是知识界的热门话题，竟至于形成了“海德格尔现象”，吸引许多人去研究探讨，眼见得又要成为一门学问了。
如果说，霍普特曼的晚节不保从一定角度说明艺术对现实的依附乃是历史的必然，没有霍普特曼也必定还有其他人，第三帝国不可能将所有的剧院都关了门，何况当时德国广大民众都处于狂热的纳粹梦幻中，清醒者只是极少数人，而任何一种艺术都必须至少吸引两个以上的人去欣赏，否则就不会存在。但作为哲学大师的海德格尔，却完全不必有这种考虑。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存在与时间》早在六年前就出版了，他的学术研究也不像剧本、音乐和小说，必须要有即时的观众和读者的认可。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应属于极少数清醒者之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烈士们都能做到的，然而身为“大智”的海德格尔，却在连一点威胁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彻底抛弃了一个知识分子起码的人类良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并且“决不忏悔”。这是在以实际行动证实存在主义哲学“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呢，还是在实践
“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人生观，抑或是在身体力行他一再声称的“自由是真理的本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管什么良知、正义、善恶、是非，以及活着就是死亡、哲学研究也就是死亡研究的虚无主义思想？
其实这一切无须得到答案，因为它并不重要。
对当事人的谴责，对良知的追问，也许会使一些历史疑团得到澄清，释放人们某些方面的情感压力，但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必须向谴责者和追问者这样提问：如果铁血大幕再次垂落，人们应该怎么办？还会不会出现大学生烧书，新闻记者欺骗，教授效忠，文豪和大师与之同流合污的事？因为马克思早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希特勒、戈培尔固然不会起死回生，但那些反人类、反文明的行为——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独裁，专制，极权，高压，威胁，阴谋，愚弄，操纵，控制，镇压，动不动就朝别人头上扔导弹，或者进行制裁，以及新纳粹主义，恐怖活动，邪教组织，贪污腐败，封建迷信，破坏环境，等等——难道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吗？
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说：“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诚哉斯言！
哲学的后楼梯
？ 朱人求
古希腊博学的诗人和评论家卡里马瞿斯说：“一部大书是一大灾难！”哲学著作的艰深和晦涩让人敬而远之，世人也因之加深了对哲人的误解。其实，在早期哲学家那里，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处理哲学的方式是他们生活方式的重要一面，最终这将会指点人们怎样去生活。也难怪金岳霖这样感慨：“在极端的情况下，他（哲学家）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思想与日常生活世界原是有内在关联的，它也蕴含着思想可以用生活故事来表达的潜在的可能性。对故事的好奇和热爱是人类的天性，每个人的童年记忆中都铭记着许多自己的和他人的、古代的和现代的、神奇的或恐怖的美丽故事，长大了才知道每一个动人的故事深处总隐藏着某些深邃的思想，每一深邃的思想背后都有一些美丽的故事。在思想和故事之间有那么一条神秘又隐蔽的通道，也许你每天从它面前走过却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威廉·魏施德的德国人为你打开了一扇心窗，你突然看到一道隐秘的“哲学的后楼梯”，一直通向大哲学家的生活和思想世界。
后楼梯不是人们进入一所住宅常用的通道。它不像正楼梯那样明亮、洁净、隆重；它冷静，缺乏陈设，有时还有点受冷落。不管怎样，它却可以引导你通向哲学的大门，去寻找那住在楼上的哲人。在《后楼梯》中，威廉·魏施德动情地写道：“人们可以踩过保养整洁的长地毯，沿着闪闪发光的栏杆，庄重地走近哲学家。同样地，哲学也有一个后楼梯，去拜访思想家也可以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来，平时怎么样就怎么做。假如他不是专喜在正门的楼梯口迎接贵宾的话，你会有幸看到哲学家平常的样子。走后楼梯不需要奢华的排场和装腔作势，你面前的思想家可能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有着他们独特的个性，你能看到他们伟大而令人感动的超越常人的努力。”
哲学的后楼梯充满了神秘和诱惑，踏上它是一种思想的历险，既新奇又刺激。当你踏上第一级台阶时，你会发现一位当代史学家关于哲学诞生的精确记录：“古希腊哲学于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开始。”这正是泰勒斯预言日食发生的日子，一个惟一能被现代科学所确证的与哲人有关的古老的日子。哲学与日食并没有本质上的关联，哲学的诞生是“有闲阶层”出现以后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与哲学，只有当外在的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人类能够有闲情逸致考虑衣食之外的事情时才得以开始”。
这一荣耀降临在古希腊富饶的城市米利都的大商人泰勒斯身上。相传泰勒斯十分精明，他用他丰富的天文知识预测到橄榄的收成十分看好，便买下所有的榨油机高价出租，大大赚了一笔。此外，泰勒斯一定是个真正的智者，他不仅善于思考，而且对生活有独到的见解。传闻他母亲劝他结婚时，他回答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等他年纪大了，母亲更是规劝有加，他的回答是：“现在已经过了结婚的时候。”另一个故事更加意味深长，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要小孩时，他说：“出于对孩子的爱。”但这并不足以让泰勒斯成为哲学家。柏拉图十分哲学化地肯定了他：“泰勒斯观察星象时，因为脸朝上而掉进了坑里。
一个诙谐而机智的特拉克（thrakisch）姑娘嘲笑他说，他想知道天上有什么，却没有搞清楚他前方和脚下有什么。”对此，柏拉图的解释充满了新意：“同样的笑话恐怕会发生在所有的哲人身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习惯深思的人对周围的人或事会视而不见……”哲学家孜孜以求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质，这一切是哪里来的，是由什么构成的，什么是它们的本原和规律？人应当是怎样的？……泰勒斯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因此成为哲学的奠基者。尽管泰勒斯的“水即本原”和“万物皆有神”的解答十分奇特，但是，从此至今，关于世界的本质和原理的探索便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中心议题。
泰勒斯用他的实践证明，哲学家只要想赚钱，就能够赚钱，但他的兴趣并不在此，哲人有其更重要的哲学使命。作为一个商人哲学家，泰勒斯在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之间的链接是成功的，但是并不是每个哲学家都能如此幸运。沿着哲学的后楼梯继续追寻，也许我们会遇见被悍夫的妻子克姗西普追赶的似与生活格格不入的苏格拉底。
如果说苏格拉底在哲学家中间很有名望，那么克姗西普在哲学家的妻子中间也毫不逊色。如果没有克姗西普的话，苏格拉底也就不成其为苏格拉底了。克姗西普并非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相反，她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丈夫搞他的哲学。他在家时对他百般纠缠，当苏格拉底听烦了出去和朋友讨论哲学问题时，她会闷闷不乐。她甚至会不时从窗户泼一桶脏水浇到苏格拉底的头上，这时的苏格拉底只会说句：“响雷过后必然会暴雨倾盆。”针对别人的同情，苏格拉底却认为与难以驾驭的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