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2-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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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实在不怎么样，在革命中，他居然背叛良心，出卖同志，还随其主子到四川去镇压保路运动，可谓做尽坏事丧尽天良！后来给革命党捉住了要枪毙。这时，国学大师兼革命家的章太炎出来说话了：“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才，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以太炎之德高望重而发此论，谁敢置之不理？所以这刘光汉便得以逍遥法外——要是换了个没有“通博之才”的寻常百姓，能有此等好处么？那可就得马上“验明正身，押赴刑场”矣！再比如新文化运动的大家周作人，也是学问才华了不得——郑振铎就曾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指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便要黯然失光。”可就这样的“巨石重镇”，在抗战中居然附逆落水。抗战结束后，他当然给捉起来了。可在其他汉奸被惩处人人称快叫好的同时，不少人——当然是好人——也在为周作人求情，比如他的学生俞平伯就在《为周作人案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中讲：“周作人学术文章久为世所佩服，若依据实绩，减其罪戾，裨使炳烛之余光，完其未尽之著译，于除奸惩伪中寓为给国惜才，使存善美之微意，则于情理实为两尽。”他的另一个学生废名就更是说周作人简直就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为什么呢？
“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是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理智的深山。”就是因为这些缘故，所以周作人给判了十年刑（实际只坐了两年多）。而陈寅恪先生也在其《柳如是别传》中屡屡为投清的钱谦益辩解。
也许，对文人，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持两重态度：理论上，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说到做到，不仅是道德的立法者，而且是道德的实行者——所以对他们在道德方面的要求从严。他们稍有闪失，我们就对他们大声疾呼：“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但在实际上，又有许多文人就是经不起考验，落水的落水，失足的失足，我们对他们在恨铁不成钢的同时，又不得不对他在道德上的不足给予宽容——因为他们的文章的确是写得好，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好。这种情形有些像我们一些有水平的领导对我们的态度：那就是——“教育从严，处理从宽”。
冷眼看知青
？ 黎学文
在活动于我们周围的各类人中，我最反感的就是知青这个群体。按理说像我们这样出生于七十年代末，父母又都是农村人的青年，跟知青该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块，一点也沾不上关系。可就在我成长的日子里，耳闻目睹了一批批知青人物的丑陋做派和拙劣表演，使我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反感和憎恶，它们一天天地驻扎在我心中，日积月累，实在是不吐难快。
在我的眼中，知青是最虚伪、最矫情、最自恋、最自私的一代人。为了方便地陈述我的理由，我得先讲点知青在没有成为知青时的事儿。在此我无意揣测老人家当初是打着怎样的算盘，号召那两千万个少男少女到“广阔天地”去滚一身泥巴的。我只是想说：知青这个群体事实上是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形成的城乡两极格局中明显的受惠者和既得利益者。所谓“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知青们从呱呱落地那天起，脚下踏着的就不是乡村的黑泥土，而是城市的水泥地和柏油马路。尽管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很低，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仍是极为明显的。因此知青们的童年少年时光，比当时中国广大的农村中像我父母那样的孩子，要幸福舒适得多。他们不必从很小起就跟随大人们到布满蚂蟥的农田里，学着插秧，收割，捡麦子，拾稻穗，遭受那轮真正的红太阳。他们就读的学校也绝非那种由各种乡村土庙祠堂改成的土房瓦屋，而是有窗玻璃遮风挡雨的砖房甚至楼房。在我父母那样的农村孩子还不知道幼儿园是个什么玩意的时候，那些“革命的接班人”——日后的知青们从两三岁起就接受了各位阿姨的小心照料，有的甚至还沐浴在从农村来的保姆的呵护中。他们正是通过血缘关系继承了当时社会里有利于他们的不平等，享受到了几乎所有中国农村孩子享受不到的“胜利果实”。
也正是因为这种年少时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造成的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后来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吃了一些苦头后，就感到巨大的落差和无比的愤懑，便以为自己这伙人倒了一千八百倍的大霉，中了最最不幸的大彩，是开天辟地从古至今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于是在使用种种用脑子能够想得出来的，明的暗的，阴险的堂皇的，无耻的无赖的招术，一拨又一拨地离开“黄土地”、“黑土地”、“大草原”和“西伯利亚”后，回到城里暂时找回了公正的知青们，开始用种种催人泪下的文字来描述其受到的不幸，不停地通过各种媒体制造出被社会长期遗忘的孤儿形象和轰动效应。一时之间，呼天喊地泪雨如瀑，诅爹咒娘哀号若雷，竟在刚解冻的大地上掀起了团团波风浪雨。而这之中，最能表现他们当时强烈情绪的就是所谓的“知青文学”。尽管这种文学充分暴露了知青作家们艺术表现力的贫乏和思想的浅薄，但因为代表了当时两千万知青中大部分人的被压抑的愤懑，故而能一下子红遍南北，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文学中，有些作家的声音显得特别高亢尖利、可笑肉麻，他们“松了绑就忘了痛”，“有了奶即是娘”，用一种矫揉造作、闻之欲呕的伪浪漫主义，来抚摩、美化昔日的苦难和悲惨。明明是遭人算计当了傻B还偏偏高喊“青春万岁”、“理想万岁”，其昏庸和愚昧达到了极点，其虚伪和自恋简直惨不忍睹。
这些所谓的作家们，其实早已忘记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那苦闷的岁月被烧死，整死，自杀乃至神秘地失踪；他们也早已忘记了他们之中的无数女知青，为了仅仅是能回城当个街道工人，就把洁白的肉体躺到村支书肮脏的床上；他们更是忘记了他们在乡村的种种恶行，从偷鸡摸狗到大规模斗殴，从欺骗农家女到遗弃自己的婴儿——他们为什么不写一两本真实的《知青偷盗史》、《知青械斗史》和《知青犯罪史》，做一点发自良心的忏悔，告诉后人和历史：我们并不是那么干净？！
当他们如此自恋而又自欺地为其群体作粉饰性的赞颂，如此不厌其烦地唠叨其苦闷哀怨，宣称自己是不幸的代名词时，他们当然不会反问自己：在他们一个个如逃离魔窟一般抽身远走的农村，他们的同龄人，我父母那样的农村青年不是依然躬耕劳作如故——在那广袤无垠的黄土地、黑土地上日日脸朝泥土背朝天？——难道他们不是更有资格被称作受害者？难道他们一辈子就应该白日苦作夜里苦睡地过着“原始人”一般的生活？难道他们不向往城市，不向往体面一点、干净一点、舒适一点的生活？可是他们又能找谁去呼吁，去呼喊，宣称自己才是天底下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不幸者？
没有人替我的父母们说话，他们无法获得表达的权利和机会。尽管乡村那么大，那么辛苦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养活着城市，但它又是那么无力，那么懦弱，没有发言权，只会忍气吞声，打落了牙齿和血吞。即使时而会愤愤不平，但它马上又会宽慰自己：知青毕竟是城里人，他们只不过是迫于时势和一时发昏才到这里来打打擦边球，他们注定不是生产喂养他们粮食的土地上的子女，他们早晚会离开的，这儿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不会多呆在这儿，哪怕一小时，哪怕十分钟……
在一个城乡两极格局存在明显分配差距的社会中，谁也不愿意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农村里。从小体会到城市生活的好处和优越性的知青们更是不愿意。他们采取种种手段逃离农村，不过是人的趋利习性的一种当然表现，称不上多么阴暗卑鄙，更谈不上多么神圣值得称颂，如某些别有用心者所言。但是令人感到厌恶和不屑的是：他们在成功地逃离，腿上的黑泥还没有洗净后所摆出的那种极度煽情，反反复复吟咏个不停的“大曝伤痕”的自恋病。仿佛世间之最不幸，“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地被他们全都承受了，而那些坐了牢又坐牢甚至死在牢里的老右派们、“走资派”们、“地富反坏”们，那些一次又一次从饥饿线上及各种运动中偷生下来的老百姓们，就统统比他们幸运得多愉快得多好过得多。仿佛只有他们承受的打击最深重，只有他们品尝的屈辱最辛酸，只有他们才够资格诅天咒地：“老子惨透了！”
当愤懑的倾诉变成蔓延于整个知青群体及其话语代表者身上，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吟哦”时，他们的这种歌泣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令人反感的矫情和自私的虚伪。因为在整个民族疯狂的灾难里，几乎所有的国人都是不幸命运的承担者，都或多或少地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代价。在这个全民性的集体悲剧中，两千万知青的不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恰恰是这一小部分，却通过青春时期特有的煽情方式将这种不幸夸大，扭曲，演绎得超过民族其余国民所承受的不幸，使其成为民族不幸的合唱中嗓音最尖的高声部，给人造成“天下惟负我”的假象。
这种源自少时城市生活的优越感膨胀成了一种如此难以抑制的自恋，通过不断的表演令他们集体赚取了附和的眼泪和同情之时，也使他们陷入了情绪性的宣泄而忘却了冷静的反省，他们之中很少人能有逝去的王小波那样的理性——“不就是荒废了十年学业吗？这个彩老子也认了。现在不过四十来岁，还可以努力嘛！”——而沉浸于哀怨之中往往又使他们失去了起而奋斗的力量和时机，知青中的很多人就这样在被耽误了青春后又主动遗失了自己的青春，在日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由于素质低下和缺乏技能纷纷失业被淘汰，沦为了城市人群中的边缘人物和底层者，在成功地回到城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发现面前的城市并不是属于他们的。
而知青中的另一部分人，在利用群体的表演获得同情喝彩之时，却将其在农村的滚爬摸打掌握到的、而在正常的学校教育中无法学到的各种生存技巧和各类社会关系网络知识，运用于社会“寻租”机会的获得，在混迹于政界商界及各行业的过程中，于体制漏洞和改革缝隙中赚取了大量的生存资源，成为经济浪潮中一拨又一拨的暴富者和既得利益者，从而随着改革的进程，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们为主体的，掌握大量社会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中上层精英集团。也正是在此情境下，当他们在登上权力和金钱的峰顶，来俯瞰芸芸百姓的贫苦和忙碌，回首他们的“当年”时，他们聪明地发现：正是当年农村的艰苦生活，为他们日后的升迁和发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使他们得以成就今日的辉煌。于是在这种“恍然大悟”后，他们开始利用手中的资源，互相呼应着举办各种展览会、纪念会、茶话会、座谈会，在各类媒体上大造声势频造热闻，以一种发迹者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