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2-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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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回城知青当年的哀叹只不过是一种交杂着愤懑和伤感的煽情，那么现在的这些所谓的“无悔”派们则是在大言不惭地犯罪。他们不仅是对我父母那样的农村同龄人犯罪，更是对他们当年的同学、朋友，如今已沦为城市最底层的下岗知青们的犯罪。因为正是他们利用了各种“寻租”机遇，在一波又一波的权力货币化浪潮中占尽先机，捡了人民币又抱美元，才造成今日中国利益分配极为悬殊的现实。而如今的他们却摆出一副冠冕堂皇的嘴脸高唱“无悔”之歌，做了贼还高喊抓贼。其实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无悔是因为他们已挤进了既得利益者集团，他们无悔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巨额存款，拥有了豪华别墅、高级轿车和成群的美女！
如果说我对知青们煽情的哀叹仅仅只是厌烦，那么“无悔”派们让我感到的只能是恶心加呕吐，是不堪入目与备感无耻。若要总体地评价知青这个群体，我认为由于他们自身的羸弱和环境的限制，由他们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极为有限的。他们之中没有产生公众认可的思想大师和艺术大师，这与他们曾无数次歌吟的苦难所应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是极不相称的。他们之中更没有产生一批了不起的大企业家，领导产业革命的一代枭雄，而他们的下辈，我的兄长辈人物张朝阳、丁磊们，显然会比他们做得更出色。作为整整一代人，他们在历史的发展中没有出色地完成承前启后的代际传递，过早地显露出自身贫弱、后劲不足的疲惫之相，尽管他们现在还占据着舞台，还在继续“发光发热”，且极有可能影响将来中国的命运。
然而，作为他们下一辈人中的一员，我早已不对他们这张“历史必翻过之页”怀有多大期待，望着他们模糊而残缺的背影，我只能抱以冷冷的注视。
独一无二的鲁迅
——远于上帝又疏于世俗
？ 刘青汉
灵魂的孤零使鲁迅在汉语生存语境中独一无二。
鲁迅的生命中没有上帝，没有源于上帝的土壤、清泉和亮光。仰望夜空，他看不见永恒救赎者爱的天窗敞开，他不能由此蒙恩惠、得怜恤、得随时的帮助。他敞开自己的灵魂向一个漫漫长夜，孤苦零丁。有饥渴，他无处得饱足；有盼望，他无处得回应；有软弱，他无处得坚固；有过犯，他无处得清洗；有试探，他无处得抵挡；有求告，他无处得垂听；有痛苦，他无处得安慰；有疑惑，他无处得启明。他不能举净洁的手向上帝祈祷，不能敞有罪的心向上帝忏悔，没有灵魂根基上完全的交托和仰望。他的灵魂行走在夜的长空，前后左右都是黑夜。他的心没有来路，没有归途。困苦焦躁的思虑是他的生命舟。只有困苦，没有喜乐。只有颠沛，没有安息。
鲁迅的这一遭遇，是五四以来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也是丧失信仰以后整个人类的共同危难。没有人生基本的信仰，没有起码的生命关怀，没有心灵的起点和归宿。灵魂行走在夜的长空，前后左右只有黑夜。事务杂繁，焦头烂额，人们对此不再有感觉。
别尔嘉耶夫说：“我清楚地看到，世界上正在进行的不仅是非基督化，而且是震撼着人的形象的非人道化、非人情化。”他说：“我经常感到，上帝离世界而去，世界和人被上帝所遗弃，我被上帝所遗弃。”（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9、294页）
鲁迅生存的四周，也没有同道者。有的是学者、君子、文人、青年、雅人、长者、公义，各式的旗帜，各式的点头，各式的陷阱，各式的乞讨，各式的钻营，各式的呕吐和恶心。没有同道，鲁迅站在世界上孤独一人。他直面人生，想抓住每一个细节；他要追究根源，沿着事实解决问题。他洞悉真与假、是与非、明与暗、生与死、充实与空虚、希望与绝望、爱者与不爱者。他从洞悉走入彷徨，在黑夜里彷徨于无地。他呐喊，他规劝，他奔走，他举起了投枪。他陷入无物之阵，于无物之处取胜。而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言语化为无辞。
我们和鲁迅不同。鲁迅的问题是鲁迅自己的，是他自己经受折磨而摆脱不掉的，是他必须拼死力去研究去深思去解决的。若不解决，他就无法活。他的胸口被封死，他就要死灭。他不得不寻找出路，必须呐喊，必须挖掘，在漫漫长夜的铁屋子里，必须拼死力挖掘。他必须找到生路，首先为他自己，找到呼吸的出口。鲁迅之外的我们则不同。我们生活得很自在，我们在更苦的人身上看见我们自己的幸运，在生存的夹缝中看见游戏和超然。鲁迅谈剪辫子，是由于辫子使无数人莫名其妙地遭殃受祸，是由于遭殃受祸者的血淤积得叫有心脏的鲁迅不能呼吸，是由于杀人者的野蛮愚蠢叫鲁迅无法忍受，是由于他被这一事件挡住了去路，他绕不开，他必须面对，必须解决。而我们谈剪辫子，是由于我们想无论在随便什么阴沟里找个题目抄些杂志上的无聊废话拼凑个论文评个职称，是由于我们职称得到了俸草吃到了，心里空虚得要死了而想搜罗一些有趣的好玩的话题摇头晃脑做文章弄风骚。鲁迅主张民主大骂暴政贪官时，贪官正拿着通缉令追杀他，他在到处逃命。而我们在大骂贪官时心里却敬仰贪官高明之手段和无法无天之胆量，并回过头向自己的子女小声唏嘘个中的深远奥妙。我们的半张脸高喊民主时，另半张向独裁暴政献媚的脸却笑成了一只猫。
鲁迅的言语，是他直扛扛对着生存处境，切身切心的。一个事件、一个思虑、一个选择、一个抗争，都是硬碰硬的，都是他为生存要负的使命。发言，是他绕不开的使命。险恶的境遇随时使他深陷发言与生存的生死验应之中。若发言，人家不容他活命；若不发言，自己的心又必枯死。鲁迅被卷在灵魂与肉体的酷烈煎熬之中，焦虑，激愤，痛苦，紧张。四周的挤压和自己的愤激难平使他在面对暴力时，一方面极端厌恶暴力；另一方面又想拿起刀把那些暴力的坏种杀死。我们不能理解鲁迅痛苦孤独的心，我们从来没有像他一样亲自承担一切，我们从来没有像他一样完全彻底地卷进去。他无法松手，没有喘息的机会。他在怎样地经受煎熬，怎样地经历抗争和绝望，使我们这些只会巧妙地周旋生活、只知道用聪明词语超然玩世做文章的人不可能理解。鲁迅就是鲁迅。在面对刀剑时，他有他的焦虑和仓促，他不仰望来自上帝的永恒真理。但在世俗意义上他永远是寻找真理的锐利眼睛，是仰望真理的温暖胸膛。
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年）
鲁迅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
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31页）
在要人悔改这一点上，鲁迅和耶稣如此相像。
下流与上流
？ 曾纪鑫
人们常以入流与否衡量某人某事某物档次品味的优劣高低。
下流与上流，看似具有天壤之别与千里之遥，其实小过一步之隔。我曾在一篇文化散文中谈过，项羽的自杀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贵族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消亡，此后，汉高祖刘邦的下流无赖行径便一跃而成为左右社会的主流话语，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历史的每一角落。
刘邦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由下流到上流的突出代表，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国民精神素质的典型人物。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专以无赖下流行径混迹乡里。秦末风云变幻之际，他抓住机遇乘机起义。秦朝覆亡，又与项羽双雄并立逐鹿中原。刘邦不讲信义，不择手段，与素有君子之风的项羽形成鲜明对比。项羽曾以其父为人质相要挟，刘邦却道：“在打秦王时，我们曾为结拜兄弟，如此说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若将我们的父亲杀了熬汤喝，请别忘了分我一杯羹。”一副典型的流氓嘴脸暴露无遗。然而，惨遭灭亡的是项羽，获胜的却是刘邦，他俨乎其然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胜者王侯败者寇”，一贯以实用为标准的国民也就将他的流氓精神奉为圭臬，千百年来长盛不衰。
当然，上流阶层也不是每一位下流人物都可以跻身得了的，至少得在金钱与权势方面居有其一。也就是说，上流的标志就是权势与金钱。
正因为下流与上流只有一步之隔，所以那些下流人物，也不是安于本分的普通民众所能担当得了的。位居下流，要有几分头脑，会把握机遇，会投机取巧，会攀缘钻营，要有不怕死的决心，要有杀无血剐无皮的气概，要有“狗皮膏药”般的粘乎乎的无赖本事……最重要的一条，得有不仁不义的所作所为。在当下的流行语中，就有一条著名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下流，虽然听着刺耳，其实获利多多，其特性正是过渡为上流的潜在资本。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很少有良民以勤劳节俭为本成为富翁的，当下的暴发户，多是一些靠走私，偷税，漏税，炒股，吃回扣，钻双轨制空子倒买倒卖等途径聚敛财富的不法之徒。至于那些官员们，于高层内幕笔者难以窥其堂奥，而乡村级的混入了不少流氓杂质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没有文化，不懂法律，动不动就以政府的名义对农民大打出手，施以暴政。有的乡村干脆就对进过牢房、横行乡里的无赖封官许愿，用邪恶震慑百姓。
下流有下流的特性，上流也有上流的嘴脸。常言道，人一阔就变脸。不仅“变脸”，其行为也会相应地变得“面目全非”。有了钱，就一掷千金，豪赌狂饮，挟妓嫖娼，暴殄天物，非如此，仿佛就不能证明其“潇洒”。于权势者，民间有言曰，人人不当官，当官不一般。权力简直就是一道腐化剂，它使人性变态，使恶欲膨胀，使理智丧失，它使得许多有权有势者不知天高地厚，不明东南西北，滥用职权，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强奸民意仿佛就是他们惯用的拿手好戏。
如今社会，到处可见“贵族”活动场所，如贵族学校，贵族酒店，贵族医院，贵族大厦等。这些地方，普通百姓难以光顾，能够出入其间的，自然只有上流阶层了。然而，正是这些所谓的上流人物，却连早已“风化”的贵族二字也难以匹配：他们缺少古代贵族的优雅风范、文化教养与高贵气质，更缺少一诺千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仰。
如果说下流具有跻身上流不可缺少的潜在资本，那么上流沦入下流则更是眨眼间的事儿。不少上流人物在某些场合总是硬撑或装扮出一副高雅的派头，可一不留神，就会下意识地露出下流的“尾巴”。他们也会以利害得失为准绳，有意识地在上流与下流间进行角色转换。善于变脸是其生存本能，他们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