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世界哲学 作者:李义天袁航-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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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蛮学”和“兰学”进入日本的过程中，基督教的思想也跟着登上了日本诸岛。但是这样一来，德川幕府的将军们就不高兴了。于是，他们开始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后来慢慢地发展为禁止西方文化的传播。从1633到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兰学的传播，已经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汉学的不足之处，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之处。
果不其然，到了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终于解除了“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中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也了解到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1838年，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1810—1863年）在大阪设塾“适斋”，传授兰学。24年间，有30000学者慕名登门就学。在他的门生及其后继者中，有很多人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如福泽谕言、桥本佐内、大村益次郎、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
所以，对于日本人而言，“兰学”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它还包含着许多近代的启蒙思想。一是对传统文化的鄙陋之处进行批判。二是讲究技术的实用，也就是经世的思想。三是兰学的大部分是近代科学，它所包含的实证精神必然给日本的思想界带来巨大的冲击。
难怪有人说，在日本启蒙思想史上，有两条明显的发展主线。一条主线是以“徂徕学”为开端的东方儒学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以“兰学”为开端的西方科学文化，则是它的另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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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哲学”之父
在日本近代的启蒙哲学家中，西周（1829—1897年）是一个我们没法忽略的人物。因为正是在他的笔下，西方的philosophy终于获得了一个成熟的中文名字———“哲学”。
1862年，西周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把philosophy译做“西洋性理之学”。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因为他觉得philosophy这套学问所讲的东西，既包括了对于世界本源的讨论，又包括了对于人生的讨论，这跟中国宋代学者“性理之学”的提法有极为相似共通之处。所以他就在“性理之学”前面加上“西洋”二字，以指代从西方传过来的这种关于性理的学问。
西周是一个中西贯通的学者。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小时候就饱读《四书》，22岁前接受儒学教育，25岁学习荷兰文和英文。1857年，西周进入幕府的翻译机构。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5年后，幕府派遣西周留学荷兰，使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西方的人文智慧，特别是当时流行在荷兰的法国人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英国密尔的功利主义。所以，当他一开始考虑philosophy这个词的译法时，很自然地就试图在他所接触到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中找到它的对应物。
但是，philosophy这个词是从希腊文转译过来的，而那个希腊词的本意是“爱智慧”，把philosophy译作“西洋性理之学”，实质上是“意译”，而不是“直译”。所以，为了在字面上保持一致，西周后来又把它译作“希哲学”，其含义是“希求贤哲的学问”。此后，西周还借助过“音译”的办法，译作“斐卤苏比”。但是，经过多次的推敲、比较，最后他决定译为汉字“哲学”。当然，它在日文中不读作zhé xué，而是te tsu ga ku。
1874年，西周在《百一新论》中公开提出：“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此外，“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实在”、“归纳”、“演绎”等等这些用汉字所表达的哲学术语，也都是西周苦心精译的成果。对于用汉语来思考西方哲学问题的人来说，西周的这些贡献功不可没。
而且，在介绍、移植西方哲学时，西周涉及到了哲学学科的各个方面。他将哲学分为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虽然他没有创造哲学这门学问，但他却创造了“哲学”这个妙不可言的智慧之词，真可谓是“哲学”之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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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人生有三宝
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理论不可能跳跃出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
西周，作为日本的近代思想家，同样也是在整个西方学术入侵，传统理念崩溃的背景下进行他的思想创造的。所以，他所提出的“人世三宝说”，充满了近代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一点也不奇怪。
所谓“人世三宝”，就是说人这一辈子，有三样东西是最宝贵的，第一是健康，第二是知识，第三是财富。获得了这三宝，人生就获得了最大的幸福。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生活态度，强调人生在世的拥有，强调此岸世界的快乐，强调趋利避害。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挺“俗”的。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处境中看，这种想法又是十分必然的。因为西周提出这些观点，本来就是要伸张人欲，批判封建的制度和道德标准，肯定每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他认为，儒家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只会把人逼到穷苦贫寒之中，实际上是最不道德的。
所以一个人要想成为“道德的人”，就得积极去争取自己的健康、知识和财富。但是这样还不够，“道德的人”还必须帮助别人获得幸福、知识和财富。阻碍自己获得三宝的东西———疾病、愚昧和贫困———叫做“三祸鬼”，而阻碍别人获得三宝的东西———凶贼、诈伪和盗窃———叫做“三恶魔”。人的道德责任就在于既要追逐三宝，又要消灭“三祸鬼”和“三恶魔”。
西周的“人世三宝说”还包含了自由平等的思想。因为人人都有权享有三宝，获得幸福。你的三宝和我的三宝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所拥有的和所追求的，不管内容是什么，除了那些不好的“三祸鬼”和“三恶魔”的行为以外，在价值上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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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启蒙者：福泽谕吉（上）
庆应义垫大学（通称庆应大学）是日本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现在它的主校区位于日本的三田。如果从1871年迁至三田现址算起，庆应大学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座古老而美丽的校园中，有一幢红砖建材搭配尖顶的西式建筑相当醒目。在它的正门入口处有一座铜人像，这便是被誉为“日本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
作为一个启蒙者，福泽从来就不承认人居然还会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他眼里，人人都具有相同的自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而自由的。于是，作为一位思想者的福泽，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嫌贫爱富、巴结政要的谄媚之骨。
1880年，谕吉47岁，正值壮年期，他以日本一介平民的身份，活跃于各界，指导日本迈向文明。但他却说：“我最厌恶变化莫测的政治！”
政府多次邀请谕吉出面当部长，都被他婉拒了，可是他的影响力却凌驾于每位大臣之上，是位一言九鼎的人物。
当时，三田的福泽公馆经常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前来拜访的人里既有显赫的部长级官员，也有骑着骏马登门造访的大将军或是大公司的董事长，还有高挽袖子的平民。
而一向平民作风的谕吉，对他们都一视同仁。
有一次，仆人通告说：“外交部长光临了。”
谕吉回答道：“哦，是吗？请他稍等一下。”
外交部长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礼遇，谕吉仍很亲切地和刚刚上门来拜托觅职的学生交谈着。
到了用餐时间，不论对方是部长或学生，他都一视同仁地把他们请到木造的餐厅去。就是对方是一掷千金的豪富，他也泰然自若地端出地瓜之类的粗茶淡饭待客，丝毫无窘迫之色，而接受招待的宾客深知谕吉的脾气，所以也都是吃得津津有味。
“独立自尊”，这就是谕吉秉持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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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启蒙者：福泽谕吉（下）
福泽谕吉常常提醒世人，求文明、求富强，不仅仅是一件有了物质的东西就足够了的事情。
他说：“英国拥有千艘军舰，因此如果日本也能和英国一样有上千艘军舰，那就能一跃而成居世界之首的海军国家，可能有不少人持有此种错误的想法。
事实上，英国拥有上千艘军舰的基础，是建立在拥有一万艘商船和十万名航海人员上，不但如此，英国还具备了学问、艺术、政治、实业以及一切发达的文明，而且各种人才能在自己岗位上充分发挥力量，才能够操纵这一千艘军舰。
如果日本人以为只要军备齐全就能成为强国，那就好像看到西洋人抽雪茄，也以为自己假使依样画葫芦，就能改头换面成为西洋人一样地愚蠢。目前日本应先发展商业，使文明蓬勃旺盛起来。“
所以，在福泽看来，“文明”更加意味着一种精神，一种向前向上、不知疲倦的独立精神和进取心。追求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干，德智双修，才是一个进步的人。
有一次，一位学生前来造访，谕吉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家是做什么的？”
“我家是卖酒的。”
“那我问你，一升酒中米和水的比例是多少？”
“这我不太清楚……”学生讪讪地回答不出来。
“连自己家所经营的生意都不太清楚，像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怎能求学呢？你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番话，学生不但不认错反而抗议道：“老师！”
“什么事？”
“不错，我们家是经营酒生意的，但是我认为自己没有经商的才能，可能走求学这条道路将来较有出息，所以才入庆应义塾的。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巧妙各有不同罢了，在自由平等的社会中，一个人有权朝自己的理想勇往迈进，我记得老师曾经如此训勉过我们。”
谕吉莞尔一笑，从此特别器重这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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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人送称呼“东洋卢梭”
法国的卢梭是启蒙运动中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一个政府应该是大家共同意愿的表达，国家的行为需要体现“公意”。而在东方，同样也有这么一位思想家，对卢梭的观点甚为信服，翻译了《社会契约论》（当时翻作《民约译解》），积极地传播着卢梭的民权思想。他就是明治时期最杰出的日本思想家之一，人送称号“东洋卢梭”的中江兆民。
中江兆民说，“自主”的“主”字，就是要在“王”的头上钉一颗钉子，从而把“王”的权威给压下去，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者，因为人们如果不依靠自己，就没有政治家是可以依靠的。
要靠自己，要焕发自己生命的力量！中江兆民不仅用自己的思想来表达这样的态度，也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这样的态度。
中江兆民的晚年不幸患了癌症，在医生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