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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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又找到了另一份重要的辅证材料，那就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是同治帝的老师。自御医李德立、庄守和确诊同治帝患天花，翁同龢就忠实地履行着监督御医的职责，每天到御医处询问病情，查看脉案与处方，并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翁同龢日记》所记的同治帝生病状况与治疗过程，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的记载是相符的。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帝确实是得了天花，导致毒热内陷，最终“走马牙疳”而死。
如果说同治死于梅毒，而为了掩盖这个事实，宫中编造了《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那么，为了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所记内容相符，翁同龢也得事后改写日记，按天花而不是梅毒逐日造假。
同治皇帝的惠陵
但事实上，验之于《翁同龢日记》的原稿影印件以及翁同龢的秉性人品，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至今尚未有人指出《翁同龢日记》存在造假的痕迹和记录。鉴于以上研究成果，依目前发现的史料与研究成果判定同治帝死于天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傍晚，偌大的紫禁城笼罩在一片玄素之下，同治帝经历了三十六天的病痛折磨，带着满身疮痍，带着母亲的厚望与悲痛的泪水，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王公大臣们摘下帽缨，太监卸下宫灯，一切器物鲜艳的颜色被迅速尽行遮盖。从亲贵到大臣，从太监到宫女，似乎都在为同治帝的丧事悲涕奔忙。然而，每个人的心中都思忖着同一件事情：同治帝无子，新皇帝将会是谁？慈禧又将如何规划未来的政局？
第十三讲 二次垂帘（1）
不满二十岁的同治帝，拖着恶疾缠身的病体，早早地撒手人寰。古人云，“王侯蝼蚁，毕竟成尘”，早死晚死，都是个死。不过皇帝的生死毕竟与芸芸众生大有区别，区别就在于百姓死了仅仅牵扯到一家人的感情，而在一个民族命运系于一人身上的时代，皇帝死了，那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继承大统啊。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主。”否则这个专制政权怎么维持得了？然而同治帝虽然后宫美女如云，竟然没给大清皇朝留下半个可供传承皇位的子嗣。那么这一国脉所系的头等大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
一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晚6时），同治帝晏驾了。这一突发事件又让刚刚退居幕后的慈禧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按照祖训，皇位继承应该采取秘密立储的方式，也就是皇帝在自己的皇子中进行全面考察，最后秘密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等老皇帝死后，依此颁布新皇帝的名单。这种方式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而成为定制。但是秘密立储需要几个前提条件：
（1）秘密立储最关键的环节是皇帝一言九鼎，政由己出。即他有百分之百的权力决定皇位继承人。这才能够保证他秘密观察，择“贤”而立，避免选非其人，诸子纷争。如道光帝在秘密立储之前，以他手中所操纵的绝对的全权，对于有希望继承皇位的儿子进行充分的考察后，按照他自己所确立的标准，最终选定皇四子为皇位继承人，这一过程谁也不得插手。
（2）秘密立储为当朝皇帝提供了灵活的选择权，但他必须生有多个子嗣。如康熙帝生育了三十五个皇子，成年的有二十位，然后在符合条件的皇子中进行选拔。咸丰帝生了两个皇子，二子出生当日而卒，咸丰帝死于热河的时候，只有长子载淳一人可继承皇位，这是天下共知的事实，也就没有了秘密立储的必要。
可在同治朝立储的问题上，秘密立储的方式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同治帝没有高度集中与强化的皇权作为保障。虽然他在位十三年，可亲政以前皇权一直操纵在母亲慈禧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母亲手里的一个提线木偶——政治傀儡罢了。即使在亲政的一年里，大政方针也依然必须遵循母亲的意志，他不会拥有全权去秘密立储。
最要命的是他没有把一儿半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失去了秘密立储的基本条件。
所以，秘密立储对于他而言，既没有可能，也没有意义。
秘密立储已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这个方法受人推崇、令人瞩目。可同治帝死后，皇位继承没有了秘密立储作为保障，为慈禧在皇位继承权的重大问题上玩弄权术、上下其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这一偶然的因素，中国的历史再次被纳入慈禧意志的轨道，危险地滑行下去！
二
养心殿西暖阁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晚6时），同治帝死于养心殿的东暖阁。戌正（晚间8时），慈禧便与慈安在养心殿西暖阁紧急召见各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弘德殿行走等二十多人召开紧急御前会议。
毫无疑问，会议的主题就是确定皇帝继承人。
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主持这样一个会议，心情一定十分复杂。
自然，慈禧中年丧子的那种切肤之痛是难以言表的，从徐珂的《清稗类抄》中可见一斑：
“（咸丰帝）即宾天矣。予见大事已定，心始安。然彼时虽极悲痛，以为犹有穆宗（同治帝）可倚。孰意穆宗十九岁，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
然而，她恰恰又不是一般的母亲，悲痛之余，她首先想到的是最高权力如何传承的问题，此事不决，天下大乱！
她所谓的“希望皆绝”，确是当时的实录。但其中的利害之计与感情纠葛孰重孰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第十三讲 二次垂帘（2）
总而言之，此时的慈禧必须收敛痛苦，镇定和果断地确定立嗣大计，其他的一切都不在考虑之列。有多年垂帘经验的慈禧，总衡内外，操持朝政，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惊涛骇浪，早已锻炼成一个铁石心肠的“铁女人”了！眼下的政治危机与当年丈夫咸丰帝死后苦斗肃顺一党，夺权杀人的场面相比；与垂帘听政、打压奕䜣、使所有的皇亲国戚俯首贴耳相比；与扫平洪水猛兽般的“长毛”、“捻匪”相比；与和咄咄逼人的“夷人”虚与委蛇、转祸为福相比，废立一个皇帝又何足挂齿！此时此刻，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她为什么只有一个儿子。既然自己绝了后，那谁当皇帝就更得由我说了算！说不定这倒是个转祸为福的好机会呢。
同治帝无后，自己不是更可以说了算吗！
三
其实，在同治帝痛苦的弥留之际，宗室亲贵就已经在私下里围绕着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议论纷纷，当时出现了如下几种推测：
1在“溥”字辈中进行挑选
清朝的皇统一直是父死子继，可同治帝死后已经无法按此规矩办事了。那么谁有资格当皇帝呢？按照清朝的惯例和中国历史上的皇位继承制度，继承人选应该从比同治帝低一辈的“溥”字辈近支宗室中挑选，算是为同治帝立嗣承祧。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符合“父死子继”的传统。可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两人：溥伦和溥侃。溥伦十七岁，而溥侃只有八个月，他们都是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孙子。八个月的溥侃太小，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而十七岁的溥伦与八个月的溥侃相比，年龄可以，但考虑到血缘，问题又出现了。溥伦和溥侃的父亲贝勒载治都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而是由旁支过继而来的养子，从血缘上追究不能算是近支宗室。因此“溥”字辈能否继立，还有待商榷。
2选“奕”字辈中的奕䜣继统
据恽宝惠《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记载：同治帝刚刚死去，两宫太后即命内务府大臣荣禄传旨，叫近支王公、御前、军机、内务府大臣，以及弘德殿行走等人入见。当时首先碰到奕䜣，传旨后，奕䜣说：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试问他为什么要回避呢？现在我回想起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同治帝病重，由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奏章，君臣每日必见。有一天，同治帝当面交出朱谕一道，大概说时事艰难，赖国有长君，可传位于朕叔恭亲王，并命到了时候再宣布；一说同治帝并无皇子，在近支内或溥字辈内找一人继任，则奕䜣的子孙可能性很大，所以他要回避。
这种推测虽然流传甚广，但仔细推敲，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奕䜣与咸丰帝是兄弟，如果奕䜣出任君位，那么将置咸丰帝与同治帝父子于何地？历史上很少有“叔王”继统的先例，即使有，又将置慈禧太后于何地？
其次，虽然奕䜣一直历练政务，为皇室宗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且拥者如云，然而从同治朝十余年的政争过程来看，奕䜣的权力多次遭到慈禧与同治帝的摧抑，甚至在同治帝病重的时候，依然受到严词警告：“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指谏阻修圆明园的事情）。”（《翁同龢日记》）
如果说慈禧与同治帝在大政方针上不尽相同，但对于奕䜣的使用原则上却一脉相承，既利用又压制。也就是充分利用他治国上的韬略，但在权力上却一定要压制，不能让其羽翼丰满，威胁皇权。所以，同治帝病重的时候，不太可能有传位给奕䜣的想法。
另外，由李鸿藻来起草传位奕䜣的诏书也不近史实。同治帝生病之初，曾让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奏章。但同治帝的病情一直不见起色，于是在斥责奕䜣的当天，同治帝“拟求太后批答奏章，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翁同龢日记》）。自此，李鸿藻已经再无“草诏”的机会，这一让奕䜣继位的诏书也就无从谈起。
3从“载”字辈中推举
以“兄终弟及”为原则，在与同治帝同辈的近支兄弟中进行推举，也未尝不可。当时，“载”字辈中已有数人，除奕纬过继之子载治除外，奕䜣之子载澂、载滢（时刚刚过继给嘉庆帝的孙子奕谟为嗣）；醇亲王奕之子载湉（时不足四岁）。其他皆为远支，血缘较远，不应选择。
第十三讲 二次垂帘（3）
众人的议论和猜测不过是说说而已，最后的裁决还得听慈禧的。
四
养心殿西暖阁里的御前会议依然在进行，而各怀心腹事的亲贵权臣们也被迅速召集到养心殿，等待处理同治帝的丧事与迎接新皇帝进宫事宜，他们将期待和狐疑的目光投向西暖阁，那里将决定至高无上权力的归属。
很快，慈禧为天下人解开了这一“悬念”。
慈禧是怎样运筹帷幄，决定新君之位的，正史记载得很少，据亲自参加了西暖阁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中透露的消息，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西暖阁会议刚开始，慈禧并未提出立嗣之事，而是先问以后怎么垂帘听政，这是一个大大出乎群臣意料的示意，但立即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
慈禧反驳说：“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慈禧与慈安）同一心，汝等敬听。”
在谜底揭开之前，慈禧先做了一个铺垫，也就是对她即将做出的抉择来一个“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