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 作者:刘心武-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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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得，阿姐这句话一出来，他心中便似有一道清纯的溪流潺潺淌过，不由得又回想起许多年前阿姐同达野哥在他家那间屋子里倚在五斗橱旁对视的一幕……
“……她还挑什么呢？你要晓得，她可一点儿不漂亮，不过是干干净净、壮壮实实的罢了……她也实在等不得了，该嫁人，自己成家了……”
阿姐在继续议论，不知怎么的，他头脑中又闪回了当年在北京旧火车站月台上，阿姐同勇哥对望的一景……
他被阿姐说动了，将老同学中仍未成家而又仍能联系上的排了排队，很自然地，便挑出了一个胥保罗来——那是初中、高中六年都在一起的同窗，后来又是同行，现在胥保罗仍在中学里当语文教师。
“啊哟，他呀！”阿姐笑出了声来。“不就是那个爱弹什么《麻雀儿》的吗？他怎么会还没结婚呢？他可比你漂亮，比你帅，比你多才多艺哩！……”
他便把胥保罗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一番，末了强调说：“尽管他父亲是个虔诚——甚而可以说是顽固——的有神论者，可我敢保证胥保罗本人早已自我改造成了一个坚定的——比你我坚定万分——的无神论者，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我可以把他约到你这儿来，先会一次，你看一看，聊一聊，如果觉得有几分把握，再把他介绍给你们那个老姑娘，如何？只是，你跟他聊什么都行，可千万别提那个钢琴曲，不是叫《麻雀儿》，是叫《麻雀之歌》，那曲子可给他带来了影响一生的麻烦，是他心上未必已经完全愈合了的伤痕……”
过些天，他果然把胥保罗带到阿姐那里去了。胥保罗那天穿戴得很整齐，新理了发，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但仍然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胥保罗心里如何想不好猜测，但他对阿姐一家临时凑合的蹩脚居住条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鄙夷、困惑或好奇，他该问的问，不该涉及的绝不涉及，对阿姐的提问则有问必答，并偶尔不待提问便自动涉及一些他自己和他父亲及弟妹们的情况。
本来跟阿姐说好头一回见胥保罗，先不要把那边的情况和盘托出，以便下回有充分斡旋的余地，但阿姐到饭后喝茶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把那老姑娘的情况特别是家中的现状淋漓尽致地介绍了一番。
胥保罗听完，本来就一脸严肃的脸色愈加严肃，沉吟了一下，便斩钉截铁地说：“那我不合适。我这样的父亲，怎么好去玷污她家的光荣？不行。不行。”又说：“蒋姐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如果是她，我万万不行。”
一旁不怎么说话的勇哥便说：“如果对方同意跟你见，就见见嘛！这毕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跟双方的父亲关系哪有那么大！”
他也说：“如果人家不在乎，你又何必在乎？”
阿姐更提高声音说：“你父亲有什么不光荣的？她家又有什么格外的光荣？……”
“那当然是有点儿别扭。”勇哥忍不住插了句。
“不用你添乱！”阿姐偏过头把勇哥骂了回去。“什么别扭！依我看一点儿不别扭！不是都挨过别人整吗？都倒过霉吗？都落实政策了吗？都好转了吗？可以找到不少的共同语言！……”
从那一回，他就隐隐感觉到，阿姐有一种超常的自信，但那自信却脱离了对人情世故、世道人心的准确、深入的把握，而仅止建立在一种粗糙的主观直感上，这就埋伏下了以后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悲剧。
胥保罗竟不为所动，甚而至于说出了这样的话：“无论如何，即便她不嫌我，我也不能去犯这个错误！”
“你这个人！”他不禁又好笑又生气，斥责胥保罗说，“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形成了这么个思路？那你这辈子就别结婚，打一辈子光棍吧！出身好的跟你结婚你犯错误，那你跟出身不好的结婚不也是犯错误吗？你自编自弹《麻雀之歌》的那些个灵气儿怎么点滴不存了？！”
阿姐一听他这末尾一句，便忍不住同他对了个眼。胥保罗一听《麻雀之歌》四个字，脸色顿时一变，原来那严肃的表情如果是一池静水，那么这曲名便犹如一粒石子，使他满脸生出抖动的涟漪，拼命加以抑制而不能及时复原——最后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痛苦而委顿的表情。
亏得这时嘹嘹汗津津地闯进屋来，宣布说：“运羊车到了！飒飒已经去了！你们今天不去看吗？”
他和阿姐、勇哥便邀胥保罗一起去看那卸羊的情景。胥保罗开头莫名其妙，及至到了现场，目睹了那一般城里吃涮羊肉的人不去想也想像不到的壮观的卸羊和轰羊场面，便不禁大表惊愕。
四牌楼 第九章
嘹嘹和飒飒在寒风中依然尖啸着来回跑动，手里各舞着一根木棍。飒飒头上罩了个毛线帽，遮住了小辫儿、尖下颏、深眼窝、小棉袄、长棉裤、圆头棉鞋，看去不像个丫头，因而胥保罗对他赞叹说：“这哥儿俩浑身有多少没处使的劲儿哟！”
“是呀，就像那活泼泼的麻雀一样，体现出一种原始生命力的美！”
他确实是无意中又提及麻雀，朝胥保罗一瞥，这一回胥保罗的脸色并不难看：严肃，但又掺和着某些感奋与领悟的成分。
20世纪70与80年代初的那七八年，对所有步入生活的人来说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仿佛时代老人突然一改往昔的吝啬，竟猛地打开了一个装满机会的宝匣，并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机会像仙女散花般地从宝匣中抖落了出来……连往日最麻木最愚笨的人也知道到了踮起脚尖甚至蹦跳起来抓获机会的时候了！
他便是在那几年之中，一举成名天下知，俨然成为人五人六的作家的。
他的大哥因肺癌死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只不过50出点头，实在可惜，但毕竟在临死前得以由组织派专人出面，彻底、干净地推翻了“文革”中强加于他的种种诬蔑不实的“问题”，不仅完全平了反，还得到一大堆赞美之词，并分配到了一套崭新的住房，后来大嫂和侄女侄儿都搬了进去，生活蒸蒸日上。
他的二哥二嫂都顺利地评上了工程师，并又进一步评上了高级工程师，也有了四室一厅的宽敞住房，两口子还多次出国参加本行业的学术交流活动。
就连那前20年充满了别人难以理解的辛酸，生性懦弱而又性格独特兼有古怪癖好的小哥，也终于从穷乡僻壤的中学调到了省城的大学……
甚至于那个小哥、阿姐他们中学的同学，曾被打成右派沉沦20年的崩龙珍，也有了令人——也令她自己——完全意想不到的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她那原也一度被打成“右派”的丈夫，一个原民主党派中的工作人员，改正后又回到恢复活动的民主党派中，并被委以秘书长的要职。从而相当于局级干部，分到了两个相连的两室一厅的单元，使她过上了干部夫人的生活——更何况她自己也很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的职称，并有机会以交换学者身份去了美国半年。
例子实在太多。又比如小哥当年一起唱戏的朋友，外号叫“袖珍美男子”的鲁羽，谁曾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竟已成了他家乡无锡郊区一家日用化工制品厂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那厂子虽是集体所有制的执照，实质上是他同自己一家子近亲组合成的他当老板的私人企业，早在80年代初，他就已盖起了外观中西合璧而内里全盘电气化的小楼，购置了自用小轿车……
就连昔日邻居——经济上多年最为拮据的甘木匠的儿子甘七，不也发了财，成为京城的“大款”之一了吗？
……
但他那阿姐，却仿佛是一个在漫天飞舞的缤纷天花中，明明最该抓住最容易抓住“机会之花”，却又偏偏使足了浑身力气，也总是捞空抓漏的不幸者……
他很后悔，那几年里他总忙于自己的事，而没怎么在意阿姐，而当他发现阿姐处在不是一般的窘境中时，却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她安慰她……啊，阿姐！
他记得阿姐，他们刚搬进永定门外那二商局分配的楼居时，不仅心满意足，甚而是洋洋自得的。
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门厅很小，放了电冰箱和碗柜后，便无法用来支桌子吃饭了。但大间屋方方正正地挺大，摆下双人床、大衣柜、小柜橱、一对沙发和茶几、一张书桌和转椅之后，仍有不小的一个空间，足可支起折叠桌、摆上折叠椅吃饭，不吃饭时折叠桌和折叠椅搁到门厅或阳台，在屋子里从事各种活动便显得颇为从容。小间屋虽小些，但是长方形，当中用书橱一隔，恰好一分为二，嘹嘹和飒飒可以各自享有一块空间，各有各的小床，各有各的小桌，哥哥照顾妹妹，让她住里面有窗户的明亮部分，妹妹也体恤哥哥，便在书橱分割时，尽量扩大哥哥那一部分，而嘹嘹所在那部分时常开着台灯，也便并不怎样感到阴暗。
那时候那一带一大片陈旧乃至破朽的平房之中，只有那几座红砖的单元楼。有一回他去看阿姐，阿姐刚买菜回来，在楼梯口正好遇上，阿姐边带他上楼边笑着说：“那边自由市场的小贩都知道说：您住大楼的，还在乎一分钱两分钱的……嘿嘿，我们这就算‘大楼’了么！”
还有一回勇哥告诉他：“修理电线的电工刚走，他问：您这单位住几口人呀？我说四口，他嘬嘬牙说：您这么大的屋子统共才住四口人……我跟他说我这儿还不够呢，我眼看就大儿大女了，还缺一间，他就说：妈呀，我们家七口人才两间，还是平房，也没自个儿的厕所……”勇哥笑了笑，重复那一句：“您这么大的屋子统共才住四口人……”
四牌楼 第九章
勇哥有一笔数目不算小的复员费，他们一搬进那单元楼，便买下了一台14英寸的日本松下彩色电视机，成为家族中最早看上彩色电视的一家。
但是那楼房不通管道煤气。阿姐勇哥他们借到了液化石油罐和灶架，做饭倒还方便——尽管换罐的地方离那里极远。那楼房也没有暖气——说是要安装暖气，后来也果然又凿墙又穿壁地安装了管道和暖气片。但因为地皮呀归属呀种种的扯皮事，锅炉房总建不成，好几年都只能是一入冬便家家烧煤炉子取暖，阿姐他们只在大屋里安了煤炉，嘹嘹、飒飒那边屋只好任其成为“冷宫”，实在那边也无隙再安插煤炉；安煤炉带来了一系列败兴的后果，屋子空间因而变小了且不说，为通出烟囱去不得不取下一块玻璃改装成带圆孔的三合板，为加煤方便又不得不在炉边靠墙码上几摞煤饼，而一擞炉子便满屋飞舞着煤灰，倘火没封好炉子熄了，为重新点燃发火煤，往往要烧掉许多报纸和劈柴，弄得屋子里浓烟滚滚……更何况还要去煤铺买煤、往楼上搬煤；有一天早晨阿姐、勇哥都感到头晕欲呕、浑身无力，显然是中了煤毒，又不得不从此注意开窗，并常常为封火的事、炉门是否保持通畅状态、烟囱是否已被烟灰烟油堵住……而争吵、担忧，到头来还发现枕头被子一冬里全免不了有一种煤烟熏过的气味，刚穿上身的衣服，一转眼不知怎么的，就上了煤黑或被滴上了烟囱缝滴下的烟油……
“大楼”之说和“统共才住四口人”的话茬相继湮灭。附近盖起了一些有双气（管道煤气、暖气）的新楼，三亲四友陆续住进好房子的消息不断传来。而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