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前期经济史-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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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被俘的雅利安人也成了另一些雅利安人的奴隶。此外，奴隶所生的子女和
以牛马、金银交换得到的奴隶也成为奴隶的重要来源，甚至文献上还记有因
赌博而赢得奴隶的情况。公元前9世纪，婆罗多族两支后裔在北印度的一场
大战，战火燃遍印度河、恒河流域山川，其他许多部族都被卷入。这样大规
模的战争，为进一步掠夺奴隶提供了机会，也加速了握有军事大权的罗阇从
部落酋长登上奴隶制国王宝座的演变。公元前8世纪左右，印度河、恒河流
域纷纷出现以部落的中心城堡为都邑的王国，统辖其附近的一些村庄。到公
元前6世纪时，印度北部各地的奴隶制城邦小国已有数十个。他们互相兼并，
频繁发动战争，后来成为16个大国，古代印度的历史与经济发展进入了列国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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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国时代的经济
在列国时代，恒河中下游的经济比其它地区的发展更加显著。这一带城
市众多，工商业兴盛，聚集了大量人口。当时尞伽国的都城瞻波，摩揭陀国
的都城王舍和后来迁都的华氏、跋祗国的都城吠舍厘、迦尸国的都城陂罗奈、
居萨罗国的都城舍卫等等，都是日益繁荣的著名都市。
铁器在列国时代更加普遍使用，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农作物的产量有很大
提高。手工业生产不仅分工更为细密，而且各种手工业产品的质量更为精良
了。世界著名的金银珠宝、香料香水、精纺织品等传统手工艺品远销国外，
尽管时有战争，但商业活动仍十分活跃。当时印度的海外贸易主要对象有斯
里兰卡，缅甸和西亚各地，陆路则由犍陀罗经由阿富汗而北通中亚，西连波
斯。列国时代后期，波斯帝国开始入侵，并在印度设省，统治了犍陀罗西部
和阿富汗一带。在波斯统治的各地中，印度向波斯岁贡黄金的数额最大，由
此可见黄金产量之高和当地富裕的程度。据印度佛经所载，列国时代的手工
业匠人达18种之多，手工业生产十分繁荣兴旺。西通波斯的大量商队有时由
数百辆货车组成，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伽尸国的一名富商曾率领一只500
名商人组成的船队入海采宝，航行到达斯里兰卡。这些商业活动，反映了城
市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反映了新生的奴隶制王权的强大。
列国中的摩揭陀王国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政治斗争中逐步占了上风，
首先吞并了东邻的安伽王国。当国王阿阇世继位之后，全面奉行扩张政策，
经过长期激战，又征服了以吠舍离人为主的瓦吉联盟，从而成为北印度最强
大的王国。阿阇世王的儿子伏陀延执政后，在恒河与宋河两大河流的交汇处
建立了新首都华氏城，使其具有战略和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不过，后来的摩
揭陀诸王都比较孱弱，未能完成阿阇王称霸的遗愿，印度河、恒河流域的经
济生产在政治混乱的状态下，数百年间没有显著的变化。后来，波斯人、希
腊人几度侵袭，并占领了印度的西北部。公元前4世纪，印度的经济进入孔
雀王国的全面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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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
1。夏代的经济状况
经过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五六千年的发展，中国黄河流域在龙山文化
之后进入了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
夏族在远古时期主要活动在河南省西部的颍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地
区，北及山西省南部的汾水下游两岸。在这一地域内，各氏族部落集团在龙
山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成夏民族。周围地区则分别存在着其它许多氏族部落军
事联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所证实的，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先民的岳石
文化，黄河上游氏羌等族先民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
长江下游吴、越等族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等。此外，在东北地区还有西辽
河流域的一些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集团，西南地区和华南也生活着一些经济
上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所有这些分布在中国大陆上的早期国家和氏
族集团，共同构成了夏代的历史主人，共同发展着夏代的经济。
（1）主要代表夏代经济的二里头文化
夏王朝的中心区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证实在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
南部地区。考古发现其代表性文化，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
文化，其中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为主要遗存。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3000年的发展，使黄河流域许多氏族部落在龙山文
化晚期先后进入更大规模的军事联盟时期，形成了一批中国古代传说中很有
影响的集团，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神化了的酋长，如黄河下游皋陶氏、
伯益氏，黄河中游的颛琐氏、帝喾氏，渭水流域的炎帝神农氏，淮水流域的
太皞氏等等。这些强大的军事集团经过数百年的交流与融合，大约在公元前
22世纪之前，各自成为城邦制的军事酋长国。后来，黄土高原的黄帝部落集
团统辖下的6个巨大的部落联盟，成为活跃在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地区最
强大的力量，从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
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心区域的代表性文化，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极其丰
富的遗物和大量遗迹，可以看出夏代社会经济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
高。
这种文化于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玉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
不多。自1954至1957年，洛阳的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
葬与灰坑。在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形状和铸造
工艺都很原始。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所
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已经证实的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
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
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都有发现，其中以二里头遗址最为典
型。在已发现的100多处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
地，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
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
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宝贵资料。
夏王朝的第一个君主禹，是黄帝的后裔，原是夏后氏部落的一个酋长。
夏后氏是河套地区的戎人部落，后来沿黄河南下，活跃于今河南省西部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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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南部一带。当龙山文化之末的虞舜集团控制中原时期，禹以率众治理洪
水有功，被各部落推举为舜的继承人。可是禹继位之后，即培植自己的儿子
启的力量，独断专行，不再顾及氏族内部的民主传统。禹死之后，启公然杀
害了由各部落推选出的禹的接班人伯益，用武力夺取并控制了黄河中游各地
的领导地位，从此完全废除了远古社会数千年传统的部落联盟首领“禅让”
的民主选举制度，开创了王位世袭制的“家天下”的局面。公元前21世纪，
夏朝正式以奴隶制的面貌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国的社会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即奴隶制经济时期。
夏代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各遗址出土的农具主要是石器，其中
石铲、石镰的数量最多，另外还有骨铲、蚌铲和蚌镰等。木质的耒、耜一类
工具也是日常使用的农业工具。主要农作物仍然是新石器时代盛产的粟、黍
一类和某些栽培的蔬菜瓜果。
这时，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称为六畜。由于农业
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龙山文化兴起的饮酒之风更为普遍，在一般
的平民墓葬中，也常见用觚、爵等酒器随葬。
在夏代的生产和经济生活领域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已基
本上与农业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玉石器制作、骨角器制
作、制革乃至木器加工都已出现专业化分工，手工业生产开始出现了行业性
的结构和与此相适应的商品交换。
各地的制陶业是当时的主要手工业。陶窑在郑州洛达庙、偃师二里头、
夏县东下冯和襄汾陶寺等遗址都有发现。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烧制白灰的
窑址。出土丰富的陶器中，有作炊器的鼎、鬲、折沿深腹罐和侈口圆腹罐等；
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擂缽、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罐；
酒器则有盉、觚、爵等。
青铜器冶铸技术是一门新兴的专业技术。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器有
爵、铃、戈、镞、戚、刀、锛、凿、锥、鱼钩等等，尚未出现较大的青铜容
器。虽然产品还不多，形制也很简单，但已确切表明夏代已进入了青铜时代，
充分显示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造铜器的陶范、
坩锅和铜渣，东下冯遗址则出土了铸铜器的石范。当时的铜爵胎壁较薄，表
面较粗，尚无装饰纹样，表现出中国早期铜器比较简单粗糙的特点。工具和
兵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相对复杂一些。这些情况
表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已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
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遗址出土
了不少玉制琮、圭、璋、钺和一些小型装饰品，其中主要是墓葬中的随葬品。
二里头发现的一件柄形玉装饰品，上面雕刻着上、中、下三组规整的兽面纹，
其间饰有两组花瓣纹，兽面用单线和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雕成，线条流畅，纹
样与后来在青铜器上常见的一致，工艺水平很高。还有一件兽面铜牌，上面
用200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颇具艺术价值。
陶寺和东下冯分别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石磬，虽然仅打琢成型而未经磨制，带
有明显的原始性，但这种石磬的出现，社会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制作骨角器，已经成为夏代一项单独的手工业。二里头遗址发现一批切
割的骨料、半成品，还有制作精良的簪、锥、凿、铲、针、匕、镞、鱼叉等
骨角器，同时发现了磨制骨角器的工具砺石等。东下冯遗址出土了刻花骨器。
许多遗址都发现了用骨、角、蚌为原料制成的人们喜爱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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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的木器制作技术空前发达，木器工业成为手工业部门一个十分重要
的行业。在著名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的遗址陶寺，从规模宏大的墓地中发
掘出极其丰富的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