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文学简史(日本部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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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岛信夫　（1917～）以《美国学校》（1954）荣获该年度下半年“芥川文学奖”。小说以“残疾人”的形象，表现了日本人在新的统治者美军面前显现的卑微与屈辱。而1965年刊出的代表作《拥抱家族》，则描写家庭形式变化引致的悲惨景象。传统式的家庭结构渐趋崩溃，代之而起的是体现某种民主精神的“核家族”（只有夫妻子女的小单元家庭）。

　　1965年1月，一桥大学学生石原慎太郎（1932～）以《太阳的季节》（1955）一作获得“芥川文学奖”，因而引起文坛内外的轰动。《周刊朝日》刊出“芥川奖学生作家”特集。单行本则在短期之内售出三十万余册。小说旋即被拍成电影。而摄制过程中，石原既是导演又当演员。一瞬间，慎太郎的发型成为时尚。“太阳族”（即“太阳迷”）一词，也在一夜之间成为流行的时髦语。文坛围绕作品展开争论；又因电影涉及伦理问题，而引起社会争议。然而，《太阳的季节》毕竟意味着战后文学的一个转折。以此为契机，文学家们不由自主地被卷进战后社会异常发达的传媒机制中。“太阳族”现象的起因，首先在于变化的世态。此时，公众心理已开始脱离战败后沉重的社会压抑或阴影。石原慎太郎走红的时期，正是日本社会开始步入相对安定期的时代。此时，革新派及学生运动刚刚遭受镇压。消费生活的水平却急剧提高。社会日益富足起来。相应地，青年人反而失去了目标与理想。生活之中产生出某种新的抑郁感觉。社会上，坏男孩坏女孩多了起来。人们似乎都在期待着，期待出现新的刺激。适逢此时，《太阳的季节》获奖并嘲弄了前辈们的道德观念，以活生生的人物行为强化出青年人大胆、直露的性风俗或性本能。小说使老一代吃惊，皱眉；青年人却产生共鸣，狂热推崇，似乎总算找到了符合新一代文学观念的文学表现。当然，小说获奖之后的种种社会性事件，是传媒机构主动干预的结果。《太阳的季节》是文学进入“传媒时代”或大众社会化时代的一个象征。不久又迎来了日本战后大众文学的空前高涨。纯文学、大众文学在创作上逐步发生一些交叉或融合，进而产生所谓“中间小说”的现象。

　　不过，石原慎太郎似乎并没有象当时评委们期待的那样，成为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宠儿，是时代将他这样敏感而富有才气的作家推上峰顶。他笔下所描写的，不过是“无目标”社会的青年激情。他的作品风格，也在于准确、及时地把握住那种无目标性的“单纯的激情”。“内向的一代”，时间上属于战后日本第六批新人作家。在此之前，出现了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开高健、高桥和已、柴田翔、真继伸彦等所谓第四、第五批新人作家。重要的是，从“第三新人”作家开始，已经将文学的目光投向现实中的“日常性”。而“内向的一代”，却是彻头彻尾“日常性的文学”。这批作家把“日常性”看作新的生活磁场，代表人物有黑井千次、古井由吉、后藤明生、阿部昭、小川国夫等，评论家方面则有秋山骏和柄谷行人。表面上看，“内向的一代”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是缺乏社会观念；其次是文学评论的标准发生变化，作品变得不易读解，小说似乎成为一面“凹镜”，给人以抽象、零碎和不真实的感觉。读者往往不知所云，搞不清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就是说，“内向的一代”拘泥于“日常性”，创作方法却悖离日本小说的写实传统，或者说根本无视小说创作的规则。评论家小田切秀雄认为这批作家有两个显著的缺点，一是缺乏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的敏锐性或主观愿望，二则陷入浅薄的虚无主义中，安于表面的和平与繁荣，“安稳地一味追求自我的内在精神或日常性中的不安与非现实”。作品中运用的，是“日常性”的语言。他们与知识阶级没有共同语言，甚至处于本能的对立状态中，这也是“内向的一代”一大特征。“内向的一代”惯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把非现实性的世界移入日常之中，例如古井由吉、高桥高子试“曲折光线”映出极为普通的生活感觉，进而抽象出某种本质性的原型存在。此外，描写中他们统统脱离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现实，离开现实主义文学所注重的“血缘”与“故乡”，固执地表现独自一人生活在毫无意义的场所——现代都市。例如森万纪子的《黄色娼妓》　（1971），描写一个无所事事、丧失社会存在意义的女人“没有意义地走在街上”。作者运用“走”这类常见而没有多少社会性倾向的词语，赤裸裸地表达对于生活的感觉。“内向的一代”的上述表现特征，应当说反映了相应的世态变迁或时代性。“无意义的人，在无意义的场所，以无意义的生活”，展示了沙粒一般的生存形态。史论家松原新一认为：人们“需要这种生形态，乃是因为自己的人生源自现代的社会结构，却又离开他人、现实、自然，离开生活，孤单一人被抛置于不可理解的真实之中。”（《战后日本文学史》）

　　后藤明生的小说《夹击》（1973）颇具典型性。主人公“我”毫无意义地生活，没有个人主张也没有自白的契机。“我”没有所谓内在独立性的个性特征，“我”不过是无数之中的一个事例、一个场合而已。因而从外观上看，后藤明生的小说具有“反小说”亦即破坏传统小说形式的性质。由此，奥野健男却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现代人生活中的大部分，几乎未被写入小说”。实际上，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且具有某种国际性的普遍倾向。当然主要表现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对当代日本文学而言，“内向的一代”具有启示意义，不仅在社会文化背景上最为接近，在表现上也具有内在关联。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绍介各位作家的创作特色。只能将富于代表性的作品罗列如下：

　　小川国夫《来自海上的光线》（1968）、古井由吉《杳子》（1970）、后藤明生《夹击》（1973）、黑井千次《时间》、阿部昭《司令的休假》（1970）、清冈卓行《洋槐树林立的　大连》　（196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