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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书屋2004-0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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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兼容,来自上级的批判斗争不论对错与否,都被视为对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结果,革命队伍中固然涌现出一批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人那样的理想人格典范,但同时等级制度、特权思想、集权主义、个人崇拜等消极因素也不断发展蔓延。
  如此看来,“王实味事件”难道仅仅是王实味一个人的悲剧吗?

  刘大杰和曹聚仁:失去勇气之后

  
  ? 魏邦良
  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讽刺了某些文人不通古文,乱点古书,结果闹出了笑话。在文中,鲁迅所举的例子出自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在这本书中,刘大杰把“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点作“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鲁迅说:“借得他一塌糊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
  刘大杰这个错误确实犯得很低级。而鲁迅的文章又流传甚广,所以很多人(包括刘大杰的一些学生)都知道刘大杰的这个笑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复旦大学的几个中文系学生,曾做过几首《教授杂咏》的打油诗,其中“色借青黄借,中郎遂借光”就是讽刺其时正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刘大杰的。
  读过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应该知道刘大杰的学问其实相当扎实,做学问的态度也相当严谨,那么,古文底子好旧学根底深的刘大杰,难道连袁中郎的书都看不懂,难道会犯断句不当的错误?
  近日读陈四益先生的《臆说前辈》,方知个中原委:“……一位明白底里的朋友告诉我,那本由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的标点,其实并非出自大杰先生之手,而是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也是一位文化界名人),因生活无着,借大杰先生之名,标点此书,弄几文稿费谋生的。”〔1〕虽然,陈四益先生上面这番话乃“道听途说”,且是孤证,但对这种说法,我是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因为像刘大杰这样的饱学之士,基本不可能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那么,这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文化界名人”又是谁呢?为什么刘大杰甘愿为他背黑锅背骂名呢?在《臆说前辈》另外一篇文章中,陈四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此人原来是阿英:“我听友人告知的情况恰恰相反:刘大杰先生曾说过,标点是阿英搞的,他那时从事革命工作,经济上比较拮据,需要找点事换点稿费,但他不好公开露面,所以名字用的是刘大杰。至于标点的疏漏,可能是因为革命工作繁忙,无法静下心来的缘故吧。解放后,此事已成过去,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只对几位非常熟悉的朋友谈过内情。”〔2〕
  我想,很多读者会和我一样好奇:为什么“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当时不谈,是阿英“不好公开露面”?那么解放后,刘大杰还有必要背这个黑锅吗?对这个问题,陈四益以刘大杰学生的身份为我们作了揣测:“大杰先生当时既不能道破,后来又不愿使朋友难堪,宁可自己背着这骂名。这样,我才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敬的一面……”这样的解释在我看来十分苍白与勉强,如果是一般的黑锅,背了也就背了,但考虑到被鲁迅点了名,考虑到鲁迅文章的不朽性,那么,如果刘大杰不出面澄清这个问题,他活着,背这个黑锅;死了,还要背这个黑锅。也就是说,鲁迅的文章流传多久,他的这个黑锅就要背多久。如此一来,刘大杰的不澄清,是不是“亏大发了”?再说,这个错误太低级,低级到了足以让一个学者名誉扫地;低级到了让学生也敢肆无忌惮地讽刺他,在这种情况下,刘大杰先生仍坚守“沉默是金”的古训,太令人费解了。
  被鲁迅讽刺,遭学生嘲笑,刘大杰却能安之若素,将黑锅背到底,陈四益从中“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敬的一面”——虚怀若谷、坦荡豁达;而我却从中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悲的一面——胆怯懦弱、委琐窝囊。我认为,对于此事的真相,刘大杰不是不愿说,而是不敢说。既然对方是“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是“文化界名人”,是来头不小背景显赫的角色,刘大杰哪敢说破?如果冒名顶替者是个身份卑微的无名小卒,而刘大杰仍然这样坚持将黑锅一背到底,我当然会像陈四益先生那样从中“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敬的一面”,而现在,冒名顶替者是个很有背景的角色(名望与身份均不在刘大杰之下),愚钝如我者就很难断定,刘大杰是出于大度主动去背这个黑锅,还是出于胆怯被动去背这个骂名的。考虑到冒名顶替者的显赫身份,考虑到刘大杰的生性软弱,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前者。
  说刘大杰先生生性软弱,不是笔者的轻率之语,而是陈四益先生对老师的精彩剖析:“大杰先生是有他的弱点的。一个是软弱,经不起风波。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时,他便因一段历史一时讲不清楚而去跳黄浦江……软弱,使他不能抗争……”〔3〕在这里,我不妨加一句,软弱,使他不敢说清事实真相,背了一辈子黑锅,将来还要背下去(陈四益文章中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孤证,虽然笔者认为这更接近事实真相,但要说服更多人,仅凭这个孤证远远不够)。
  有了陈四益先生以上的分析,我下面的结论应该不算武断:刘大杰在被鲁迅辛辣讽刺之后,绝口不谈自己被冒名顶替,是出于怯懦而不是什么大度。所谓“大度”,所谓“豁达”,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不过是掩盖怯懦的“遮羞布”而已。
  有人因为怯懦,不敢说真话,结果背了一辈子的黑锅;有人则因为怯懦,不敢直面自己的错误或丑行,挖空心思为自己辩解。前者有刘大杰为例,后者有曹聚仁为证。
  关于曹聚仁,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评介:“曹聚仁先生即使谈不上多么伟大,却至少属于‘走一个少一个’的类型。我们可以说他是报人、记者、行者,或别的什么,如统战人士,但他首先是一位不辱没职业担当的作家,一位边走边读、边读边写的路上文士。”〔4〕诚哉斯言,曹先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也是成绩斐然的报人,更是一位勤勉用功、笔耕不缀的作家,平生著述逾四千万字,结集行世的有:《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上海春秋》、《文坛五十年》、《文坛三忆》、《书林新话》等,凡数十种。学问渊博、著作等身的曹先生,理应得到世人的尊重乃至敬仰。不过,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曹先生这样令人敬重的人也难免会犯错。曹先生在“边走边读、边读边写的路上”也做了一桩让人羞于启齿的事,在我看来,这件发生在曹先生身上的事,某种程度上辱没了“作家”的头衔。
  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南京陷落那年,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聚仁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聚仁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还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5〕。
  首先,必须说清的是,曹聚仁的这次“艳遇”,决非如他说是什么“好事”,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嫖,因为那一夜,少女出卖了肉体,曹聚仁则支付了现金,如果花钱买性交不算嫖,那么什么才算得上嫖呢?虽然曹聚仁事后既支付房费又额外送了母女十块钱,但并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只能说曹聚仁支付的嫖资较别的嫖客丰厚罢了。
  不可思议的是,曹聚仁做了这件事后,竟十分心安理得,仿佛他做这件事是于人有利于己有益,堪成“双赢”——对方有了回家的路费,自己有了一夜的缠绵。多年之后,回忆这件事,曹聚仁无半点悔意,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我说了上面第三个事例,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腥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6〕
  以上文字,出自曹聚仁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写这本书时已年过古稀,所以其文字工夫勘称“炉火纯青”。先是用一句似是而非的“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把自己洗刷得一干而净;接着,又借母女俩之口告诉我们,他做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最后,他还试图一劳永逸地堵住所有胆敢对他的行为不以为然的人的嘴。你不赞成少女出卖肉体,你就是道学家;你批评曹聚仁的“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你就是在说风凉话。另外,曹聚仁还意味深长地提到那一块带血的白手帕,真难为了一个老人,事隔多年,这样的“小事”,这样的一块白手帕,他居然还牢记在心。如果不是记忆力好,那就是这块白手帕有深意存焉,所以,曹先生才会铭心刻骨。
  在我看来,那位少女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是屈辱的,也是令人同情令人唏嘘的;而曹聚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行军途中竟然“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抗战时期,傅斯年先生曾这样说:“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而曹聚仁作为战地记者,竟然一面“救火”,一面“趁火打劫”。如果是在太平盛世,曹聚仁做了这种事,我们可以说他一句“意志薄弱”,而在国难当头、外敌入侵的非常时期,曹聚仁做出这种事则是可耻甚至可憎的。当曹聚仁与那位不幸的少女苟合时,放假的,岂止是道德,更有一个记者的良知乃至做人的底线!
  一方面,曹先生难能可贵地在回忆录中实话实说道出一桩难以启齿的事,做到了“要写,必以真面目对人”(张中行语),但他那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的辩白,却使他内心的懦弱暴露无遗。他越是虚张声势,越是吞吞吐吐,越说明了他内心的软弱——不敢正视自己的丑行,不敢正视问题的实质。
  刘大杰忍气吞声,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是出于政治上的恐惧,不敢讲真话。在刘大杰所处的时代,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那时候,说真话,轻则影响仕途,重则危及脑袋。刘大杰缺少的正是说真话的勇气。为了保住官位和脑袋,刘大杰不得不背着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黑锅与骂名。作为后人,我们不必苛求他的沉默,但问题的真相必须澄清:他是因为胆小怕事而不是因为虚怀若谷才作出这一选择的。
  曹聚仁吞吞吐吐,不敢直面问题的实质,是出于道德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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