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北京-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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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雕刻山水、花卉、人物、草虫，刻工细腻，着色鲜艳，被誉为艺术珍品。
绢花绢花是用绫绢做的花朵。相传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左鬓角上有个伤疤，她每天让宫女用一朵鲜花戴在左鬓上。冬天没有鲜花，就让宫女用绫绢做假花给她戴。这只是一个故事，不必当真。后来绢花逐渐发展。明清时北京绢花制作更精美，又称京花。清朝的绢花传到国外。
北京其他的特种手工艺品，还有花灯、烟花、绒花、风筝、地毯等，种类繁多，绚丽多彩。
瓷器中国的瓷器，到了明朝，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明代瓷器胎质细腻，釉彩斑斓，色泽艳丽，图案淡雅，尤其是江西景德镇的御器厂官窑瓷器，盛极一时。
明代瓷都景德镇，除民窑生产瓷器外，皇帝在这里设立御器厂，专门烧造官窑瓷器，供宫廷使用，并派官员到景德镇督窑，即监督瓷器的烧造。明代景德镇官窑多至58座，烧造碗、碟、盘、杯、盒、钟、瓶、棋盘、屏风、龙缸等器皿。官窑为宫廷烧造的瓷器数量很大。宣德八年（1433年），一次就要烧制龙凤瓷器443500件。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紫禁城重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完工，命烧造九龙九凤的御膳器皿和青龙白地花缸、金龙金凤白瓷罐等呈送宫廷。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命烧造瓷器120260件。据估计，嘉靖帝在位45年，官窑等烧造宫用瓷器达百万件之多。万历十九年（1591年），先命烧造瓷器159000件，不久续派烧造80000件。后工部官员以景德镇地区“土瘠民贫，连年灾”，请停减烧造瓷器，不从。
明代御器厂烧制的瓷器，以青花瓷为主。明代的青花瓷器优胜于元，它胎釉精细，青色浓艳，纹饰优美，造型多样，在中国瓷器史上颇负盛名。明代又兴起彩瓷，颜色有红、黄、绿、蓝、黑、紫等，开创了釉下青色、釉上着彩相结合的新工艺。明初的彩瓷，如青花红彩，只在釉上着红彩。到宣德帝时，烧造出“青花间装五色”的五彩瓷器（又称斗彩）。后来青花五彩瓷器大量供奉禁庭，成为宫廷新的装饰品。
明代瓷器大量从北京运至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蒙古、女真等贡使返回时，所装瓷器多至数十车。其包装方法是：“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这是陆路远途运输的包装妙法。明代瓷器还大量出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袭击葡萄牙船，得到中国瓷器约60吨。后运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买了一套餐具。据《荷兰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记载，运往荷兰的瓷器，万历四十年（1612年）有38641件，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有69057件，崇祯九年（1636年）达259380件，崇祯十二年（1639年）竟达366000件，可见西方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与需求。
清代仍在瓷都景德镇设御器厂，所烧造瓷器，供宫廷使用。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中国瓷器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康熙帝时所产的五彩瓷器，习称康熙五彩，造型端庄凝重，装饰丰富多样，色彩鲜艳瑰丽，光泽透澈明亮，是这一时期瓷苑中的新葩。清代瓷苑中又一丛新葩—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将彩绘画面某些部分用玻璃白粉打底，然后烧造成的瓷器而得名。雍正帝时烧造的粉彩，称雍正粉彩，比康熙五彩更娇艳、柔白、精细、淡雅。很多雍正粉彩明如镜，薄如纸，达到了“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消”的地步。清代瓷苑中另一丛奇葩—珐琅彩，是以瓷作胎，外用珐琅彩绘描画，经烧制而成的瓷器。珐琅彩瓷器的彩绘和烘烧多在内务府造办处内进行，形制有碗、杯、盒、壶、瓶等，专为帝后妃嫔玩赏、祭祀供器之用。雍正帝时，珐琅彩加绘山水、花鸟、竹石、人物，并配以书法精美的题诗，成为制瓷工艺同赋词绘画相结合的艺术品。乾隆帝时，珐琅彩器画面上绘有西洋画，更有一番意趣。
清代瓷器受到外国的喜爱。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不必细说，就是普鲁士皇帝选皇后，还曾以600名撒克逊龙骑兵向邻近君主换取一批中国瓷器，为其婚礼增色。普鲁士皇帝如此喜欢中国瓷器，其他贵族争相仿效。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英国向清朝定购瓷器达80万件之多。中国瓷器成为东方和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色彩斑斓的纽带。
编书明代迁都北京的永乐帝，刚登上宝座就命大学士解缙等编纂大型的类书。先后动员3000余人，历时五年，编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类书—《永乐大典》。它有22937卷，辑入图书七八千种，书成后装订成11095册，计三亿七千余万字。《永乐大典》因卷帙浩大，只缮写一部，未曾刊印。隆庆元年（1567年），另摹成副本一部，藏于皇史裩。珍贮在南京的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在清代遭到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焚劫，也所余无几，已成为古籍珍本。藏于皇史裩的另一大部是官修编年体史书—《明实录》。明朝定制，凡新皇帝登极，即诏修《实录》，任命总裁，开设史馆，以时为序，排比史料，纂修实录。“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本各一部，正本藏于皇史裩，副本藏于内阁。《明实录》凡3045卷，洋洋大观，足资参阅。此外，永乐《顺天府志》和万历《顺天府志》，是明代关于北京的两部重要文献。
长城运河
在中华大地上，有两项伟大的文化奇迹：一是蜿蜒起伏、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另一是晶明平直、纵穿南北的京杭运河。它们历史之悠久，工程之宏巨，作用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在世界，都是仅见的。而万里长城拱卫的，京杭运河漕运的终点，就是北京。
万里长城，拱卫北京。明朝推翻元朝后，故元势力总想复辟，这就促使明廷要修整长城，以加强防御。但是，明朝军事力量开头时远比蒙古骑兵力量强大，据载北元“残胡甚少，骑者才五千人，共家属一万口”，实力还比不上明朝一个军镇。所以，徐达修居庸关和山海关等处关隘，而没有像秦始皇连接秦、赵、燕长城一样，兴筑全线连接的长城防御体系。而明朝先后放弃大宁卫（老哈河流域）和东胜卫（河套地区），从而使整个防线大幅度南移，即由辽阳、广宁、大宁一线，移至在北京的东北和西北，凭藉燕山和军都山脉修城设防。
明朝大规模修缮和加固长城是在16世纪后期。其主要原因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京师两次遭到蒙古骑兵困扰；若每年派兵进入草原地区烧荒，只会招惹蒙古骑兵报复，而无益于京师的防御；蒙古军事力量日渐强大，仅漠南一带驻牧骑兵即不下数十万人；明朝军队实际力量已削弱不堪，战斗力大为降低；明朝经过200年的生息、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执政后，任用戚继光、谭纶等得当，上下协和，内外一致。这一切说明，全面整修并加强长城防御体系既为时之所需，也为势之所行。
明拱卫北京的长城，主要有居庸关、古北口、山海关三个要隘：居庸关在左，山海关在右，古北口在中。
居庸关在北京城西北50余公里处，建筑在一条长约20公里的溪谷中间。这条溪谷俗称关沟，相传谷中有72处风景点，称做“关沟七十二景”。溪谷两旁，山岭重迭，怪石突兀，景色优美。山峦间树木葱茏，翠幛重叠，因有“居庸叠翠”之称，为“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关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形势险绝。明人“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的诗句，说明了这道雄关的形胜。居庸关自古以来就是北京的西北门户。居庸关这个名称，相传是取秦始皇徙居庸徒（庸工隶徒）修筑长城之意，可见它的久远历史。明、清两代，居庸关成为拱卫北京的重关要塞。居庸关有南、北两个隘口，是关沟的出入口，南面的叫南口，北面的就是著名的八达岭口。
八达岭地势险峻，居高临下。“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可见八达岭之险要。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在八达岭的岭口，构筑了关城。关城设东、西城门：东面额题“居庸外镇”，刻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西面额题“北门锁钥”，刻于万历十年（1582年）。两门均为砖石结构，券洞上为平台。台之南北连接关城城墙，台上四周砌砖垛口。从“北门锁钥”城台两侧，延伸出万里长城。八达岭附近的长城，依恃山势而筑，高低宽窄不一（平均约高7。5米，宽5。5米）。墙基用条石垒筑，墙体包砌巨大城砖，内填黄土碎石，墙顶地面铺墁方砖，内侧为女墙，外侧为垛墙。垛墙上方有望口，下面有射洞，以便罙望和射击。
从八达岭关城向两侧长城望去，有许多台堡（约500米左右一处，依地形而定）。台堡的一种叫做墙台，为兵士巡逻放哨而用。另一种叫敌台，分上下两层—上层顶部为平台，周围有望口和射洞；下层为空室，可住宿兵士和贮存武器。还有一种叫做烽火台（或叫烟墩），主要是用于传递军情的。如遇有敌情，夜间举火，白天燃烟，燃烟时又鸣炮。明成化二年（1466年）规定：敌兵百人以上，举放一烟一炮；五百人以上，举放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举放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举放四烟四炮；万人以上，举放五烟五炮。烽火台有的设在城墙上面，也有的建筑在山顶上，作为长城守卫的信号传递站。
古北口是京师北面重要的长城隘口，金贞二年（1214年），在古北口建铁门关。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在古北口设关城。城周长两公里余，设南、东、北三门。古北口两侧的长城，有的横跨在潮河之上，下设三道水门，建筑奇特，十分雄伟。
明朝初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等人据守古北口，增派民夫，修筑长城。但这仍未能阻止蒙古各部南下，古北口屡次失守，震动京师。为此，明朝政府多次扩建、加固古北口关城，至嘉靖初年，古北口关城已具相当规模，十分坚固。关城筑于潮河东、西两山之上，周长约2公里，沿河川还广筑烽火台。看起来，似乎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了。
然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鞑靼俺答部的军队，却避开关城，从山间小路拆毁长城，破墙而入，迂回包抄，古北口再次失守。俺答的军队在北京城外大掠八天，又从古北口大摇大摆退出。仅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这一年，俺答就经古北口大掠三次。
古北口屡屡失守，使明朝政府惶惶不安。公元1567年，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大学士张居正，把原在中国东南的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辽、保定防区，谭纶为总督，戚继光为总兵，又调刘应节为顺天巡抚。他们三人共同制定防御措施，重新划分防区。在张居正的支持下，他们对蓟辽、保定防区的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经过这次改建，长城大为改观，整个防区得以安定数十年，在金山岭长城上发现的一块碑记中，不仅记述了谭纶、戚继光、刘应节等人视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