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六期-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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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实际行动上，也都有大批煊赫的学者进入“好政府”，以自己的知识资本和全部才智，为统治者效劳。为了迎合知识分子中普遍的“权力饥渴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蒋介石政府便在政党保持不变的政治框架之内，实行专家治国。一九三二年，由地质学家翁文灏等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立。汇聚了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政治、经济、社会调查和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其中计有胡适、丁文江、杨振声、王世杰、吴鼎昌、陶孟和、吴蕴初、刘鸿生等，堪称一代名流。一九三三年，征集马寅初等一批著名法学家参与《五五宪草》及其他有关法规的制订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任院长，下属九个部中有三个由专家主持。三十年代，蒋介石还委任了一批专家教授和社会名流担任立法委员，任命蒋廷黻为外交部次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还任命和聘用了一批著名学者担任国家高级官员、大学校长，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此中有几个重要人物，正是独裁主义的拥护者。一九三八年，国民参政会建立，从此又多出了一批知识者，充当了中央政府高级幕僚的角色。一九四一年民盟成立，其他党派随之纷纷兴起，短短几年内形成一股组党热潮。这就是中国现代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群，他们努力通过参政议政，试图改变长期以来的无权状态。二十年间，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的几年，知识分子相随改变工作的书面性质，而热衷于具体的政治实践。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合流，是四十年代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是一道罕有的风景。
　　雅斯贝斯一再论及自由，说：“也许人类最深刻的对立，是由人们意识自由的方式决定的。对一部分人是通往自由之路，对另部分人则正好相反。在自由的名义下，人们几乎要求一切，但是也很有可能踏上奴役之路。”一九四四年五月，著名的西南联大开过一个五四历史座谈会。在会上，张奚若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则是思想革命。”闻一多则总结道：“张先生说现在精神解放已走入歧途，我认为还是太客气的说法，实在是整个都走回去了！是开倒车了！……”他不往回走，他逆风前行，结果死在政府特务的子弹和身后学者的讥嘲中。
　　难得的是抗议的声音。但是，在四十年代后期，那类具有批判立场而又富于道德力量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了！在知识界，很少有人不为党派所罗织；笼盖于五四时代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后启蒙时代的氛围已然为政治斗争所代替，不见文化思想的交锋，却一样的刀光剑影。储安平是活跃于其中的一位出色的人物。作为一个时评家，他表达的不是深层的文化思想，而是最坦率最直接的政治见解；从《客观》到《观察》，以办刊代替组党，意在“干政”。虽然他显示了在两党斗争中的独立不倚的决心，但是从个人文字和编辑倾向来看，毕竟是偏袒政府的。他不同程度上接受过胡适和拉斯基的影响，一直向往秩序和法治，希求“在岗位有所建树”，“对国家有所贡献”。可以说，骨子里头是一个“好政府主义”者。他对政府许多做法的抨击，确乎十分猛烈，诸如反对摧毁舆论，践踏人权，反对豪门特权，贪污腐败，反对用政治控制的办法控制教育，出动军警，用残暴的手段对付学生等等；另一方面，仍然强调说“政治力量不能没有重心，现在中国政治力量的重心无可否认仍在国民党。所以我们能尽力来帮助国民党，努力建国大业，也就是我们尽了为国家服务的责任。”他呼吁“结束党治，开放政权”，也都是为国民党的前途设想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到底是“乱”，不是“叛”。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已经无法抵抗共产党，或本身确实无法维系社会与人心，这时，只有由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分子”出来领导。他关心知识分子的权力问题。对于权力，他所关心的也不是文化上的领导权，像五四人物一样，而是政治上的领导权。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间，《观察》杂志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松散的争论。这个问题，牵涉到对国共两党斗争的前途的看法。所谓“天下不归杨，则归墨”，知识者是必须从中做出选择的。“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当然也与对国民党尚怀希望是有联系的。发起争论的杨人楩教授声称，中共根本上是否定自由的，它的干预比国民党更为严厉。张东荪说：“至于中共，我们觉得它的组织太强大，不适于一个民主国家。”储安平则认为，从经济的准则来说，中共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
　　在时间的峡谷里，没有任何从容思考的余地。无论信仰也好，抗拒也好，疑虑也好，时代列车的巨轮是轰隆轰隆地开过来了！
　　思想：地面状态与地下状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正是在发生五四运动的古老而年轻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在五万万人中间，所有的知识分子，怀着期待的、兴奋的、间或焦虑的心情，都听到了喧天的礼炮，和毛泽东的宏伟坚定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土改。镇反。三五反。各个领域，以异常的速度进行毁坏和重建的工作。知识分子队伍也在重新整合，从生活到思想，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局外。首先是进入“单位”。美国著名记者巴特菲尔德以他在中国的体验，总结说：“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5）单位教会知识分子认识：“组织”是什么东西，这个从纺织物那里引伸出来的语词是何等严密。通过单位，他们领取工资；通过单位，他们认识自己的同行、领导、同志和敌人，同社会发生关系；甚至通过单位，认识自己的思想。单位是一个巨物，无所不包，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其神秘而威严的存在。作为“单位人”，他们被赋予一种集体感、归属感；惟其如此，才觉得自己的渺小，任何独立的企图，转瞬之间就会变得孤立无援。他们被“分子化”了。他们害怕为组织所抛弃。这种依附关系和危机感的产生，使他们从外部到内部，从被动到自觉，变得十分顺从。
　　在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知识分子得不到平等的关怀与尊重。“解放区”与“国统区”，党内与党外，组织与非组织，所受到的信任和使用的程度是不同的。在这里，从档案管理到日常生活，都产生了一种对“身份”的普遍的重视与认同。在这个基础上，随之萌生种种的优越感或自卑感，萌生依靠组织谋取身份的欲望，同时也萌生着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
　　知识分子所在的单位：大学、报社、杂志社、出版机构，剧团等等，全部国有化。社会上不再出现个人组织的社团，职业性团体如“作协”、“文联”，实际上也都成为了“国家组织”。作品必须经过审查，不能随意发表。上海书店通知沈从文，即称：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其实，这种文艺禁令，此前早就成文或不成文地存在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完稿后，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因为曾经有人指责为“同情地主”、“反映的是富农路线”等，难以获准出版。连根据茅盾小说《腐蚀》改编的电影，刚刚问世，也因被指责为有同情特务等立场问题，被公安部下令禁演。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同名电影曾经电影界负责人夏衍的推荐，同样因受批判而停映。夏衍本人写的剧本《考验》，被柯庆施下令停演。建国初，禁区已经相当森严。这是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所决定了的。长期以来，由战争培养起来的敌情观念和军事化作风对文化的介入，沿袭下来而成了一种常态。所谓“运动”，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集中强化而已。
　　的确，“运动”是一种可怕的体验。运动依赖组织又高出于组织之上，有它独特的规律和形态。由于权力趋于集中，缺乏制衡，各级组织都存在着可能的凹陷和缝隙，于是政治思想运动成了必要的补充。“思想改造”运动，是知识分子建国后经历的第一次运动。运动发生很早，始于一九五一年，首先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系统地阐述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性质，“世界观”的转变，以及任务问题。因为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放弃独立的一切，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后来，毛泽东陆续提出的“知识分子劳动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五七指示”等等，都是这种普及化、一体化的思想。这场运动波及所有重要城市地区，使用了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包括群众大会、“小组斗争会”、公开批判、口头或书面表态、坦白交代并承认“错误思想”等。运动从文艺界及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然后扩展到中小学教师，甚至波及学生，于一九五二年结束。比起“土改”和“镇反”，（6）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显得较为温和，但是，精神的威慑力仍然是强大的。
　　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中，毛泽东特别注重意识形态问题。在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以压倒的优势向前进行的时候，他不时出现在文化前哨，独自指挥一场又一场战役。其中包括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梁漱溟，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文艺报》，直到批判乃至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胡风“集团”案中，私人通信被当成罪证，而且加了“钦批”由党报率先发表，逮捕也是“钦准”的，无须任何法律程序。刚刚通过的宪法成了一张废纸。
　　此间，知识分子心理发生了极其复杂微妙的变化。作家萧乾有一段话描述说：“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由白区投奔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命这一课。搞文艺的，热切地捧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喝过延河水的老同志打听一九四二年整风的盛况，批《武训传》时，我们这些留过洋的，赶紧聚在一起检查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三反五反本来同知识分子不大沾边儿，大家也主动认真地深挖起灵魂里的资产阶级根子。那时的报刊经常可以看到学术界文艺界非党人士的长篇自我检讨，批判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寻找在感情上同工农兵的差距，反省过去对西方文艺的盲目崇拜，同时歌颂斯大林，歌颂苏联，歌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检讨”，或称“思想汇报”，作为一种群体性行为，一种流行文体，在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世界知识分子历史上，也不失为一种奇观。他们紧张、忧虑、恐惧，像沈从文就因为无法接受这种精神压力——郭沫若称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一度精神失常。有人因此改变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如萧乾所自述的，即在胡风等人因信函获罪入狱后，写信和讲话都懂得了克制。他说，“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