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1-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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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历史已有三十多年。秋千架上，白桦林中，常常可以看到祖孙同读一本书，母亲在给襁褓中的孩子讲故事……一点四亿俄罗斯人，私人藏书就有两百亿册，每个家庭平均藏书近三百册。有的家庭简直就是一个小图书馆，并常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邻居、同事和孩子们。中心城市是这样，边缘地带亦是如此。在海参崴，商店内没有顾客的时候，年轻貌美的女店员安静地坐在柜台内侧看书。在许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许多俄罗斯人手不释卷的专注神情，那书多是厚厚的各种名著的精装本。无论外界如何嘈杂，他们一如既往恬静地神驰在自己的世界中。这么一个爱读书的民族，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战胜呢？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美国人好像有点吊儿郎当，不大爱读书。然而这儿又用得上中国那句老话了：老黄历翻不得了。据调查，如今美国人业余时间最喜欢的三项活动的时间分配为：一是与家人和孩子玩，占百分之二十，二是看电视，占百分之二十一，三是读书，占百分之三十五，高居榜首。美国的孩子五岁就到公立学校上学前班，许多家长在此之前就开始让孩子读书。各种儿童教材层出不穷，公共图书馆定期组织各种阅读活动。例如，在波士顿的公共汽车或地铁上，常常看到前后左右的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读书。近年来，洛杉矶一年一度的图书节每次都吸引约十五万人参加。2005年全美的图书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学校的音乐厅、讲座厅都派上了用场，几乎每场演讲会门前都有人排队等候空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爱瑞克·奥特曼（即《当总统们撒谎时》一书作者）参与的一个题为“谎言、欺骗、掩盖”的讨论会，听众络绎不绝，门外不断有人往里挤，令组织者意想不到，只好出动消防队员来维持秩序。嘉宾有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女士、数位参议员、十几位前普利策奖得主。共有三百八十名作家参与了九十六场演讲会和讨论会，六个书朗诵或诗朗诵舞台剧参加了演出，四百家出版社的图书参加了展销。美国人很忙，但忙有忙的读书办法。大量图书被录音、制成光盘和磁带，供人走路、开车、健身时听。怪不得美国人在世界上这么牛气，原来人家也是个玩命读书的民族。
“青年”语源小考
？ 楚 人
《书屋》今年第八期《〈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一文中所述的“青年”并非近现代语词，更不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来华基督教组织创建基督教青年会时所新译定的名词，而是早已有之。如唐牟融《寄张源》诗云：“咫尺西江路，悲欢暂莫闻。青年俱未达，白社独离群。曲径荒秋草，衡茅掩夕曛。相思不相见，愁绝赋停云。”这里的“青年”便是指的年轻人。唐宋以降，这一语词出现得更多，如元无名氏《硃砂担》第一折云：“为甚青年便头白，一夜起来七八遭。”清郑燮《再和卢雅雨》之二云：“莫以青年笑老年，老怀豪宕倍从前。”“青年”一词除了指年轻人外，也表示青春年华，如《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婆子道：‘老媳妇犬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年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
张学良的一两件事
——且说邵飘萍之死
？ 散 木
《书屋》近来连续刊登了两篇关于民国报人邵飘萍的介绍文章，想到明年就是邵飘萍以身殉报的八十周年了，心中不免感到些许欣慰。其实，自从邵飘萍1926年牺牲之后，人们对他被张作霖父子杀害的有关议论就不绝于耳，因为人们无法想象一位新闻记者竟会横遭如此的劫运，也难以理解张作霖父子竟懵懂于杀戮一位代表民意的新闻记者将会有怎样的损失和高额“成本”的付出（也就在邵飘萍死难的一年之后，北洋军阀最后一支力量的奉军全线败退，1928年6月，曾经不可一世的奉军又退出京城，张作霖也在日本人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人们大概想不到：果然竟是张学良这位赳赳武夫的少帅成全了烈士之名。当然，由此也留下了一个话题：当年的张学良，应该如何评说呢？
话题应该从1926年4月北京的政治形势发生遽变说起。自大沽口事件发生后，北洋军阀最后的有生力量直鲁联军和奉军开始加紧进攻国民军。当时国民军已处于三面受敌的包围之下。就在“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翌日，国民军在前线开始总退却。3月23日，直鲁联军占领天津，随即国民军谋求与直鲁联军和奉军阀妥协，借以保存实力，固守北京。4月1日，奉系军和直鲁联军将领在天津举行军事会议，商讨进攻北京国民军的事宜，决定张宗昌任前敌总司令。3日，奉军派飞机轰炸北京。6日，奉、直、鲁、晋各军联合向北京总攻击。7日，奉军及直鲁联军分四路进攻北京。15日，直、奉军猛攻北京，鹿钟麟遂下令总退却。此后，国民军开向南口一线。24日，避入东交民巷的邵飘萍被人诱出被捕。随即获悉邵飘萍遭难的汤修慧夫人迅即告知北京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恳请采取行动紧急营救邵飘萍。此后北京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会议当即决定：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等十三家报纸各派一名代表，集体去游说先期抵达北京的张学良（张作霖尚未到达北京）。25日下午五时，刘煌等十三名代表分乘四辆汽车赶赴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会见了张学良。当时代表们再三恳请驻军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邵飘萍，或将之暂予监禁，以免其死。张学良则振振有辞地告诉代表：“逮捕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子玉”即吴佩孚，“老帅”即张作霖）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张学良的一席话，说明逮捕且欲杀害邵飘萍是直奉联军既定的方针，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他绝不可能擅自违背已由直奉军阀各将领铁定的计划。此谓杀一儆百。直奉联军进入北京，为了借“反赤”获得出师之名，并以此控制局面，势必要拿几个人头来开刀问祭。十三位代表听了张学良的回答，面面相觑，他们不愿意失去最后的希望，又再三解释和恳请，但张学良始终没有动容。最后，张学良终于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是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这时，会见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张学良已经渐渐失去耐心，他借口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起身送客，这样一来，代表们只好含泪而归。
《书屋》今年第六期曾以亮的文章《乱世飘萍》谓北京新闻界营救者以杨度为首，不知有何凭据。其实，杨度是参与了此后营救李大钊的活动，他与营救邵飘萍并无关系（顺便提一下：由昝爱宗等编写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中称：邵飘萍被“枪决后，北洋政府面对前来营救的上万人士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这也不是事实）。据当年《申报》所载，此次北京报界同人营救邵飘萍的十三位代表是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和汉口《正议日报》的驻京记者以及《北京晚报》、《五点钟晚报》、《中报》、《公报》、万国电信社、神州通讯社、益智通讯社、民生通讯社、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所组成。当时上海《民国日报》也对此事做了报道：“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氏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各代表再三解释，并恳求张本夙昔尊重舆论之善意，将邵开释，或永远监禁，以保全其生命。张谓余情愿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各代表恳求至三小时之久，张当笑谓：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郭尚因他事犯罪，余亦可牺牲一己，与其私逃，但其前次举动，余实无法援助，及出兵讨郭之际，余尚致其一书，谓‘尔前谓我战术参差，今度且看如何’，又致郭夫人一书，谓：‘彼此此后不能复为跳舞之戏矣。’张又谓：‘余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亦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云云。’时张氏亟要赴齐燮元之预备会议，不能再谈，各代表乃悒悒而出，后又各以私人交谊奔走各方营救，但仍无效。”奉系军阀必杀邵飘萍而后快，即由此可见一斑。
这里，不妨顺便来说说张学良。由于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作用，其早年枪杀邵飘萍一事遂不大为人所提及（或仅用暧昧的“北洋军阀”一词道及）。其实，正如当年张学良会见众说客时所说，他与邵飘萍夙有私交。在郭松龄倒戈时，邵飘萍还在《京报》上规劝“父让子继”，即希望他以少帅的身份接任“镇威军”总司令，由此改造东北的政局。这当然是当时的张氏父子所深为忌恨的。于是，一旦其率兵开入京城（张学良作为先锋首先入城），杀邵就是必然的事了，而“赤化”更是其人必死的一桩罪名（后来又以此杀了李大钊等）。这正如当年人们追问杀害邵飘萍的主谋，是当时正在京城的张宗昌呢还是张学良？张宗昌曾自称是“老粗”，毕业于“绿林大学”，自有“游戏规则”，于是也就不会理会现代政治文明和法律，一如邵飘萍之后林白水的死，仅仅是由于一篇丑诋他人“肾囊”的文章；而翩翩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学良呢，且不说他与邵飘萍的私交，一个敏感于时代潮流的人物，且“比较有深谋”，然而正是有人一语道破：“为了疑心他夺权而杀了他的父执杨宇霆，又何惜乎这一个新闻记者呢？”〔1〕当时中共人士赵世炎也在文章中批评张学良不能顺应历史幡然悔悟，却继续为虎作伥：“张学良因为是‘他的父亲的儿子’之故，在北京威风凛凛的检举赤化、搜查学校、钳制舆论。”〔2〕
彼时张学良，一军阀耳，今日史书何须对此加以避讳呢？此外，此前虽说是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但对新闻记者公然不经法院审判而夺人之命，邵飘萍之死却是首开先例。这也只有“绿林”出身、赳赳武夫的张作霖父子才做得出来。因此，后来民国资深老记者陶菊隐先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称：“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或云当时杀邵的动议，也有直系的吴佩孚，此前曾与避居六国饭店的邵飘萍通过书信的黄浚称：事后他曾致信给吴佩孚的幕府、秘书长张其钅皇，询问此事确否，张答：“初无此念。”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