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四期-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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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散文，我尝有“诗文有别”一说，鹤西之作应该算是上品的散文诗，怪不得废名要说“几位诗人都爱好”呢。我觉得这里真是文心相通，不由得好生喜欢。此书出版在一九九七年，算来距作者写作已有六十年了，就是废名也是隔着整整半个世纪在那儿太息。“初冬的朝颜”，出自日本的俳句，或许乃是一点生意，一种慰藉，但到底还是悲哀的；犹如一说“但愿人长久”，一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难道我们真的当它是两回事么。
书的后半才是《初冬的朝颜》，大约皆为近年所作随笔。还是给我安安静静的感觉，但不复是当年安静的忧伤，而是老人安静而平和的深思了。据书中所写推算，鹤西当已年过九旬，没想到废名“可爱的小朋友”这么老了。他也正写得非常好的老人文章，老而沉着，老而有趣，《追忆知堂先生》即为一例，末尾有云：“虽然涉世以来，也不是没有看到前后（或一度）判若两人的人和事，但仔细思索之后，多少都还能追溯到一些主客观的轨迹。惟独他的失足在我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最后，在百思莫解之余，我想到的竟是美国梭罗的话；‘奢华与舒适成了人类走向崇高的真正障碍’。而先生的生活，似乎又还够不上奢华，于是这一猜想也就只可供我自警了。”
我这些年来于出版周氏著作稍稍用心，顺便也就关注他的生平，只是不敢妄谈研究，因为好多地方不能懂得，却又好像无法绕过去，所以一向也没写过什么。这回看见鹤西的话，眼前为之一亮，实在佩服他说得如此干净实在。遂想起《论语》里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本来意思已经完了，然而跟着他又找补一句“是知也”，敢是因为若没有“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也就谈不上，所以要特地点明不成。孔子还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本是对己而言，然而对人正有如对己；不逾“知之”与“不知”的界限，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可以胸怀坦荡地对待了。我想鹤西是担得起古风可存这句话了罢。
当时时光已晚，次日早上打电话给丽雅兄，想要鹤西的地址。“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位君子还是智者，我须得写信去问一声好才是。她说鹤西一定回信，而且他是爱写长信的。末了还叮嘱一句，要联系就赶快啊，他可是都九十二了。又过一天我约丽雅兄见面于“三联”，在三楼的咖啡厅里，匆匆写了一封短信，附带提到：我最心仪废名，从他的文字中早就熟悉您了，所以感觉很亲切。连同我的一本《如面谈》，一并麻烦她代我寄给鹤西。谁知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说赵丽雅来过电话：刚得到消息，鹤西在十天前已经去世。那一晚我良久不能入睡，把《初冬的朝颜》翻了又翻，觉得若有所失。可是我失去了什么呢？仿佛失之交臂，又仿佛连这也算不上。“初冬的朝颜”，不啻一个幻影。又想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的心情也只是惘然而已。
记韦君宜
？ 许觉民
其人其事
在六十年代前，我知道韦君宜这个名字，她在编团中央办的《文艺学习》，但是我并不认识她。六十年代初，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因故人事大变动，一九五七年社长冯雪峰被划上右派而下台，一九五九年，接任的社长王任叔（巴人）又因大谈“人情、人性”而被免职，因此这个“社长”的交椅就一直空着。一次在开会时周扬告诉我，作家出版社与中国戏剧出版社将合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可以加强领导力量。不久，作家协会调来了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几位，戏剧出版社来了孟超。上面决定由严文井任社长，韦君宜为第一副社长，其余再按顺序排列。此时我方才认识了韦君宜。
韦君宜的特点是除开会外，平时不大说话。她有一点异样之处便是一个人坐着会不停地自言自语，说什么因为并不发出声来，所以别人也不知道，看样子她一人说得很有滋味。说着忽而露出笑容，忽而又收去了笑容，接着两唇翕动不止。说不定她在准备什么腹稿，像演戏一样，先来一个彩排。这可能是一种习惯，不足为奇。
韦君宜一九五七年在作协时，为丁玲陈企霞的所谓“反党集团”事说过几句公道话，为此也被批了一通，差一点戴上帽子，以后因胡乔木的说情，免了戴帽，到农村去改造了一阵。自此后她沉默少语，遇事不敢决断。她从作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带来作协下属的一些人一起来，其中有一个编辑，文化水平虽不高，却极有能量，实际上是一个隐性领导，韦君宜是很怕他的。有一次要出版杨朔写的一本《非洲游记》，封面设计是一群飞禽猛兽，画得不错，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不好，说把非洲人民都认作是野兽，是对非洲人民的侮辱，必须撕去重印。他在韦君宜面前力主要重印，韦未置可否，把我找去，要我判断一下。我说，非洲的奇异兽类是非洲风景的一大特色，写的是游记，用来作封面是可以的。那个隐性领导听了，勃然变色，同我争论起来，他要重印，我坚持不必重印，相持不下，那么决定权在二把手韦君宜，她终于同意了那个隐性领导的话，决定撕去重新设计。这时我方知，那隐性领导的权力之大。
还有一次，出版社印了曲波的一本长篇小说《桥隆飙》，内容是写抗日战争年代的一支民间游击队，首领名桥隆飙；神出鬼没，弄得鬼子兵晓夜不宁。这支游击队以后为八路军所收编，但桥隆飙有时仍有些我行我素。此书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此书要销毁，原因是主人公不服从党的领导，有损于党的形象。他又到韦君宜那边去力陈利害，韦无计，仍把我找去。我把小说全部看完后认为无妨，桥隆飙之被收编，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至于其部队有时有些越轨，正说明其要成为真正的八路军还有待于不断的给以教育，而且在小说中八路军正是那样耐心地做了，这也正是表现了小说布局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不料那个隐性领导仍大不以为然，声嘶力竭地要销毁此书。我说完就走了。以后知道，韦君宜还是听了他的，将此书印好的五万册全部销毁。
自此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出版社十分复杂，我这个第二副社长说话等于放屁，那隐性领导成了太上皇。这样，我对韦君宜也从此疏远起来，相处多年，几乎没有谈过一次心。
韦君宜的胆怯，只因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块心病，隐性领导是知道的，弄得她事事都没有主意。论人品，她是个好人。我看得出，她不整人，只要隐性领导不出场干预，她说话条理分明，有逻辑性，讲道理，不是糊涂人，更不是“左”的。
韦君宜在工作之暇也写小说，不过她从不告诉别人，起码不告知我，我只是偶尔在刊物上看到她的小说。我觉得写得很好，不但没有什么“左”气，而且文笔清丽，很耐读。这些小说不知又触动了什么长官的注意，认为不健康。一九六五年“四清”时，她奉命参加“四清”，据说与写了几篇小说有关。那年文化部改组，夏衍、陈荒煤、齐燕铭等下了台，调来了萧望东。萧的做法是派员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向他汇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位年轻人是部队里的，来后找我，首先了解韦君宜，我对韦君宜虽略有芥蒂，但觉得她为人正派，没什么邪门歪道，文艺思想也是好的。说到文艺思想，那个年轻人说不然，她的小说不行，有问题，什么问题他不说。我记得他说了两篇，一篇是《月夜清歌》，还有一篇现在不记得了。这两篇我都看过，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再三问我问题在哪里。我想不出，只说可能调子低一些，但也是可以允许的。他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更大的错误，我问他什么错误，他不说。每次他来，问长问短，我有些讨厌他，于是只说点无关紧要的话应付他。以后我还发现他还找别的人谈话。我还风闻到找人谈关于我的情况，我就更讨厌他了。此后他来找我，我就不大说什么话了。
这种用“密探”法收集材料，我觉得是很卑劣的。尤其是先有结论，某人某事是错误的，然后照此框框去收集意见和材料，这可以把一个人描绘得十分可怕。我不知道他们把韦君宜描绘得怎样，把我又描绘得怎样。
“文革”初，文化部与全国文联在部队主持下办起了集训班，将各单位的“审查对象”好几百人都拘留于“社会主义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拘近二十人，这就成了不久后的“黑帮”。在里面将近两个月，互揭互批，大会小会大字报，弄得昏天黑地。韦君宜此时忽然神经系统出了毛病，人站不稳，上下楼梯要扶着慢慢走，状极狼狈。以后“黑帮”一律被揪回本单位，在一次大会批判后，她的病情立即加重，将一粥锅套在头上说是要去游街了（被揪回时，我们都被游过）；她又将厕所内用过的便纸一一收叠，说这是交代材料不可丢。看来已神志失常，无法再参加这一场大革命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起，她就病倒在家，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将下干校时，她的病情见有好转；才又回到了“牛棚”。她病倒的三年中，恰好是文革恶浪滚滚。她未能参加，这是她的不幸还是幸事；我不知道。
在干校期间，她很快就被“解放”，并担任了连指导员，办事看来比较公正。那个隐性领导仍在一个连里，有无干扰她的工作？似乎也有一点，至少我这样的人迟迟不得“解放”，而且在一张我的表格上批注“长期在干校改造”，与他就有关系。
一九七二年韦君宜调回北京恢复工作。我因为仍在干校“改造”，对她的情况不明，但也曾风闻她在出版社内受压。她反对出版那些文理不通和毫无价值的所谓工农兵读物，她的观点被指为“黑线回潮”，受到了批判。我想，她还不如不回去反而安全一些。以后我又听到，她又被指责为出版界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她在“文革”头三年中因病倒少受了折磨，却在后期恢复工作后反而陷入了困境。我那时离开了出版界，其间她并未同我打过招呼，要我回去，我是理解的，因为回去的日子并不好过，控制着出版社的军宣队几个人，不懂业务瞎指挥，那个隐性领导依然活跃着并乱舞棍棒。到“四人帮”垮台，情况一变，韦君宜被捆绑的手脚松了绑，开始真正的做了一些事。
自此她除工作外，还写了不少小说。小说集《老干部别传》和长篇小说《母与子》我都读过，都是很有特色的，有的我写了评论介绍。这几年她因病住医院，我去看她，她要我为她的新作《露沙的路》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