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四期-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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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年，光绪奉慈禧谕旨，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以官制改革为下手处。官制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独立为基本原则，“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守。”由于官制改革牵涉权力和利益的重大调整，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躁动不安。有关官制改革的条陈如雪片般飞到慈禧的眼前，其意见之纷杂、斗争之激烈实属罕见，老佛爷感觉“如此为难，还不如投湖而死。”厘清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官制改革中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清政府本欲通过官制改革收取督抚的兵权和财权，哪知督抚却以设内阁、开国会相要挟，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更形突出。官制改革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九○八年，宪政编查馆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与此同时，慈禧和光绪帝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上谕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又云：“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这是慈禧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慈禧的政治遗嘱。
同年，慈禧悲郁而逝，权力轴心顿成虚弱，要求速开国会、速立宪法的呼声更趋高涨。立宪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导致两者合作的最终破裂。满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呼喊声中土崩瓦解，清末改革以失败而告终。假如慈禧晚死十年，宪政改革的结局又将如何？在逝去的历史面前，吾无余言。
同席——对骂——抱吻……
？ 刘 纳
其人其事
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郭沫若与胡适初次会面——在上海。
这两位新文学中人都已经暴得大名，当然，他们名之“大”的程度也已显出了相当远的差距。胡适作为为新文学发难的先驱人物，已是北京大学教授，在新文化界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郭沫若还是尚未拿到医学士文凭的留日学生，只是因为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风格新异的诗作令人瞩目，他的第一本个人创作集《女神》几天前刚刚出版。因此，郭沫若后来用嘲讽的口吻把这次会见称为“光荣”的“同席”。
那天的“同席”是谁请客？胡适日记与郭沫若回忆所述大有差别。胡适当天日记记：“周颂九（久）、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周、郑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人员，又是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帝大的高班同学，由他俩出面作东，似有为郭沫若引荐之意。而郭沫若后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里，却明确地记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而且事前郑重地下了请帖。
究竟谁请客并非是无所谓的事——这与高梦旦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身份有关，而商务是使郭沫若十分敏感的地方。
早在郭沫若开始文学活动之初，就曾想把自己的译著卖给商务印书馆，但被拒绝了。郭沫若与朋友策划后来称之为“创造社”的文学社团时，上海滩上有点名堂的书局如中华、亚东等都不愿接受由几个留日学生操办的前途莫测的刊物，代为奔走的朋友根本没敢问津于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直至一九二一年夏天，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郭沫若等与上海一家小书局“泰东”联系在了一起，以接受经济剥削和忍受恶劣工作条件的代价，换来了泰东老板赵南公为创造社出版刊物的允诺。作为与小书店合作的写作者，郭沫若不可能对商务印书馆这庞大的存在无动于衷，其心情就像相当于本具备考上名牌大学的实力却阴差阳错地进了草鸡大学的学生，那份对于“名牌”的敏感是可以想见的。
恰是在一九二一年，高梦旦在北京访胡适，力请胡去商务主持编译所。在胡适谢绝之后，高梦旦又请胡到商务作三个月的客人。七月十六日，胡适抵上海，商务总经理及高梦旦等均到车站迎接，接着便是宴请、访谈、视察等等，给予了令人惊叹的礼遇。七月二十日，上海商报便登出一篇“趣闻”《胡老板登台记》，称胡为“新文学的泰斗”，谓其受聘于商务，“言明每月薪金5000元（比大总统舒服）”。到馆之日，“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利害么？”尽管胡适认为这篇文章不过是“玩笑”，他还是认真地将其剪了下来，粘附在当天的日记上。至少，他对这种炒作并不反感。已是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胡适又成为上海文化界的舆论热点。
当时正在上海与泰东合作的郭沫若对胡适的“煊赫”肯定是反感的，这反感到十多年后化作了嘲讽的文字：“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宣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同席，是怎样的光荣呀！”
关于这次“光荣”的“同席”，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有相当详尽的记述：高梦旦向胡适介绍“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胡适“殷勤地”与郭握手，并且说：“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郭沫若在记述了这些仿佛记忆犹新的情景之后又描述了自己的揣测：“在‘商量’之上冠了一个‘再’字，自然是为我的事情已经是商量过的。商务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吗？”
究竟高梦旦与胡适是否有意“找”郭沫若，这件事除郭沫若本人的回忆外，尚难找到其它的佐证。郭沫若十多年后记叙这次会见时几乎句句含有嘲讽，而胡适当时记在日记里的印象就已经颇有保留：“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他会在与郭沫若会见之前，就与高梦旦商议要把郭请到商务吗？且不说对郭的看法怎样，胡适会推荐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吗？我们只能留下疑问了。
另一个疑问是：据胡适日记记载，就在那“光荣”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与朋友到商务编辑所拜访胡适，而郭沫若始终未曾提起过这件事。
胡适出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算起来只长郭沫若十一个月。论学问才情，郭沫若大概也并不佩服胡适，但在一九二一年夏天的上海，他们的名望、地位、身份、待遇竟然显出了极大的差别。郭沫若日后将有不少机会发泄他的不平与不满。
创造社成立后，郭沫若和他的朋友郁达夫等摆出了向“垄断文坛”者（郁达夫语）、“树大招风”者（沈雁冰语）勇猛出击的挑战姿态。他们没有放过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创造》季刊上，由郁达夫出马，含沙射影地骂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此文理所当然地招来了胡适题为《骂人》的回骂。十多年后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到“胡适在‘骂人’的一段杂记里面，骂了达夫，同时不用说也连带着骂了我们”时，忽略了一个事实：是郁达夫先把胡适骂作“清水粪坑里的蛆虫”的，而胡适所回骂的“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实在要文明得多了。郭沫若当时发表了为郁达夫助战的文章《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他积蓄了一年多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终于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
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郭沫若这段文字充分传达了他对权威姿态的反感。而胡适一九二三年五月再次来到上海时，致信郭沫若、郁达夫，表现出颇为诚恳的态度：“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郭沫若即复信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于因此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胡适收到复信后，还到泰东看望了郭沫若、郁达夫，郭、郁也曾去回访。
至于胡适的来信与来访被郭沫若视为“一种求和的态度”，当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胡适再访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单单可闻，大约即其日妇。”从郭沫若家出来，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而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东的生活境况后，在家信里写下了一段十分愤慨的话：“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当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世间岂有公理哉？”在艰苦的生活中，郭沫若本人也一定这样无数次地质问过。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唏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骂人”。
三天以后，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趁着喝得半醉，胡适又说了一些“诚恳话”，而郭沫若则以浪漫诗人的冲动抱吻了胡适。据在场的徐志摩记述，这次聚会是以“飞拳投詈而散”。随着“飞拳投詈”的情感宣泄，郭沫若与胡适的对立关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他们之间则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对立。
金灿然与拙著《南社》的出版
？ 杨天石
编辑与我
我本来痴迷于写诗，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了几年，转为痴迷于做文学研究。一九六○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农业机械学校，但痴迷不改，仍然想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我在大学后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