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9-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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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作为先进的向西方寻求中国出路的中国人之一，却仍值得我们尊敬。从他的自由观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教训：在追求道德伦理层面的积极自由时，不能以政治权力层面的消极自由为代价；在追求“我们能做什么”的自由时，先保证有“我们免于被……干扰”的自由。这一教训或许是胡适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注释：
〔1〕《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3页。
〔2〕同上书，第827页～828页。
〔3〕台北《自由中国》20卷第7期，毛子水《〈容忍与自由〉书后》；殷海光《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
〔4〕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
〔5〕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第913页。
〔6〕同上书，第848～874页。
〔7〕《胡氏文集》第12卷第809页，胡氏于1948年在《自由主义》、《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中国文化的自由传统》里多次提到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8〕《大公报》，1946年7月21日（转引自《胡氏评传》）。
〔9〕见王伯林：《自由四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页。
〔10〕同上书，第229～230页。
〔l1〕《胡适文集》第12卷，第810页。
〔12〕同上书，第120页。
〔13〕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7年伦敦版，第98～100页。
〔14〕《胡适文集》第12卷，第810页。
〔15〕殷氏的批评见于《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自由中国》第20卷第7期），他在承认赞同胡氏的意见后，又着重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容忍的态度是否能够很容易地在每个人的道德意识与心理中产生？”；一是“容忍产生的难易，是否与容忍者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是容忍惯了的”。
〔16〕《胡适文集》第12卷，第845页。
功以才成 业由才广
？ 舒 展 文
方 成 画
四川长虹公司董事长倪润峰曾经向全公司的管理人员推荐两本书：打天下时读《三国演义》；得天下后读《红楼梦》。据笔者看来，大观园里的管理人才，只有王熙凤、探春几个人，其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吃闲饭的；骄奢淫逸，浪费亏空，举目皆是。王熙凤本人就是个大贪污犯；即令是金山银山，也是会被掏空的。荣宁二府与某些国企存在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不思进取，连居危也不思危，人浮于事，管理混乱，家长体制，财产大量流失，腐败日甚一日等等。
东汉后期，到晋灭吴国，整整九十年，史称“三国”。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闪烁的时代。群雄崛起，中原逐鹿。这个鹿，与其说是玉玺龙椅，不如说是杰出的人才。
鲁迅论《三国演义》时，说过“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全集》第9卷第129页）；无独有偶，钱锺书在谈论诸葛亮在自我评价时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乃“褒夸之词”（《管锥编》第1册第38页）。诸葛亮一向在人们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但恕我指出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是有严重失误的。他重用关、张、赵、马，黄（笔者按：《三国志》中并无“五虎上将”一说）和姜维等人，关张是刘备的结拜兄弟。关公失掉荆州败走麦城，对同僚，目无余子，傲慢自重，不足为训。诸葛还纵容法正随意杀人和李严所在营私；另外，错用马谡，拒绝魏延从褒中出奇兵取长安的建议，这些都说明诸葛在作为统帅才能方面，远不如孙权。孙权不搞“武大郎开店”，他先后重用比他高明的的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个个年轻有为，智勇双全，屡战屡胜，皆人杰也。难怪曹操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另外，孙权在屯田、航海以及团结联络台湾诸多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雄踞东南达数十年之久。曹操，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在谋略、打仗、文采、垦殖……诸多方面，几乎无人可比；他的《求才三令》，笼络了大批人才，致使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主要是北方地区）；但他杀了比他高明的杨修；荀緒反对他进爵为魏公，也被赐死。所以，我认为曹操是通才，大才，但够不上帅才。西汉的开国之君刘邦几乎是个半文盲，出身无赖，苏辙说他“谋事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治国不如萧何”（《历代论》），但刘邦说：“此三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是个帅才。但据《史记》记载，韩信与项羽会师于垓下，最后围歼楚军余部，逼迫项羽自刎。但韩信功高镇主，刘邦伪装出游云梦，伺机逮捕了韩信，押至洛阳，降为淮阴侯。韩信最后终于被吕后杀了头。又据陈寿的《三国志》，陆逊官至丞相，但因参与太子孙和与鲁王的斗争，屡次上疏维护太子，被孙权斥责，因忧愤而死。可见刘邦、孙权那样搞家天下的统治者，是不可能将统帅识才用才的度量与智慧贯彻始终的。观古而知今，当代全球性的新的“逐鹿”——争夺高科技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
李光耀在“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上的演讲中，谈到发达国家吸引人才的一些做法，实在是令人震惊。他说：1971年到1997年之间，移居美国的移民约有1900万。目前，在知识经济里，人才是创造财富的最缺少和最珍贵的资源。美国正考虑把外国专业人员移民的上限人数从每年的11。5万人增加到20万人。德国也宣布，它要在欧盟以外吸引2万名资讯科技专业人才。英国正在修改法律，以便让英国公司能更容易地从亚洲征聘资讯科技专才。在日本，“小渊委员会”已建议，具有强烈民族中心主义而且属于单元种族的日本，应该鼓励外国人到日本生活和工作，并且建议允许从日本学府毕业的外国学生有权在日本居住和工作。韩国则对外国工程师和电脑编程师发放“金卡”，允许他们在该国居留10年，希望借此吸引20万高科技人才。另据报道，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去年8月20日晚举行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强调，新经济竞赛中，新加坡必须要在资讯科技、生命科学和金融服务等高增长领域有所作为，而引进人才又是取胜的关键。能否成功引进人才对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为吸收外来人才是一项确保新加坡具有活力、竞争力和繁荣的长期策略。
中国拥有最多的人力资源，但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却只是占总潜质人才的一小部分。在中国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粗略估计只有50万名，美国和日本则分别有100万和80万名（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劳动队伍的教育水平低，显然是21世纪发展的一个障碍。中国的劳动队伍有12％是文盲，35％仅受过小学教育，只有3。5％受过大专教育（《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71页）。而且，近年来，我国有30多万留学生被吸引到了发达国家。人才资本，比起金融资本，在二十一世纪将会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威力。另据报道，在美国硅谷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6万名是中国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有80％和76％去了美国（《望》2000。8。7）。中华大地上优质梅花鹿，却一群又一群纷纷落入美利坚之彀中矣。这比起国企的资财流失来，对国家的损毁，无异于釜底抽薪呀。对于国际间这种不平等的人才竞争，难道我们真的就无可奈何束手无策了吗？李光耀在“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上说，必须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能创立高科技起步公司的并不是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而是私人个体。他们需要那些在新科技时代成长、对硅谷和其他地方的发展了如指掌的监管人员给予协助。50岁开外的政府官员并不了解这场数码革命的潜能。中国最宝贵的资产是数以千计，年龄在二三十岁，曾在海外，特别是美国求学和工作的杰出优秀人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目前在中国国内担任中低级职位（笔者按：有职称无职务——官衔）或仍然逗留在国外。李光耀展望说，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他们可能会升到政府和商界的高层，对当代世界的最新发展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他们会使中国在治国和商业作风方面迎头赶上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人民日报》2000。6。22《国际周刊》）。
令我担忧的是，“官本位”思想，以前虽然受到过批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风行不衰，工资、级别、用车、医疗……种种福利待遇，仍然是职务优先，职称靠边。例如住房分配，正教授只相当于副局级或正处级，副教授只相当于正处或副处级。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综合国力，国家的强弱，都是靠科技实力来领头并推动的。以“官本位”的这些做法，是很伤尖子人才的心的。
我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也分成科、处、厅、局甚至省部级。官本位在市场经济中所发生的反面作用，人们早已从“官商”、“官倒”、变国有资本为“官僚资本”的现实中看得一清二楚了。得才者兴，失才者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人人明白的真理，一遇到“官本位”的既得利益，就只好让真理挂在嘴巴上了。
据悉，对这一问题，人事部已有新政策出台。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可以在国企、高校、科研、银行、保险和证券等单位，被聘任和委任为司局级领导职务（新华社）。但我想，领导职务毕竟是有限的；而高层次人才的增长，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则是无限的。好在据“全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会议”透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实施的“两个基地”模式引人注目。每年一次或多次回国工作，国内工作时间累计一个月以上，就是既在国外有稳定的工作，又在国内有合作项目。这种“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吸引人才的方式，使不少海外留学人员的智力资源，朝着“深层次、可持续、易操作、有实效”的方向发展，促进内外的信息交流、人员流动，实现优势互补和成果共享，带动了国内的科研工作迅速与国际水平靠拢和接轨。其中一部分人随着国内工作基地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将工作重心向国内转移，最终实现“凤还巢”。正当一些地方承诺给房子给车给高薪吸引高层人才之时，而广州市府则是在机制上给足政策。在国外，个人出技术、政府出资合作，个人想要持股在10％以上是很难的。但广州却允许个人持股30％～40％。一位从美国回来创业的博士，有技术而无资金，政府进行多方面考察后，认为这一创新项目有市场前景，于是在前期一次性投入了5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并将其中40％的股份给了他个人。这家公司现正运作良好。广州鼓励创新的举措，吸引了全国160个重点院校的一百多名博士硕士奔赴羊城（《羊城晚报》2000。8。5要闻版）。
纵观古今，横看中外，帅才总是最稀少的。综合性通才也不多。加之我国从秦汉到民国，重官吏、轻人才的先天体制上的习惯势力，是非常顽固强大的。“文革”时鄙薄知识，践踏人才所造成的灾害，坑了几代人。八九十年代，痞子文学大行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