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9-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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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冯友兰就应邀去美国几所大学讲学，应该对美国学术和教育界的这一动向比较关注。他是1948年上半年回国的，这正是国内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尽管如此，清华园仍然是荷花藤影，弦歌不绝。大概是受那份报告的影响吧，再加上梅贻琦、潘光旦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类似的呼吁也日益高涨。到了1948年2月20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一下午3点，工学院的二十多位先生聚集在土木馆楼上的231号教室，讨论通才教育的问题。会议由陶葆楷院长主持，与会者有我们熟知的钱伟长、梁思成等国内第一流专家。会议认为：大学工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它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的有理想的工程师，因此“各系专门课程应予减少”，“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此外，为了使工科学生有时间和精力思考各种问题，还应该“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
5月28日，《清华旬刊》发表署名晓宋的文章：《严重的工程教育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工学院即将举行改善课程的大讨论，陶院长希望同学们要多多发表意见。与此同时，抢救教育危机委员会也发放了调查表与讨论大纲，机械工程系的同学还发出呼吁，可见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紧接着作者指出：去年工学院教授会已经“一致指出了过度专门的不良倾向”，但如今大家还是“被压在繁重的功课负担下……累得连读报的时间也没有，更谈不到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了。他问道：我们的教育当局“是不是晓得糟蹋教育把青年学生当成塑料是罪过”？文章最后希望同学们要展开彻底的讨论，争取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实现。（同上，216至219页）
6月10日，清华大学自治会举办有关教育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冯友兰在会上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说。冯先生1895年生于河南唐河，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翌年赴美国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从1928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院长、秘书长等职，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水木清华，他对那里有着特殊的贡献和感情。
我注意到，这篇演讲稿好像并未被收入冯氏《三松堂全集》，秦仲德在《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中也没有提到此事，所以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演讲中冯先生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教育的目的。关于前者，他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个处室，而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教育部门，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这些话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学术、教育要自由独立的深义。至于后者，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在这方面，大学与职业学校有明显不同。冯先生说，职业学校重在“有用”，它训练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机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这次演讲中，他还对“人”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的所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冯先生还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应以“君子不器”为准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再说，许多“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大学去研究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传授那些好像没有出路的学问。在谈论上述问题的时候，这位哲学家还不无幽默地说：按理说学校训练出来的人一定是会做事的，然而学哲学的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呢？“世界上有各种职业学校，就是没有‘哲学职业学校’！”（同上，220到223页）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一个月以前，即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之际，冯友兰曾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中说：“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他还说：“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传统，向前迈进。”（《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24至32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没过多久，清华园就随着政权的易手而发生巨变。在此期间，冯友兰以校务会议主席的身份完成了交接任务。那时他恐怕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两三年，这座具有光荣学术传统的清华园竟变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那场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的讨论，也以后者占据上风宣告结束。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310页）。尽管如此，清华大学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不归路。于是老清华的消失，包括清华传统的沦丧和通才教育的失败，也成了冯友兰的一块最大的心病。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多苦难。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入侵开始，中间经过军阀统治、日军侵略与大规模的内战，一直到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有人说苦难使人思考，但假如面对苦难的不是“人”，而是“机器”或“工具”，是否也会有思考呢？总之，当清华大学已经走过90个年头之后，倘若我们仍然不能领悟通才教育的意义及其作用，我们就不能清除产生专制和腐败的土壤，整个社会的人格猥琐、思想委靡和精神委顿就会加剧。长此以往，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强国之梦，也只能是遥遥无期。
《江南味道》序
？ 钱谷融
沈敏特是认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平日少有联系。最近，忽然光临寒舍，给了我意外的惊喜。略叙别后情况后，他就直入本题。原来他正在策划一套地域文化丛书，其中有一本取名《江南味道》，因为我是江南人，他就想央我为该书作序。我这个人是既无能，又懒惰，一向很少动笔，尤其1957年后，更是有点怕写文章。何况现在年纪大了，杂事又多，当然一口回绝。当不得敏特兄软磨硬拉，终于只得答应勉为其难了。
我是常州人，从小生长在江南。虽然十八岁那年，独自流浪到了四川，在巴山蜀水间度过了整整八年。但1946年就又重回故乡，此后一直居住在上海。今年我已八十岁了，除去在四川度过的八年以外，我在江南已生活了七十多年，对江南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了，但要我说说江南味道，却又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味道”这东西，原就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它迷离惝恍，如烟似雾，飘飘缈缈无所不在，可又捉不住摸不着。你说江南多的是小桥流水，但有小桥流水的地方，未必就是江南。江南固多竹篱茅舍，但川、滇、黔、桂，湖南湖北，又何处没有竹篱茅舍呢？古来常说“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但有杏花春雨的地方，岂止江南？中国南方各省，哪里没有杏花，哪里没有春雨呢？即使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的旖妮风光，也并不是江南金陵一带的特有景色。总之是，味道尽管会沾染到每一样具体事物的身上，但每一样沾染上某种味道的具体事物，不就是那味道本身。你想用某一种具体事物来作为某种味道的代表，来象征、说明某种味道，往往是徒劳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的特点，一方水土上的味道，只有在那方土地上所培育、薰陶出来的人身上才最能显示出来。所以，要领略江南味道，你当然最好是能到江南来实地体会、亲身感受一下。如果无缘亲临其境，那么，从土生土长的江南人的言谈举止上，从久受江南水土浸染的江南人的风神气度上，或许也可以仿佛体味其一二。不过，正像单是江南的景色，不足以完全代表江南；抛弃了江南景色的江南人，因为脱离了自己的出身之地，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也就失去了他本来的鲜活了。真正的江南味道，是江南景色与江南风俗人情的统一。要充分领会这种味道之美，必须到江南景色与江南人情的相互映衬中去找寻。这在我们的古典诗词中保存的颇多。因为杰出的诗人是最能够在自然景色与风俗人情的结合中来把捉美、表现美的传神妙手。
譬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中的下面两句，该有多美呀！“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论时间，正是春光明媚、柳花飘絮的时候。论地点，则是洒满六朝金粉的锦绣之地金陵，实足的江南景色。景色如此，活动于其中的人情又如何呢？李白要离开金陵了，朋友们为他送行，宾主一同来到一家酒店，出来迎客的酒家女是位吴姬。吴地多美女，在我们的想像中，不消说，这位吴姬必是个面目姣好的姑娘。“吴姬压酒劝客尝”，待大家坐定，酒筵摆好以后，这位吴姬款款地走上前来，轻轻地按一按手中的酒杯，来向客人们殷勤地劝酒了。“压酒”，注家们多解释为压紧榨床取酒，未免太周折，不如迳直理解为用她的手指轻轻地压一压酒杯以表劝客之意，这样不是显得更亲切、更有情致吗？我们试凝神设想一下，吴姬以手压酒的姿态该有多美，殷勤劝酒的笑容该有多甜蜜，客人们恐怕酒未沾唇，先就醺然欲醉了。而且，我们知道，柳花其实是并无香味的，更不会使满店都香起来。所以这个香味，多半还是从这位姑娘身上散发出来的哩！
紧接着这两句，下面是：“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江南人是好客而惜别离的，听说李白要走了，许多金陵子弟都赶来相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