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9-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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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若是与老百姓为仇，该提心吊胆的就太多了。”
文公听到这番话，立刻接见了头须。
【念楼曰】 记者问邓小平长征时做什么工作，答复只有三个字：“跟着走。”可见在关键时候，跟不跟着走，的确是一个关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晋文公因头须没跟着走而不予接见，实不足怪。难得的是在头须发了一通牢骚后，晋文公反而立刻接见了他，其成为五霸之一，盖非偶然。
头须说跟着文公走的不过是身不由己的奴仆（羁绁之仆），对于赵衰、狐偃诸人并不公平。但他所说，统治者若与老百姓为仇（国君而仇匹夫），统治便不得稳定（惧者众矣），却堪称千古名言，大约也正是这话打动了文公。
【《国语·晋语四》】 文公之出也，竖头须（守藏者也）不从。公入，乃求见，公辞焉以沐。谓谒者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从者为羁绁之仆，居者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众矣。”谒者以告，公遽见之。
祈 死
■ 鄢之战得胜后，范文子回国，找来宗族里的祭师，对他说：“咱们的国君本就骄傲，这次豰癰得胜，那有修养的人还怕失踏，何况骄傲的人。国君又多亲信，得胜回朝，亲信们必会更无忌惮，动乱恐怕难免。凡是我的祭师，请为我祈祷快些死吧，先死了就安全了。”
第二年夏天，范文子死了。冬天，晋国便发生动乱，开始是？家三大夫被杀，最后连国君也被杀掉了。
【念楼曰】 人情莫不贪生，医院里去去来来忙的都是这件事。范文子两世为卿，人生之乐尽可留恋，却要祭师（宗祝）为之祈死，于衮衮诸公中可算一个“异类”。
何以如此？盖知大厦将倾，无法置身事外，不负主要责任者尚可一走了之，两世为上卿的他，若不想受那一番折腾，则只有求彻底解脱之一法。但此亦非人人所能为，首先须对此大厦有真正的爱心责任心，本人又须有较高的智力决断力。墨索里尼和齐奥塞斯库不是宁可被枪毙亦计不出此乎，是可哀已。
【《国语·晋语六》】 反自鄢，范文子谓其宗祝曰：“君骄泰而有烈，夫以德胜者犹惧失之，而况骄泰乎？君多私，今以胜归，私必昭；昭私，难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为我祈死，先难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难作，始于三？，卒于公。
子 孙
■ 松江有一户宰相人家，身后萧条子孙破落。有一回孙少爷在外面讨得一袋米，没有力气扛回家，只好喊了个揽零活的苦力来搬，又嫌他走得慢，说：
“我是宰相子孙，下不得力也难怪。你是个卖劳动力的，怎么也背不动？”
那苦力答道：
“我也是某某尚书的孙哪。”
这是友人董苍水告诉我的。
【念楼曰】 宰相俨然现代总理，尚书则相当于部长。古时中国社会号称“超稳定结构”，其所以能稳定，看来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出伏尔泰、孟德斯鸠，也因为能自我调节。尚书的孙有可能做苦力，则苦力之孙也有可能做尚书，不全都是侯赛因之后小侯赛因，布什之后小布什。长沙人所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河东永远是河东，河西永远是河西，搞到后来太不合理时，就会洪水齐天，冲毁这个世界来重造了。
记录故事的赵翼，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学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他特意交代了故事的来源，想非虚构。
【《赵翼·檐曝杂记》】 云间某相国孙乞米于人，归途无力自负，觅一市佣负之。嗔其行迟，曰：“吾相门之子，不能肩负，固也；汝佣也，胡亦不能行？”对曰：“吾亦某尚书孙也。”此语闻之董苍水。
（插图：
杨福音）
制度不是万能的
？ 赵 刚
谈到中国历史上惩贪官，反腐败最厉害的皇帝，恐怕要属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出身贫寒，讨过饭放过牛，当过游方和尚，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的皇帝，对世间人情世故的了解，比起一般人来要透彻深刻得多。登基执掌天下以后，他多次告诫属下：“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犹如刚会飞的鸟，刚栽上的树，万不可拔羽毛，动树根。只有廉吏才能严格约束自己，爱护百姓。贪吏则必然肥己害民，请你们引以为戒。”
这位贫民出身的皇帝打小苦惯了，坐了江山之后，不单自己节俭，而且对手下也抠门儿，也许明朝官吏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据史载，若按照级别来划分，省部级干部每年的工资是576石大米，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月薪大约是12000元左右；司局级干部每年的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约是4000元左右；县处级的七品官每年工资是90石大米，月薪大约1800元左右。（《明史》二十七卷《职官志》）
兴许有人觉得，这工资也不算低了。可是，细心的人曾经给算过一笔账，算完后您再瞧，这挣到口袋里的银两可就有点儿可怜了。首先，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还有胡椒、苏木，当然也短不了还有银子，可这一切都要按大米折算。于是折算率就成了朝廷斗心眼儿，玩猫腻的一招！《典故记闻》中载：明朝的户部曾将市价三四钱银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至少卖20两银子。倘若以此来折算，完全把布匹当成工资来发，一位县太爷每年才能领3匹布，这样的粗布拿到市场上只能换2石大米（将近200公斤），月薪也就合400多块人民币。这么一算，明朝司局级和省部级的高干，月工资也就1100至3000多块钱左右。再者说，那时没有社会福利，也不时兴公费医疗，一旦官员退休，生老病死无依靠。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上加恩，每月才给了2石大米，不过400来元人民币。这还是财政部长的待遇，一般官员还享受不到。
最后，过去不讲究计划生育，也没有双职工这么一说，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喜欢儿孙满堂，官吏们要是有个七八口子，拖家带口，全指望这点儿薪水糊口度日，得！生活条件比如今的下岗职工也强不了哪去。（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
史料记载：一次，朱元璋心血来潮，想到属下家中私访。于是，事先没告诉任何人，他微服简出，来到了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的家里。像罗复仁这样的学士，在明朝一般都是官居五品的大员。可朱元璋来到罗家一见，大吃一惊。罗复仁家的房屋又旧又破，室内仅有几件旧家具。罗复仁本人在家中，登梯爬高正忙着粉刷墙壁。一见皇上驾到，罗复仁赶紧从梯子上下来，吩咐夫人给皇上搬椅子。可室内的家具太破，无奈之下，只好让大明皇帝坐了回板凳。朱元璋未曾料到弘文馆学士的官邸如此寒酸，顿时动了恻隐之心，旋即赏给罗复仁一处豪宅。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为了给母亲做寿，因为生活窘迫，只买了两斤猪肉，甚至连桌上的蔬菜，也都出自他亲自督率差人在衙门后院自己栽种的。（明史《海瑞集》）
其实，朱元璋对官员工资菲薄心知肚明，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每逢官员上任，他总要召见赴任的官吏教诲一番：“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责有不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明朝小史》卷二）这番话的大意是：我朱元璋效法古人，任命官员派往各地。这些官员刚刚提拔任用之时，他们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当官的时间一长，他们便又奸又贪。我对此早已有言在先，严格执法，决不姑息。结果是，能善始善终者少，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者多。为此，朱元璋给部下算了一笔账，晓以利害：“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可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若是四处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难免东窗事发。而一旦事发，你就要受牢狱之苦，判决之后，再送去服劳役。这时候，你得到的那些赃款在哪呢？也许在千里之外你妻子儿女手中，也许根本就没有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钱反正不在你手里，而在他人手中。这时候，你想用钱，能拿到手吗？你都家破人亡了，赃物都成别人的了，那些不干净的钱还有什么用呢？”（朱元璋《大诰》论官之任第五）
尽管朱元璋苦口婆心地把话讲明了，把账也算清了，可照样有想“拔鸟毛”、“挖树根”的腐败分子。这伙贪官徇私枉法，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奢靡腐化，把朱元璋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为了遏止腐败，朱元璋一改“刑新国用轻典”的做法，干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把惩治贪官污吏作为头等大事，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凡贪赃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然后将其剥皮，里面填上稻草，挂在官衙左边，让每个为官者早晚瞻仰，知有警惕。
要说对付贪官的腐败，朱元璋的狠劲儿谁也比不了。据《大诰》记载，明代光是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有族诛、凌迟、极刑、枭令、断手、刖足、阉割、剥指、剁趾、墨面、文身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刑法，如“铲头会”、“刷洗”、“抽肠”。所谓“铲头会”，是将五至十名囚犯推入预先挖好的坑中，用土埋至颈项，只把脑袋露出地面。然后，刽子手用特制板斧排将砍去，往往一板斧下去，便有数个人头落地。所谓“刷洗”和“抽肠”更加叫人毛骨悚然。前者是将犯人全身赤裸地绑在一张特制的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往犯人身上浇。顿时，犯人被开水烫得皮开肉绽。接着，行刑的刽子手，手持铁刷，在犯人烫烂的身体上用力刷去皮肉，直至露出白骨，“至尽而死”。后者则是将犯人剥去衣服，高吊在特制的架子上，刽子手用铁钩从肛门处伸进犯人体内，将其肠子钩出，再将肠子的一端系在石头上，旋即松手，此时“尸起肠出”，犯人便被活活地刳肠而死。
据野史记载，明朝刑法中曾有一字叫“醢”，即是言朱元璋将贪官污吏剁成肉酱，然后分赐给各地官员叫他们吃下，永记不忘。此类说法虽不一定可靠，但却反映出朱元璋对官吏腐败的深恶痛绝。
在反腐败问题上，朱元璋绞尽了脑汁儿，除了思想教育和惩治打击这两手外，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做得颇有成效。为了确保封建官僚机构的正常运作，防范和抑制官场腐败，同时也为了将各级官吏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开始对中央监察机构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废除了元朝的御史台，改设都察院。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为院长官，另设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为副贰。全国共有110名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分掌十三道。（每一道相当一省）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提高了都察院的级别，将左右都御史封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封为正五品。第二年，他又进一步将都察院改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