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9-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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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年间，文武百官上朝时有“两怕”：一怕朱元璋的玉带；二怕御史官的绯衣。朱元璋上朝时若将玉带高挂在胸前，上朝的百官便一块石头落了地，皇上今天情绪不错，没有什么大碍。若是朱元璋将玉带揿在肚皮下面，文武百官则个个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因为这是朱元璋要下决心大开杀戒的预兆，当天准有大批官员掉脑袋。而监察都御史上朝时要是穿上绯衣，便意味着在皇上面前要弹劾官员，指不定轮上谁倒霉。所以，文武百官上朝时格外留神“玉带”和“绯衣”这两件东西，只要有其中一件出现，上朝的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心惊肉跳。
另外，朱元璋还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名为巡按御史。这些官吏是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都是其职责考察范围。《明史·职官志》称：“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弘治以后，巡按御史的权力更大了，侵夺了许多监察之外的权力，如行政方面“凡有大兴革及诸政务、会都、按议、经画定而请于抚、按若总督”；在军事方面“地方战守事宜，巡按得参与谋政”；在治安方面“地方若出现贼盗，巡按要下令征剿”。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创立了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六科给事中的设立，是为了监察中央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的活动。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都给事中各一人为副贰。都给事中秩正七品，左右都给事中秩从七品。按规定，凡以皇上名义发出的刺敕，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若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奏报。全国各地上报给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按类抄报各部，并提出驳正意见。六科之官虽然为七品，但权力极大。他们侍从皇上，每日都有一人值班，站在殿中“珥笔记旨”。皇上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由他们向皇上报告；若各衙门口完成了皇上旨意，便由六科核销。每逢京官考察自陈政绩时，这些给事中还要会同六部进行审核。在考核中，有的官员政绩突出而被皇上召见时，一般要由吏部尚书及相关科的都给事中共同相陪面见皇上。
朱元璋建立六科给事中，可谓一箭双雕，既箝制了六部，亦限制了都察院。其用意在于加强皇权，使最高统治者便于从中操纵。同时，给事中与御史之间也有一个相互纠举弹劾的制衡。别瞧朱元璋是个大老粗，可心计一点儿不比读书人差。
朱元璋搞改革也懂得要“三落实”。因此，在制度落实，组织落实之后，他就琢磨着人员落实。对于选拔御史和给事中，朱元璋是慎之又慎。他曾说：“御史当用清谨介企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企则敢言。”这就是说，选御史一要品行端正、清廉则无私；二要认真细心、严谨则无疏漏；三要耿直坚定、介企则坚持原则，敢于直言。同时，朱元璋还要求这些监察官的年龄在30岁以上，60岁以下；并且有为官的经历，熟悉官场弊病；通晓民俗风情。御史正式任用前，必须经过一年的试用期，合格之后才能上岗。由此，不难看出朱元璋所设立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其一：“督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全都是从封建国家行政系统外部进行吏治监察的特殊机制，而监察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官吏的不法行为。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清楚，各级官吏对于特权乃至法外特权及非法利益的追逐，是导致整个官僚机构贪赃枉法腐败变质的重要原因。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引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典故记闻》卷二）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使“朱氏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不得不对官吏的腐败行径加大打击力度。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监察制度，不啻在明朝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布下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官吏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下。要说这种监察严密到何等程度，不妨看看如下例证：据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中记载，官员钱宰奉朱元璋之命进行修订《孟子》一书的工作。一日，钱宰下朝回家，因感工作进展顺利，心情颇为舒畅。于是，他便乘兴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当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钱宰上朝，朱元璋一见他便说，你昨日做得一首好诗。只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到啊，我看还是把“嫌”字改为“忧”字如何？钱宰闻听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忙磕头谢罪。朱元璋说：“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于是便将钱宰遣送回了老家。再有一例，奸臣严嵩在嘉靖十六年时还处于含而未发的阶段，满朝文武尚无人察觉他的奸佞，但是，监察御史桑乔和给事中胡汝霖就提出了对他的弹劾。上述例证足见明朝监察系统的严密。
其二，明朝监察制度所采取的是“以卑临高”、“以小制大”、“内外相维”的制约机制。封建社会的行政系统向来是从上而下地进行监督，只有上级官吏才能监督下级官吏的行为，制约他们的职权。因此，“以贵制贱”就成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原则。而朱元璋所设立的监察制度却打破了上述原则，监察御史品秩低微，仅仅才是正七品官，而六科给事中也只是从七品官，皆属于低级官员。但是，他们却赋予了监察检举那些“位高品尊”的文武百官的大权，有事可以直陈天子。另外，监察官的选拔非常严格，非进士不能录用，这就使监察官的职位显得十分尊崇。同时，监察官的升迁非常快，这对于监察官来说也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朱元璋所创立的明代监察制度具有“秩卑、位尊、权重、厚赏”的鲜明特征。“秩卑”则因官轻爱惜身家之念亦轻，不会因“高官厚禄”而有颇多顾忌，也不会像官场“老油条”那般处事，对违法乱纪姑息迁就，敷衍推诿，对责任人和相关部门左右逢源，息事宁人。“位尊”则因地位殊荣而敢于进言，同时也可以得到精神慰藉。为使监察官勇于以身殉职，明朝皇帝特别明令凡“死谏、死节、阵亡者都给赠官”的殊荣，极力提倡和宣扬“忠君报国”的理念。“权重”则因有“能整饬吏治之威重”，所以能充分发挥其监察作用。“权重”的结果让监察官们倍感责任重大，激发了他们的进取精神，达到了“以小驭大”的作用。“厚赏”则因奖励丰厚，促进了监察官的锐进精神，使他们觉得从事此项职责，是仕途进身最有利的途径。正是由于“秩卑而命尊，官小而权重”的特点，因此明代的监察制度对于澄清吏治取到了一定的成效。
其三，明朝的监察制度具有动态机制，是采取定期与临时相互交替的巡按方式对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封建社会中的行政监督，一般是采取由固定的上级部门和官吏对下级部门和官吏进行考察。这种办法固然简便易行，但日久成弊，极易形成官官相护的陋习，造成行政监督难以发挥实效。朱元璋为了克服这一流弊，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采取了定期和临时交替的巡视方法，发挥了监察的作用。同时，对于外派的监察官吏，他采取了定期更换的政策。这些措施，不仅防止了监察官与被监察者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进行舞弊，保证了监察质量，而且也防止了监察机构自身的腐败变质。朱元璋所推行的这一整套澄清吏治的监察制度，表现了他政治上的成熟，以及驾驭国家政权的能力。顾炎武对此曾有过中肯的评价：“今之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为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若夫倚势作威，受赇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且以巡方之浊乱而停御史乎？”（《日知录》卷九）
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明朝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明代的二百七十余年当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他们秉公执法，忠直敢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成化时期给事中吴原、御史徐镛劾西厂首领太监汪直；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壮怀激烈，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甚至对于封建王朝的最高君主，有的御史也敢冒杀头之险，犯颜直谏。洪武年间，御史周观政巡视南京奉天门时，恰巧遇见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但领头的太监自以为有圣旨在身，不把周观政放在眼里，与其强辩。周观政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女乐入内。太监无奈，只好回宫面奏朱元璋。不多一会儿，传出皇上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周御史可以回去安息。不料，周观政不依不饶，坚持“必面奉诏”。没有办法，朱元璋只好亲自出宫进行安抚，对周观政说，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不用女乐了。无庸置疑，正是由于明代监察制度和这些监察官的努力，不仅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障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也保卫了“朱氏天下”皇权的稳固。
尽管明代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历朝历代，堪称中国历史之最。但是，由于封建社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这种制度对于吏治的监察并非是万能的，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其一，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一切法律、制度都必须围绕巩固皇权和封建专制君主制度而设定，对于监察制度也是如此。明代监察制度所赋予监察官的职责，只是一个“弹劾权”，并不能直接对贪官污吏进行处理，最高的决定权是操纵在皇帝手中。对于贪官污吏的腐败该不该惩治，该何时惩治，惩治到何种程度，以及惩治的范围与力度并不是取决腐败分子罪行的大小、危害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与喜怒，取决于他个人的利害得失。归根结底，监察制度的实施与否，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