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9-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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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别人写什么，他便不写什么；别人不写什么，他便写什么。别人不敢写或不愿写的东西，王小波写了，写了之后，自然有人出来说话：“书中写男女间的纯真爱情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在各种背景、各种条件下男女做爱的细致描绘……说得好听点，这是给年轻人在性关系上实行‘启蒙’，为人们乱搞男女关系开绿灯。说得不好听点，这样的‘天才’作品实际上是在起‘教唆’作用。”（吴小如：《开卷无益王小波》，原载《文学自由谈》）总的来说，吴小如先生说的还是比较好听的，他毕竟是学者，只想到“纯真的爱情”，还没去讲革命化的爱情、政治化的婚姻。至于“启蒙”和“教唆”，那更是对王小波的表扬，因为它们响应了周总理“性教育应当从青少年抓起”的号召。
由于我是一名受封建思想毒害很深的青年，对性这个问题总还是有些忌讳的。起初读王小波的作品，虽觉得好，但至少在我，是不敢写的。贾平凹的《废都》、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都不很喜欢。但王小波的小说我是一见倾心的，当然，是偷着喜欢——没事儿偷着乐。尽管我不敢做王小波，但是我很庆幸中国出了个王小波——终于。劳伦斯通过小说来控诉机器工业对人性的阉割，王小波则通过性来暴露政治时代的尴尬，宣示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的对峙。在到处是革命标语的工厂车间，形如阳具（王二的比喻）的烟囱挺拔而起，该是多么鲜明的讽刺；而在厕所墙上的炭笔裸体女人画上“添一个毛扎扎的器官”并写上革委会主任的名字，自然比酷暑里喝上一碗冰得扎心的酸梅汤还要痛快解气。性这个东西，还真了不起哩。
我刚才自称是一个受封建文化毒害很深的人，其实我有点自夸了，比如受古代禁毁小说一类封建糟粕的毒害就很不够，于是很想被王小波“启蒙”一下——如果他真像吴小如先生所说的那么灵的话。故而，我是怀着很高的期望值读王小波的小说的——当然不是当着别人的面读，当着别人的面时我一般只读汪国真的诗——结果王小波却令我很失望。王小波对性的渲染十分有限，最多只是白描式，三言两语，敷衍了事，极不认真，让许多人以为脱了衣服就能生出孩子。其实，为了对王小波有免疫力，我是做过一番准备工作的：事先找了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来读，叫《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用句政治术语，叫“先下点毛毛雨”。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如果说这本书把我浇成落汤鸡，那么王的小说只是微湿衣衫，令人徒叹看错了天气预报，白打了一回伞。与此书引证的古代文本比起来，王小波只能算是小儿科。不需要什么古典文化功底，任何一个器官正常的人都能体会这一点。吴小如先生是古典文学（戏曲）专家，《绿野仙踪》之类的作品想必不会陌生，自不必多说了。所以王小波写的不过是人之常情而已。当然我撰写本文的目的不是对王小波的作品进行荷尔蒙鉴定，这样做会抢了别人的饭碗，招人不待见。我们都是凡人，我想闹明白的只是，为什么人们总跟人之常情过不去。
王小波透过性来表述他的民间立场，而我所受的性（爱情）教育则来自主流意识形态。我这辈子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部至今可以令我感动的作品）。小说里也涉及性。在保尔的几位情侣中，最令我心动的还是一袭水兵式衣裙，留着乌黑的麻花辫的冬妮娅。那是一场带有小布尔乔亚情调的粉红色的恋情，就像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恋情。我的“情敌”刘小枫在《忆恋冬妮娅》中这样深情叙述他们的共处：“出逃前夜，保尔第一次与冬妮娅搂抱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他感到冬妮娅柔软的身体何等温顺，热吻像甜蜜的电流令他发颤地欢乐；他的那只伙夫手还‘无意间触及爱人的胸脯’……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革命在相爱的人儿于温柔之乡紧挨在一起时戛然而止，保尔就与资产阶级的女儿结了婚，那又会是另一番故事。”（原载《读书》）可是保尔却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是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保尔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选择，情欲在那个时代里不会有自己独立的位置。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冬妮娅也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终生所爱。
我看的第二部小说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林道静出于同样的动机和余永泽说再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简直是前一部小说的中国翻版，只不过用中国的女主角，替换了苏联的男主角。看完这部小说，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或许，保尔和林道静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他们的爱情一定比王二和陈清扬的偷情光明正大得多。支配他们情感生活的是纯洁的理想，而在王二和陈清扬那里，最多只能搜掠出一点《水浒传》里的江湖义气——王二一直企图用梁山好汉对宋江大哥的伟大友谊骗取陈清扬的身体。保尔选择了革命而抑制了情欲，“与冬妮娅临别前的情语被革命意识变成瑟瑟发抖的、应当嘲笑的东西。革命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我’的身体自我的情欲必须从属于革命”（刘小枫：《忆恋冬妮娅》）。而王二，一个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革命知识青年（青年不假，却没多少知识），却正好相反，只对“脱裤子”表现出格外的兴趣：“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假如她想借我的身体开膛，我准让她开；所以我借她的身体一用也没什么不可以。惟一的问题是她是个女人，女人家总有点小器。为此我要启发她，所以我开始阐明什么叫做‘义气’。”（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受惯了主流意识形态摆弄的人读王小波一定感到稀罕，倒不一定是稀罕性细节——那实在是乏善可陈，而是稀罕他在性上的直言不讳——直来直去，一点弯弯绕也没有。做人就大大方方做人，做鬼就堂堂正正做鬼。怕就怕又想做鬼又想做人，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关于这个，此处暂且不表，留待后文分解。保尔和王二的对峙，说穿了，是精神的堡垒和欲望号街车的对峙。
性爱是形而下的，而革命则是形而上的；性爱是世俗的，而革命恰恰是反世俗的。革命者最看不起个人的缠绵，靡靡的郑音和软软的桃花江与革命的道德理想格格不入。王蒙先生的文章《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载《读书》一九九九年第四期）便触及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他说：
“毛泽东是反世俗化大师，他对于惟生产力论的批判，他对于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的不屑，他对于按劳取酬等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性质的揭露，他对于‘坛坛罐罐’‘老公老婆’直到‘和平主义’和‘活命哲学’的嘲笑，乃至于他对于‘苏修’的批判，堪称反世俗化的大成。今人的对于世俗化的批评还无法望毛泽东之项背。赫鲁晓夫不是因为在匈牙利提到了该国人爱吃的一种牛肉大菜（何等地形而下！）而受尽嘲讽，并被总结为一大罪名：提倡‘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么！在一九五九年的首批反修檄文中，不断地出现‘凡夫俗子’、‘庸夫俗子’的字眼，这透露，修正主义的一个特点，正是它们的世俗性。
“陈毅同志依据毛泽东思想提出不穿裤子也要造原子弹，这当然是激愤之语，但也反射出我们的不同凡响的非世俗化豪情。
“不断革命也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罢，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看，就是要革命化，不要世俗化。革命成功，俗众们很容易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解甲归田，共享太平，过好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毛主席最最警惕此种事态的发生，因为它很可能通向修正主义。对付的办法就是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一家伙咸与革命起来，一家伙全民‘不爱红装爱武装’，看你还怎么世俗下去！解放后几十年，解决个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不知麻烦何几；发动群众闹革命，则驾轻就熟，一点就着。革命化确实是个宝，可以设想，这个‘宝’将长期为人们所用……”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宣传画里的女性在服饰上与男性没有任何区别，一副改天换地的豪情；而电影里的女主角（尤其在革命样板戏里），则多是不男不女的中性人，长相也绝对不能漂亮。从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中，还可隐约感觉到琼花对常青的几分暗慕，而在革命现代京剧和舞剧那里，则全然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同志加兄弟”式的革命关系。与革命的道德理想比起来，个人的温柔乡又算得了什么！仿佛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青年男女都是在严密消毒的环境里成长和生活，“夫妻过性生活都要把衣服穿得严严实实，只在双方的裤裆上留一个小洞。”（刘达临：《中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国社会的性问题：过去和现在》，中国社会出版社）。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从父亲抽屉的红宝书和笔记本底下翻出一个避孕套，觉得好玩，吹得如气球一般大小。这种反讽，一定博许多人会心一笑。
当革命在偏执中走向它的反面，世俗需求便凸显出它的高贵。更何况，性，是人类社会得以传承的物质基础，也是不可违抗的自然之法。《洞玄子》开篇就说：“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尚莫过于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悟其理者，则养性延龄，慢其真者，则伤神夭寿。”就连道貌岸然的政客，也终离不了性的游戏，于人于己，奉行的自然是双重标准。“历史书上的事情也许过于遥远，就在三十年前，那个张承志为之欢呼的‘红卫兵时代’，当然是个禁欲主义的时代，清洁与清贫的时代，少男少女全是处男处女的时代。可是，就在那个时代，江青照样与一大群小白脸在中南海里遛马，在钓鱼台里观赏西方资本主义堕落的电影。旗手不是圣女，‘圣战’本身也就荒唐可笑了”（余杰：《铁屋中的呐喊·那见不得人的去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点点记忆》（原载《当代》一九九八第四期、第五期）中，讲她在北戴河的见闻时写道：“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