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1-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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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时的读书人，你们图的又是什么呢？
朱森林的幽默功底
？ 方 成
五十年来，我国漫画家都有各自的职业，由所在单位分配住所，称为宿舍。所以一直没有不在单位工作的专业漫画家。最近有了，想必是有了宿舍之后才辞去职务，专门从事漫画创作的。但人很少，天津的朱森林先生是其中一位。专门从事漫画创作，以此维持生活，在艺术上没有一定功底，是不会轻意为之的。报刊上常见的那些单幅的和连环漫画，创作上颇有难度。目前漫画稿费只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稿费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此维持日常生活，顺利时勉强糊口。因此不得不为一些杂志画长篇有趣的连环漫画。漫画以幽默为艺术手段，在这方面有所不足，什么形式的漫画也难画好。现在市上流通，读者主要是青少年的那种名之为“卡通”或什么“漫画”的故事画，性质近乎连环画，并非和漫画性质一样以幽默为艺术手段的。画家是否会运用幽默技法，从他的作品显然看得出。这里以朱森林的漫画为例，可见一斑。
于是，你真的就什么主义起来了吗？
？ 蔡测海
随便问一部时下的小说遭遇，看斑斑涂染便知当代小说批评手段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主义说完了，就说主义主义，派说完了，就说派派（派派，一种牛奶的品牌），代说完了，就要说世纪了，先锋说完了，就说后后了，后后不是主义，是学，叫后学，也和主义差不多。小说尽管冷笑，尽管生气，尽管愤怒，尽管打官司，批评还是那个批评，流行的歌唱，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又实没什么信息的技术化时代，技术化的可能就是工艺化，工艺化的可能就是模式化，这似乎是不可选择的，不可选择就成为强势，当代小说批评又是最愿意恃强的，当代小说批评模式化起来最得心应手，打个喷嚏就是主义，就是派就是代。当代小说批评的模式化，是技术化的产品，它是物及言，不是言及物，它是非人格化非人性化的，不是我说，而是它说，这是技术化时代的失语症。
——主义——派——什么代，你真的就什么主义什么派什么代了吗？
小说当然不，小说家们不一定就不。虚荣心是人类共有的人性的弱点，不因为你是小说家就没有人性的弱点。批评的廉价馈赠会让虚荣心得到满足，虚荣心正是需要廉价的东西。小说家于是就很惬意地什么主义什么派起来，至少也可以是代是新世纪的什么的。文坛之所以文坛，除了文之外还是坛，是一个工作场所，也同时是一个寄生场所。文坛的生产物，最终都要无一例外地流入市场成为商品。批评与小说就在这一流变过程中奇妙地媾合的，小说的木头就自然长出了批评的木耳来。当代小说批评和各色模式化小说互相依存、互相拉动，在技术化的时代借助各种传媒扩散，蔓延，让人一伸脚就踩着了主义和流派，一探头就碰着了先锋。批评的语言成为巫师的咒语。
小说是最人性、最自然、最个异、最朴素的闲言碎语。
闲言碎语是小说最靠得住的材料，没有什么语言像小说那样关注一棵树，一缕阳光，一个人的叹息和欢笑，某个人在小说中抗争和灭亡，某件事物在小说中出现或消失。小说是个人命运的场所，小说不是公共语言，不是哲学，不是政论，不是道德评判，小说是一大堆津津有味的闲言碎语，小说所求的就是津津有味，有趣味和有意味有人性味。小说之外的荣辱与小说无关。诸如政治、哲学、道德、历史给小说的披红戴绿，并不改变小说的质地。
小说是最人性的，它从体味人性出发，到体味人性终了。它以心灵和肉体感知世界万事万物，以人性的语言表达。说痛说恨说爱说煎熬说人的尊严，小说之说尽小处说，小处即是痛痒处。痛痒处最是人性亦最是小说。
小说是最个异的，每部小说都是小说林中不同的一片绿叶，它在技术时代遭受的命运正是模式化对它的迫害。小说批评更多地已不是削足适履这句汉语成语，而是剁足，造假肢，酷刑之后的非人道的捏造式批评。
小说的质地最自然，得天造化，得人心灵滋生，心灵与小说互为生长，互相拯救。小说得以生存，得流传。或浩荡，或潜流，总有心灵之水徐徐相伴相依。小说应是作风正派，品相朴素，不装腔作势，即便行江湖侠义，也不入江湖黑道，对人性忠实，忠贞，让人可亲近，给人以信任，得人所信任，别人花钱买小说、花时间读小说，不要如买了假货，别人自然是上回当学回乖，然后弃之而去。
小说有好的质地，好的品性，才能同许多海了去的专家学者大师拿捏过的美学沾得上边，美学玄而又玄，讲清楚点无非是爱是想是欣赏，可远观可玩味，心炼之美而物在之美，小说如是也。
王尔德说人生模仿艺术，莫如说人生便是艺术，诗者画者歌者，莫不取之人生水火。小说艺术，借主义说，是最人本主义的，哪能尽由文字符号架空。又怎是主义主义了得？人生有多么个异，艺术也就有多么个异，不模式化，不谁像谁，不能复制才是艺术和技术的区别，不被克隆才是艺术与科学的区别。艺术也不是学问，不能问到底。有人说艺术家与一般意义的知识分子不同，我深以为然。
没有主义，没有方法之前，有好的批评，有高山流水的知音，有《文心雕龙》。有了方法，方法则成为招式，花拳绣腿。有了主义，就失去对艺术的品味与感悟，就有了大批的唾沫，唾沫贩子以及拾唾沫的。有了主义、有了方法，给活着的作家烙上火印，贴上商标，包装成各种花色，名为卖作家，实则卖批评的唾沫，死去的作家也如是处理，主义可主义到李杜，可主义到诗经楚辞。主义、流派对文学进行分割，这中间隐含了话语权分割，文坛利益分割，意识形态割锯，有人难免广集主义以称霸，有霸气而无霸才。中国文学的气韵和气脉，被穿插，被割裂，时断时续，由历史及现状。大诗人大学者闻一多对强权、对洋鬼子的霸道曾拍案而起，他也曾对文学史拍过案，著过文，讲过话，要重写文学史。要以诗和精神解散文学史，闻一多像不忍山河破碎一样不忍文学艺术的被割裂。闻一多被一粒子弹射杀，那良心、那诗心自不会被射杀。
工业化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的进攻，联袂而来的是实验室产生的主义种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以实验去解释宇宙万物的幻想。工业化使东方世界置于死地而后生，死去的是亚细亚的劳作方法乃至社会制度，而不该牺牲的是东方文化精神。中国的小说家，批评家，教人者和受教育的人，无一例外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族群，我们的欣赏趣味是与生俱来的，让我们的心灵为之一动也让人动心的，是我们独有的艺术气韵，我们的底气，我们的气数，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脉。道可道，非常道的雄辩，鲲鹏展翅的气度，神游万里的遐思，形成我们文学艺术语言宏观气韵，相形之下，那些小的技术手段、捡来的辩辞显得猥琐。弄来主义，流派割裂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只是一种艺术道义上的不忍，更是对我们文学艺术语言的伤害。
我们承认小说的个异，也当然认可族群的差异。西方族人的物我分离，实证主义，产生了他们的艺术。我们的天一合一，求其精神，产生于我们的艺术。把西画做成国画，把国画做成西画，是绝不可能的。吴冠中试着中式西画或西式国画，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怎么做怎么不像。
回头说话，讲时下小说批评，尽是借西方主义、流派、方法，招式，不免与中国小说现实之隔。出了一部小说，在读者中有一定反响，批评就上来，说它像什么什么小说，说它是什么什么主义，流派，这样一说，仿佛是抬举了小说，抬举了小说家。说张木匠李木匠就是鲁班还不够抬举你吗？说你的粥都熬成了西式色拉你还不甘心吗？你的锣鼓都敲打成了西式交响乐你能不受宠若惊吗？时下小说批评实在是让小说费解的一件事。
我们都相信批评家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士。天下有才学一石，与君一斗，余一斗天下人共分之。学富五车尽主义，才高八斗尽方法。皓首穷经的，夸父追日的，慧眼识珠的，都成了神鬼，没得空管天下文章事了。
小说的好，好在它的原创性，好在它对生存关其痛痒，好在它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拾来盗版的《国画》来读，有人说它主义，有人说它不主义。不靠它主义与流派，《国画》是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难怪它叫《国画》。
好小说还是不主义的好。
你不得不通情达理——我编《民间书信集》
你不得不通情达理
——我编《民间书信集》
？ 徐 晓
一次阅读带来的契机和动力
一九九二年，杨健为撰写《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通过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当年读书沙龙和地下诗坛的资料。为此，我将自己多年来珍藏的一些书信和手抄的诗文找了出来。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赵一凡的遗物。一凡生前曾经致力于民间诗文的搜集和整理，一九八八年去世时大量资料都散失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保存在我手里。还有一些是我当年被捕后被公安局抄走，释放时又归还的。粗心的办案人员将信件清单也一并给了我，清单上有一栏记录着邮检的日期，我从中得知对我的侦察在我被捕的半年前就开始了。那时的通讯手段除了信几乎就没有别的，当时我们一边似乎很有经验地意识到信件可能已经被拆看过，一边又不得已地在信里互相提醒，好像我们真的有什么阴谋似的。公安局据此断定我们是反革命集团也未可知。出狱后家里人向我讲述抄家时的情景，除了柜子、抽屉、被子、床垫以外，连厕所的水箱和厨房的烟道都搜遍了，据说还带了专门的照明设备，说不定按他们的预想能在我家搜出电台或者武器。时间是深夜，在同一个时间我在另一个地方被捕。那时的荒唐是一般人的想像力难以企及的，使得像《红岩》等小说里描写的地下党的故事都黯然失色。正因为如此，多年来，不管房子多小，我一直带着它们。这些文字跟着我辗转了一处又一处住所，它们像是我的压仓之物，使我成为一个有历史的人。
没想到，事隔多年，重新翻拣那些已经发黄的笔记本和发毛的纸片，我仍然能一页一页地读下去，直到深夜，直到黎明……
这次阅读，促使我重新考虑一凡多年努力的意义。它们的价值何在？生命力何在？作为一凡最信任的朋友，我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除了内疚和惋惜，还能做点什么来弥补这遗憾和损失？这成为我不久后开始搜集并编辑文革书信的契机和动力。
真正付诸行动，还是因为认识了罗亚旗。他以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向我组稿并且签定了约稿合同。那是一九九三年初，我正被家庭的重负所困扰，回想起来，在那种情况下决定做这样一件沉重而繁琐的事情，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我的朋友王捷和罗亚旗参与了最初的征集行动。他们俩人都是爱睡懒觉的人，尤其王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