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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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纯属明知故问。
孟子回答：“周公是古代的圣人。”
好，陈贾早料定孟子会给出这个答案。陈贾接着问：“周公曾派管叔去监督商朝遗民，而管叔却伙同这些遗民们起兵反对周公，不知道有这回事没有？”
孟子说：“不错，有这回事。”
陈贾笑得更奸，心想：“你承认就好。”然后接着问：“周公事先知道管叔会造反吗？”
孟子回答：“他事先并不知道。”
陈贾心想：“没想到你老孟这么容易就上套了啊！”然后把眉毛一横，接着逼问：“那么，也就是说，圣人也有过失了？”
——孟子到底是孟子，辩才无碍，一点儿也没被问住，他答道：“管叔是周公的哥哥，所以，周公的过失难道是不可原谅的过失吗？况且，有了过失又怎样！古代的君子，他们的过失就像天上的日蚀和月蚀，百姓们全都看在眼里，而当他们改正过失的时候，百姓们也都抬头仰望看在眼里。而现在有些所谓的‘君子’，有了过失以后，将错就错还算好的，更有那些为了掩盖过失而编造种种说辞的。”
孟子在这里又体现了一回“浩然之气”，捎带着揶揄了一下陈贾，那意思是：我知道你是为齐王来的，唉，你们这种有错不改的人啊！
孟子这里有句话原文说得很漂亮：“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这给了后人一条重要的君子立身之道。中国古人很强调个人修身，尤其是君子从政，个人修养一定要好。但问题是，就一般“君子”来讲，如果承认了错误，代价是否太大？这就要好好掂量掂量，毕竟像前文讲过的里悝的那个例子还是极个别、极个别的。
再者，中国古代的官僚系统是没有现代的公仆意识的，当时最普遍的是“父母官”意识，做官的都是民之父母，所以呢，虽然父母应该养育好儿女，可父母犯了错又怎能向儿女们主动低头承认呢？如此一来，父母的威严何在？皇帝在某些时候倒更容易向老百姓承认错误，比如会发布罪己诏，这东西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皇帝自我批评的公开信。
但一般来说，皇帝是永远不犯错的。按儒家一位最著名的投机分子叔孙通的看法，皇帝就算知道自己错了，也不能向别人承认。
咱们看看当汉惠帝刘盈犯了错的时候，同样作为一代大儒的叔孙通是怎么给他出主意的：
汉惠帝年纪不大，经常要去看望老妈（就是刘邦的老婆，那位著名的吕后）。他自己住在未央宫，吕后住在长乐宫，距离虽然不远，可出一趟门又是戒严、又是摩托车开道，实在麻烦。汉惠帝心肠不错，一想：这么来来回回的，不但自己麻烦，而且很是扰民，那些小老百姓平日里朝九晚五，上班不容易，自己频繁搞戒严，人家还不尽在下边骂娘！自己本来就是去看望娘亲的，可为这出行却每每惹得无数百姓们痛骂她老人家，这可不好啊。得想个办法才是！
汉惠帝想了个好办法，盖了一座立交桥，车队可以在桥上走。这样一来，自己再去长乐宫的时候就不必搞交通管制了，自己既方便了，也不会再扰民了，真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啊！
汉惠帝正为自己的好办法得意呢，叔孙通说了一句话，吓得他一头冷汗。叔孙通说的是：“您这立交桥下边的路是高皇帝游衣冠之路，子孙怎能在上边走呢！”
叔孙通这话吓不倒现代社会里的我们，却吓得倒当年的汉惠帝刘盈——他这座立交桥修出了大逆不道之罪！
叔孙通说的“高皇帝”就是汉高帝刘邦，是汉惠帝刘盈的老爸，这时已经是个死鬼了。为了纪念他老人家，皇家经常要搞仪式，把刘邦生前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从墓园里捧出来，一直捧到祖庙，这就是叔孙通说的“游衣冠”。汉惠帝的立交桥正盖在“游衣冠”的那条路上——儿子踩在爸爸的头上，这还了得！
汉惠帝人很实诚，听叔孙通这么一说，冷汗这么一出，马上认错说：“我马上就去把立交桥给拆了去！”——真是好皇帝啊，正如孟子所说的“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要是孟子在旁边，一定当场挑起大指，好好表扬表扬这位小皇帝。可惜，在旁边的不是孟子，而是叔孙通。叔孙通虽然也是儒家，观念却和孔孟子大大不同。叔孙通当时连忙拦住汉惠帝，说：“拆不得！”
汉惠帝很奇怪：“你不是提醒过这立交桥盖错了么？怎么又不让我拆？”
叔孙通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人主无过举。”意思是：皇帝永远没错。
叔孙通接着说：“如果这立交桥还没建，那么停工还来得及，可现在都已经盖好了，老百姓全看见了，如果再给拆了，那不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您犯错误了么！这可不行！”
“那，那怎么办呢？”汉惠帝很着急。
叔孙通说：“也好办，立交桥既然已经盖好了，那就留着它好了，您把祖庙搬个家，让立交桥不从‘游衣冠’的路上跨过去不就行了！嗯，这么着，您在渭河北岸再盖一座祖庙，规模比原来的更大，这也算您多尽了一份孝心。当然，这言下之意就是让老百姓不要以为您另建祖庙是为了遮掩盖立交桥的失误。”
——这就是叔孙通的主意，既改正了过错，又没失了面子，嗯，实在是高！我们要是好好看看史书，官场上这种高人、这种高招层出不穷，传统智慧当真博大精深！
到了宋朝，又一位大儒就这个问题发表议论了。这位大儒就是司马光，他指名道姓地批评叔孙通（当然，叔孙通早就听不见了），说他明摆着是给皇帝教坏。司马光和孔孟一样，非常怀念上古先王，他说：“错误是谁都免不了会犯的，可只有圣贤才能做到知错就改。上古的圣王担心自己犯了错却不知道，于是设立了‘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他们哪里会害怕老百姓看到自己的过错呢！”
司马光说的这个‘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是什么东西呢？——“敢谏之鼓”可能不大可考了，但“诽谤之木”我们现在却还能见到。
古时“诽谤”倒不像现在这样是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而有“议论”、“提意见”、“表示不满”这类意思。“诽谤之木”也叫“谤木”，原本大概是树一个木桩，然后在木桩上插一块木板，谁要对政府有什么不满就可以把意见写在这块木板上。所以，“诽谤之木”的模样大概像是小型指路牌，作用则像是透明的意见箱。这东西后来与时俱进了：材料变得越来越好——原先是木头的，后来变成石头的了；体型变得越来越高——原先是一人来高，后来变成好几层楼高了；做工变得越来越精致——原先不过是木桩上插一个木板子，后来变成用高级石料雕龙刻凤了。有人想起是什么了吗？
去过天安门的人都见过这东西，抽过中华香烟的人也都见过这东西，这东西的造型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就是“华表”，天安门前树着的那两个一对儿的高高的白色石头柱子，顶端横着一个小小的云彩造型的那个，这东西的前身就是司马光所谓的“诽谤之木”。
和圣人相提并论
陈贾拿周公去难为孟子，大概他心里想的是：你们儒家不是把周公捧为九天之上的圣人么，我倒看看你怎么解释圣人犯的错误？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圣人是和神没太大区别的，头上顶着光环，脚下踩着祥云，是完美无缺的。但孟子的圣人却不是这样，前面已经讲过，孟子的意思是，从本质上说，圣人和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成圣还是成凡就看你怎么做了。这一思想最典型的表达是：圣人也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我也有可能成为圣人。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中最励志的一面，上本书讲过的那位方孝孺就是被这一思想激励成才的典型。
陈贾问齐王比周公如何，齐王认为这种问题纯粹是拿自己开涮，但你要是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位儒者，他却未必会认为你是在耍他。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时候，看上了一位儒生，叫做公孙弘。公孙弘当时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前文说过的那位贾谊也是博士头衔。）公孙弘拿了博士，心里高兴，又向汉武帝递交了一篇论文，其中说道：“我听说周公治理天下见效很快，才一年就看出动静了，才三年就取得阶段性成果了，才五年就天下大治了。这没什么难的，就看陛下您下不下决心来做了。”
汉武帝批示意见，问了公孙弘一个和陈贾一样的问题：“你说周公的治国之道这么牛，你先掂量掂量自己，你觉得自己和周公相比谁更贤能？”
公孙弘可跟齐王不一样，不会回答汉武帝说：“你这不是成心拿我开涮么！”那汉武帝就该回答：“拖出去，杀！”人家公孙弘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是个笨蛋，哪敢和周公相比呢！”——公孙弘并不是真认为自己是笨蛋，可既然要拿自己和圣人比一比，必要的谦虚还是要有的。公孙弘接着说：“不过呢，周公那套治国之法我还是了解得很透彻的。像老虎、豹子、马、牛这些大型动物，哪个不比人力气大，可一经人的驯化，老虎、豹子能进马戏团表演节目，马能让人骑，牛能给人耕地。再说了，金银铜铁那么硬的材料，烧化了也无非用上个把月的时间而已。人这东西，比老虎、豹子怎样？比牛、马怎样？比金银铜铁又怎样？我前面不是说周公治国一年就见效么，我觉得一年都算长呢！”
所以说，儒家并不怕拿自己去和圣人比，这是他们的励志传统。不过，公孙弘可能励志励得有点儿过，话说得也太大了，好在他很有自己一套，后来还真从一代名儒变成了一代名相。
孟子的工资条
孟子致为臣而归。
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这一节也是众说纷纭的一节，最引人争议的就是孟子的薪水问题。后代的知识分子很是怀疑：孟子的薪水也太高了吧，这可能吗？
孟子辞职了。
所谓“致为臣而归”就是辞职回家的意思，古书里常见“致仕”这个词，从字面看像是说“入朝为官”，其实却是“退休”的意思。
齐王接到了孟子的辞职信，赶紧来做家访，对孟子说：“以前我就很希望能见您，后来终于有机会共事，我很高兴。可现在您却要弃我而去，唉，不知道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吗？”
孟子的回答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