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2-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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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一词由远古的褒义演化成后来的贬义，不同社会与不同文化观念决定着它的词性，从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长河中人格、政治、道德理念的流变，禁限和开放所产生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果现在的“性”是一种中性词，那么，古“淫”比今“性”当更具积极健康之意义。后来，随着史官文化对“淫”的贬斥、涂炭，取而代之的“性”才得以出台。然而，性，依然是国人谈虎色变的忌词，这是民族传统文化禁限的结果。这种禁限压抑着人性的自然发展，钳制人的能量的发挥。因之，我们有必要用科学、美学、人学的伦理重新看待“淫美”的积极意义，把“婚姻的乐观启示”与“通奸的颓废沉溺”，把“人性”与“道德”、“理性”与“乱性”、“淫美”与“淫恶”理智地区分开来，拓展东方民族尚未开启的蒙昧领域，从而释放广泛、巨大的社会潜能。
日记与史学
（代序）
？ 罗以民
我推荐出版《宋云彬日记》（下称《宋记》），是我觉得它对于今后治中国当代史——无论是研究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甚至是物价史、再甚至是小至酒价史的人都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书。山西人民出版社今年正式出版该书；名为《红尘冷眼》。
胡适序董康《书舶庸谭》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宋记》堪属琐屑，事大至为何毛泽东选票会少了一票，事小至买几个酒杯价几何，皆记。然宋云彬官曾至副省级，又骤成“右派”，其间之巨大落差，可使这位熟读经史的人感慨良多。宋云彬曾任过建国后浙江省历史学会第一任会长，后来又校注过《后汉书》，我们多少可以从《宋记》中看到一些史家眼光。《宋记》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真实。宋云彬喜欢直抒胸臆，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是一部可以见到真性情的文字，甚至字里行间还可以感觉到他身上的一点“名士派头”。1957年之前，他基本不用曲笔。他三十年来的日记基本不说假话，无谄媚之语。实在说真话又不行时，那就只能不记日记，如打成右派后的一段时间他就不记。但从他在杭州罢官后一连数日敢于赤脚走到河坊街的记事，完全可以感知他当年内心的痛苦和愤怒（虽然他在日记中巧妙地记为因为患脚气而赤脚，但这也似乎是为了应付当时的检查作一借口）。宋云彬不是完人，也有不少缺点，日记中也有不少错话；但他记下了在“文革”开始时，为了保全自己，竟然一连贴了自己的老朋友、老同事、海宁同乡、版本学家陈乃乾十几张大字报的事。惟独这种“血淋淋”的真实，方使我们感到这种真实的力量。那是一个使人疯狂的年代！这样的日记方配为正史作注脚。
封建社会的正史多是“为尊者讳”，因此要弄清历史的真相，不妨多读些日记。
一
第一，日记可纠正史之误。
1900年庚子之战，从大沽守将罗荣光和直隶总督裕禄的奏折，直至清廷的宣战诏书皆称八国联军首先开炮，而八国联军则称清军首先开炮。我国史书向持“联军先开炮”说。但根据当时中外报纸的报道（有部分外国记者亲临观战），及俄国《新边疆报》记者德米特里·扬契维斯基的战地日记的记载〔1〕，可以确知系清军首先开炮，只不过试射和第一群炮弹均为远弹。当时联军军舰已侵入中国内河，清军首先开炮并无不当，何况裕、罗早已接到了要求他们切实阻击的“严旨”。清廷当时称对方先开炮，主要是为了唤起内外舆论的同情，而罗、裕则是出于某种个人的考虑。
又如，雍正御修的《圣祖实录》记载康熙的形象为：“上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齐天纵。”〔2〕但这段话到了《清史稿》里竟变成了“岳立声宏”〔3〕，由“高鼻子”成了“高个子”。其实，康熙身材仅中等，而且还是麻子。1692年来华的俄国使臣伊兹勃兰特·伊台斯（荷兰人）的日记明确记载康熙“中等身材”，“脸上有麻点”，但也记载了康熙“鼻子隆起，略歪”〔4〕，此条与《实录》同。如果我们再考证与这位荷兰人同时都在中国的两位法国耶稣会士的报告〔5〕，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伊兹勃兰特·伊台斯日记记载的正确性。至于康熙身高，再考之于今北京故宫保存的康熙衣袍，可以确定决不会超过一米七。
第二， 日记可补史籍之不载。
如《曾国藩日记》载清军攻下南京，“熊登武挖出洪秀全之尸，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6〕，可见洪秀全五十岁死时，已非常衰老，或者洪原本就是秃顶。此种记载惟曾氏可记，因为洪秀全久居深宫，头又戴帕，即使天国将士亦很难知道他们的天王是否有头发。
又如，《圣祖实录》多记“上行围，射殪一虎”或数虎，但皇帝仆从甚众，实不知康熙是否能亲自射死老虎？读《张诚日记》方知康熙至少用火枪亲自射死过三只老虎，并且有详细的描写。而且康熙射箭亦极准，还能左右开弓，骑术过人〔7〕。张诚为法国耶稣会士，又是数学家，随侍康熙多年，但其记载并不示之于清廷，受众仅是法国或后来译传的欧洲人，因此就较为客观准确。再如，康熙至古北口阅兵，张诚就认为“像这样八百人一营的步兵（按：配备有五六十门小炮），肯定抵挡不住我们的一百人组成的骑兵中队（按：指法国军队）的冲击”。〔8〕这样的记载肯定要为清廷所不高兴。明清两代有不少西人来华日记存世，这实在是我们以往较少进入的一个史料库。
第三，读日记可见出历史人物的习惯。
如读《林则徐日记》则可见他常记“见客数起”，不记见谁，谈何事。而《曾国藩日记》记见客亦多不记见谁，议何事，然是“坐见”还是“立见”却一定记得很清楚，岂非咄咄怪事。而王文韶亦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官与曾国藩平，所记日记则清清楚楚记录某人来〔9〕。其实，记日记多由个人习惯使然，以文网森严来解释林、曾未必确。而读《郑振铎日记》则知其虽为文学家和著名版本学家，亦好“雀战”，且屡屡于日记中发誓戒赌，然又再作冯妇。由此亦可知为何今日麻将打遍了全中国，而且还走向了世界！青年郁达夫逛钱塘江畔花牌楼和杭州拱宸桥，便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两地的妓寨和妓院。读《郁达夫日记》尤知其对男女事格外留意。
第四， 读古人日记方可走入古人之内心世界。
前些年笔者曾撰文万言批评谢晋的电影《鸦片战争》，有一条便是说他的创作未能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实不仅是文学，历史研究亦有一个进入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问题。史学并非仅仅是研究历史事件，因为历史事件都是由历史人物去进行的，所以历史心理学的研究亦非常重要。如未正确把握历史人物的心理，虽遇真史料亦可导出错误结论。试以《林则徐日记》〔10〕为例。林则徐与琦善之关系早有蒋廷黻〔11〕和茅海建〔12〕说得很清楚了，但考《林则徐日记》还可知林、琦关系很好。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林则徐奉诏入京，行至定州地面。琦善虽在京，却专遣才官赵永年往定州迎接林则徐。越二日，林则徐已过保定（琦善节署驻地）抵安肃县，“静安（琦善字）节相京旋到此，启请圣安后，谈至夜分而别。是日未刻冬至”（“谈至夜分”事小，然请注意林则徐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一天是冬至，而查证历书这一天也确为冬至〔13〕。这个冬至对下文考证林则徐对龚自珍说谎很有意义）。
龚自珍乃鸦片战争之际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而魏源则受林则徐之托著《海国图志》（林将自己主持译著的重要世界地理文献《四洲志》交给了魏），此三人亦为“宣南诗社”诗友，前年香港回归，便有人大谈林、龚、魏之友谊。林则徐入京奉旨禁烟，龚自珍在京有“十大建议”赠他，这便是著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14〕。林则徐给龚的回信〔15〕说自己在京时太忙，是在“出都后”才看见他的“鸿文”，虽对其“鸿文”大加夸奖，却对龚想随同南下禁烟的意图婉言拒绝。考林之日记，可知林则徐此信说了一个谎。林的这一封信落款日期为“戊戌冬至后十日”，这一天为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可《林则徐日记》记载林在该日还在京觐见了道光，去军机处领钦差大臣关防，“饭后出城拜客”（但可以肯定拜的不是龚自珍，否则便不必写那封信了）。日记记载是自是日七天后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才离京。林则徐此次在京共住了十三日，几乎天天都有出城拜客的记录。龚自珍时任礼部主事，一定很早就知道了林入京陛见的事，他给林的“十条建议”便是证明。龚既想随林赴广州禁烟，他便会把此信尽快交到林的手中，并且会密切注意林的离京时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离京决不可能是静悄悄的。林则徐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的：“二十三日，辛酉。晴。天未明，诚述堂来晤谈，以后宾客络绎，曾梅臣、家范亭俱留共饭。午刻开用钦差大臣关防，焚香九拜，发传牌，遂起程。由正阳门出彰仪门，韩三桥、沈听篁、金亚伯、汪孟慈、黄榘卿、戴云帆、曾葆初、陈（世馨）皆送于普济堂，叙谈片刻而别。至长新店，已上灯矣。”龚自珍虽官仅六品，但作为好友是完全可以来送行的，然他却未来送行，这足以引起我们思考某种问题。
林则徐回信上最大的一处破绽是自己既言未读龚信，却能于事前嘱本家林埃埃椿Р恐魇铝盅镒妫├聪蚬ㄗ哉浣馐鸵磺校ā岸率朴心蜒哉摺保跋朊汕逄保庹媸谴说匚抟倭健Ｕ夥庑藕芸赡苁鞘赂艉芫貌鸥吹模掌谟质撬姹阈吹模衷蛐煜匀灰鸭遣磺濉岸梁笫铡弊约翰⒉辉诼飞希侨栽诒本Ｓ⑿燮廴耍纠烦Ｊ隆Ｈ话倌暧幸站恳环ⅰ�
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林则徐并不想让龚自珍去广州。林则徐一方面是民族英雄，另一方面又是深受道光皇帝眷宠而又老谋深算的封建大吏。林则徐深知封建社会的游戏规则，而龚自珍性格刚烈，往往容易出格，林如何会喜欢龚这样的人当属下呢？龚、魏有一好友张维屏，道出了龚、魏既不为朝廷，也不为林则徐所用的秘密，其曰：“魏默深、龚定庵皆奇才，然使得位使权，其刚愎自任亦宋代王安石也。”〔16〕张早中进士，然又能早早辞官，其深知官场黑暗，故能出此言。
我们再以《林则徐日记》来检索林、魏之关系。林则徐发配新疆后常和内地通书信，并非不知魏源之下落，如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他在伊犁，从京报上看到了礼部会试放榜魏源榜上有名的消息，还赋诗《致雪逸五兄弟》，夸奖魏源“镆之不终埋”。因为这一年魏源已经五十一岁了（一般通过会试的贡士都能顺利通过殿试，但魏源因会试试卷潦草被罚停殿试一年，于次年补行殿试后才成为进士，署东台县令）。其实，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已经在二年前就写成刊行。道光二十七年《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又刊行。咸丰三年（1852）《海国图志》一百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