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2-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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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更足。这两姐妹一母所生，一父所教，学识、才华旗鼓相当，她们的气质、性格、为人、行事却是两重天：宋庆龄端庄，腼腆，谦抑，冷静，保守，刚正，从容，分寸感强，眼睛里搁不住沙子；宋美龄则娇媚，大方，张扬，热情，开放，灵活，风风火火，亲和力足，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宋庆龄崇尚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宋美龄则主张精英治国，强人掌权。宋庆龄亲共亲俄，宋美龄则反共亲美。因为性格和志趣差异太大，她们终于各跑各的道，各唱各的调，在寒光闪闪的政治悬剑下，丝丝缕缕的亲情维系自然是微乎其微而又危乎其危。
二、人各有志
宋庆龄忠实于孙中山。她要继承其遗志，传播其思想，弘扬其精神。在她眼里，蒋介石道德品质败坏，政治品质尤其恶劣，是不折不扣的孙门叛徒，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政客。当初，在小妹的婚事上，她听从大姐（宋蔼龄）和大弟（宋子文）的劝告，保持了缄默，但对于关系政局和国势的大是大非，她是绝不会听之任之的。然而，她在宋氏家族内部很难找到知音，大姐和小妹拥蒋自不用说，宋子文先前异常鄙薄蒋某人，现在入了阁，当了财政部长，态度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认为蒋氏比共产党和俄国人好。宋子良和宋子安涉世未深，政治态度尚未明确。宋氏家族内部惟有她坚决反对蒋介石，因此感到十分孤立。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在短暂的权力真空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耍魔术手腕，拉拢各派强梁，提携亲信，树立死党，把军权和政权牢牢攥在手心，从而彻底背离孙中山晚年的大政方针，独行其是：拒俄联美，清党铲共，压制甚至消灭农会工会。宋庆龄对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眼看着蒋介石越来越反动，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越来越背道而驰，又怎能不怒火中烧，拍案而起。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宋庆龄曾被一些国际友人赞为“中国的圣女贞德”。于是，未曾与她谋面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位“娘子军”的首领也像法国历史上抵抗英国侵略军的女英雄贞德那样高大威猛。见过她的真容后，他们往往会大吃一惊。安娜·路易斯·斯特恩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我认识的最温柔、最高雅的人。她身材纤细，穿着洁净的旗袍，善良而且端庄，似乎与铁血飞迸的革命斗争不太相称。”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活的中国》在英国出版，其卷首题词为：
献给S。Q。L（宋庆龄）
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之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1927年7月下旬，宁汉合流，汪蒋携手。从此，宋庆龄与蒋介石决裂，甚至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不为反动派张目。同年8月27日，宋庆龄乘海轮前往苏联，与她同行的是秘书陈友仁。美国的某些报纸借机大造谣诼，说宋庆龄厌倦了寡居生活，正考虑与陈友仁结婚。这条标准的假新闻使她的精神受到莫大的侮辱和刺激，脖颈上的神经性顽癣急性发作，奇痒难忍。
尽管蒋介石毕生自诩为“总理的学生”，宋庆龄却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孙中山的影子。因此，对于这位青帮出身的领袖，她的三部曲便只可能是：排蒋——反蒋——倒蒋。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宋子文的骨肉之情，碍于大多数国民党官僚对宋庆龄的尊敬，虽恨之入骨，使尽了诬蔑、诽谤、恫吓的卑劣手段，却不敢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捕杀宋庆龄身边的忠实战友，以达到恶毒泄愤的目的。
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在下野的前夜，密令其侍卫长王世和杀害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长邓演达。出于义愤，宋庆龄于12月19日发表宣言《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正告世人：“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她毅然与国民党割袍断义，该是多么绝望和痛苦。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她不愿与那些日益蜕变的政客同流合污。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遭到特务狙击，遇刺身亡。杨杏佛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宋庆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是一位敢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真正光明的民主人士。他的遇害使宋庆龄彻底看清了蒋某人比魔王更邪恶更狰狞的面目。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犹如狂犬病发作，总不能以常情常理去揣度。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名常务委员（沈君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突然被捕。宋庆龄使出冯玉祥所教的“绝招”，以国母的身份，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从而激起了旷古罕闻的“救国入狱运动”。这一智举最终使蒋介石陷入极大的被动，翌年7月，他被迫释放七君子，以取得国人的谅解。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宋庆龄曾对记者坦言：“除了孙逸仙博士以外，我从来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西安事变后，埃德加·斯诺灵机一动，又问她：“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她的回答已不同以往：“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这种信任最终使她留在了大陆，等待新中国的建立。她一生对权力无欲无求，但当她先后被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1949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9年）时，她欣然接受，视之为莫大的光荣和责任。
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敬佩他收拾乱局的铁腕和聚拢散沙的谋略，也渴望获得一个尽展才智的政治舞台。她受过良好的美式教育，在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中浸润了十多年，到头来却欣赏一个极力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军棍子，很显然，她的个人野心在作祟。
在宋蔼龄和宋美龄看来，国家就是公司，只不过名目不同，规模有别，其实管理方式一样，运作方式也如出一辙；做总裁的必须有绝对权威，家族成员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基于这种理念，宋美龄的爱国便相当于爱家，作为蒋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处心积虑要使蒋介石更具亲和力，更具人情味。1934年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无疑是滑稽可笑的政治秀，她的洁癖发作了，嫌“家”里赃、乱、差，于是，这位管家婆对吐痰、喝白酒、穿奇装异服这些事儿都肯操心费神去管。宋庆龄对小妹热衷的“新生活运动”不以为然，她切中肯綮地批判道：“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喜欢冒热气，二姐高兴泼冷水，真是一对有趣的冤家。
宋美龄有魅力，有胆魄，才思敏捷，擅长外交辞令，权力欲望强烈，特别能折腾，对此几乎无人置疑。最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为宋美龄鞍前马后效劳，飞虎将军陈纳德对她也是一见倾心，视她为“心中的公主”。西安事变时，她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飞往西北虎口，演出了“美人救英雄”的壮剧，赢得世人的尊敬。在抗战期间，她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远赴太平洋彼岸争取美援，最终创立中国空军，被誉为“空军之母”。当年，“飞虎将军”陈纳德的竭力效命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同样是抗战期间，她在慰问前线战士的途中遭遇车祸，颅内受到震荡，肋骨摔断数根，仍忍痛对官兵发表了煽动力极强的演说。在抗战初期，她作为中国对外宣传的“总播音员”，揭露和谴责日军的暴行，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政策：“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视着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像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堕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自然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关注。作为“隐形的外交部长”，宋美龄长袖善舞。1942年2月4日，她陪蒋介石出访印度，拜见了圣雄甘地。1942年11月，宋美龄大展“夫人外交”的魅力，飞往美国求取援助，成为罗斯福总统“最可爱的贵宾”，登上美国国会讲坛。用她南方口音的英语演讲征服了参、众两院，赢得了长达四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她这次美国之行为饱经战火、危如累卵的中国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她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1943年7月，宋庆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方首脑高峰会晤的开罗会议。她的美丽、机智和伶牙俐齿给高傲的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承认宋美龄是他在世上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开罗宣言》使中国取得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应该说，这是中国的外交胜利，也是宋美龄的外交胜利。蒋介石成于内战，也败于内战，宋美龄的魅力再大，也无法安抚1946年至1949年间日渐溃散的军心。她再次去美国求取援助，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总统曾使她有福，杜鲁门总统却使她无门。最终她一觉醒来，发现中华民国气数将尽，自己的政治舞台和外交舞台已缩小成了一座海岛，而且在这座海岛上，蒋介石显示出了爱儿子（蒋经国）更胜过爱妻子的本意，使宋美龄的权力欲望受到了抑制。从此，她的角色便是“妇联会的会长”、外交人才的主考官、“心战”的主将（带头高呼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七十六岁的宋美龄原以为众望所归，她会受全党拥护，代理总裁，却不曾想蒋介石的长期铺垫此时生效，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她的梦想宣告破灭。1986年，蒋介石冥诞一百周年，宋美龄发表《我将再起》的讲话，似乎仍存异想和野心，其实是强弩之末，此时蒋家王朝因为“江南命案”大白于天下，气数已尽。别说宋美龄，蒋家第三代（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的政治生命都已宣告结束。“寿则多辱”，庄子的这句话说中了宋美龄的处境。她彻底灰心了，只好带着九十余箱细软乘专机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她折腾了一辈子，到头来，蒋家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如雪山化水，就这么回事。富贵不出三代，这句话往心坎里跑，就像冷风往门缝里钻，那寒意穿骨透髓。
大姐宋蔼龄爱钱，孔家富可敌国；二姐宋庆龄爱国不爱钱，一生清素可风；宋美龄爱权又爱钱，猛虎搏二兔难免有失。1943年，她访美归来，竟耗用战时驼峰运输（高原空运）的宝贵运力运送她在美国购买的大批化妆品、衣物和珍奇的玩艺儿，使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的美国飞行员勃然大怒。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雷厉风行地打虎，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将走私大王、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令侃（孔祥熙的长子）抓捕归案，宋美龄却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最终导致“打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