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2-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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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部分的学术灵感来源于课堂上。而且与许多教授不同，亨廷顿更为看重为本科生上课。在他看来，研究生的脑子里已经塞进了太多的术语和条条框框，不大敢于挑战教授的观点，而本科生则少有这些束缚。在课堂上，亨廷顿不会没完没了地讲课，他总是要留出许多时间来进行讨论，认真倾听学生们的发言。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实又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士兵与国家》一书的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的理性和尊严。而军人，出于其职业的考虑，总是假定人们相互关系的非理性和暴力冲突的永久性。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表达，因为他们视安全为天经地义；军人强调服从，因为他们认为安全随时可能受到威胁。然而自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很少担心过外敌的威胁。国家安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这并非因为美国采取了什么明智的政策，而只不过是由于美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罢了。正是因为缺乏对这个国家自由制度的威胁，所以也就没有保护这些制度的动力与要求，真正的保守主义在美国很难扎下根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根据情况的需要穿上又脱下军装，他们并不特别重视军队与平民的分别，美国的宪法也没有特意强调平民对政府的控制。诚然，美国建国初期曾经出现过汉密尔顿、亚当斯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但那只是因为当时美国面临英、法、西殖民地的包围，一旦外患消失，保守主义就逐渐销声匿迹。尽管在二十世纪初老罗斯福总统当政期间现实主义以及对外干涉有所抬头，但是随着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外交政策的失败，美国又迅速退回到自由主义孤立的立场上去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军队一直规模很小，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没有扮演过太重要的角色。
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因为它的中层军官们敢于做出大胆的决定，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捍卫自由社会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事实上，保守主义正是从古代统治社会的军事精英阶层中生长出来的。与流行的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的。十九世纪欧洲军队的职业化进程使得各个阶层背景的人都能够晋升军衔，从而撼动了当时社会的贵族等级制的基础。然而在美国情况又有很大不同，当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而且没有什么外来威胁，因此军队反而变得相对孤立并逐渐培养起一种贵族精英气质。而自由社会越是指责军队，军队就会变得愈加保守。
保守主义承认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它接受既有的制度。它的目标是有限的。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却对这种国际事务中的权力政治深恶痛绝，因此美国在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对旧大陆列强的争斗超然事外，俨然一个世界事务的孤岛。亨廷顿相信，造成美国难以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原因正是它的那些伟大之处。“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民族主义，它不是通过宣称美国人民比其他人民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而是通过宣称美国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这也造就成了美国自由主义对外政策的一种内在矛盾，在涉及保卫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外政策会受到和平主义的有力制约，而在涉及保卫人权的情况下又会出现一种贸然使用武力的倾向。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坚持削减军费，一方面又不时要求采取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在这里，亨廷顿看到了他所珍视的美国自由主义有僭越甚至走向其反面的可能：一方面，自由主义的泛滥有可能消解军队的保守主义传统；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持续膨胀的要求也可能使军方借机坐大，最终导致自由社会的倾覆。但是，尽管美国自由社会与军方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微妙关系，二者仍有可能保持平衡。保护一个自由社会的办法在于界定军方的职责范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军队以及军方提出的建议严格地控制在其职业范围之内。因此，军人只有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应建议使用武力。如果他要为其他原因而战，包括人道主义原因，那么命令必须要来自文官领导。当时杜鲁门就为美国带来了这样一种新的秩序：在国内行自由主义，在外交事务中行保守主义。而达成这个新秩序的关键平衡因素是企业界，因为从历史上看，大多数美国企业家认为国际贸易与多边条约比权力政治更为重要。在这里，亨廷顿明显受到了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影响，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商业和平主义的观点。
《士兵与国家》这本书并没有得到当时学术界的认同，迎接它的是一片批评与责难之声。甚至亨廷顿所在的哈佛大学政府学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的许多同事也对这本书多有微词。1958年，哈佛大学停止续聘亨廷顿，他不得不和自己的好友布热津斯基（哈佛大学也没有续聘他）一道转投哥伦比亚大学。直到四年以后，哈佛大学才意识到亨廷顿与布热津斯基都是政治科学界的明日之星，于是邀请这两人重回哈佛。布热津斯基选择留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亨廷顿则返回哈佛，成为那里的终身教授。
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他于1967年受命担任约翰逊政府国务院顾问，并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这篇报告在解密之后，其主要内容发表在1968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在这篇报告中，亨廷顿一方面支持政府击败北越的总目标，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是完全错误的。针对约翰逊政府关于南越政府控制下的人口已经由百分之四十上升到百分之六十的说法，亨廷顿指出，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多数越南人究竟支持谁，这样的问题只对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才有意义，越南的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权威结构，在这样一个破碎的国家里，谁能提供这样一个起码的结构，人民就会站在谁的一边。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策略应该是利用越南人的宗教和家族权威结构来对抗越南共产党，而不应当是在越南建立民主政体。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美国自然是左右不讨好，所以难怪他的办公室会被人焚烧，他被人骂做“战犯”了！
在亨廷顿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背后，其实隐藏着他逐步形成的对当时整个世界政治大潮的一个总体看法。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因此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成了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美国的经验在于如何限制政府权威，而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起政府权威。“问题不在于举行选举，而在于建立组织。”在政治成熟的国家里，人们忠于某些制度和组织，而不是个人或集团。然而，这些制度、组织的建立以及民主化都是思想启蒙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本身又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和墨西哥革命并非由贫困引起，而恰恰是由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又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度，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同期阿根廷的十分之一，但是印度的政治却更加稳定。在亨廷顿看来，原因之一是由于印度的高文盲率造成的。正是庞大的文盲人口构成了印度民主的稳定力量。乡村的文盲和半文盲仅仅参加投票而已，而那些新脱盲的城市无产阶级却要组织起来，挑战现有的制度。印度民主的稳定一方面得益于广大印度选民受教育程度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相当可观，足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亨廷顿预言，随着印度下层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将越来越动荡。
困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是亨廷顿研究的一个重点。他指出，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的美国都曾产生过大规模的腐败问题。然而，腐败是新兴集团融入现有体制的一种手段，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是有用的，不应彻底否定。无论如何，在否定旧体制上，腐败总比暴力手段要好一些。“那些贿赂警察的人要比那些捣毁警察局的人更加认同现有的司法体制。”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并最终带来进步。与此同时，亨廷顿也承认现代化与腐败容易引起民众清教徒式的反应。后来伊朗革命的爆发印证了亨廷顿的这一判断。
亨廷顿对于革命和改革的看法也颇有创意。他认为美国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因此也就难以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革命热情。美国的独立战争并非一场革命，甚至也不是本地人反抗外来征服者的斗争，而只不过是一场移民与母国的斗争。亨廷顿当然不喜欢革命，他认为革命残酷无情。一旦革命爆发，持续的经济匮乏就成了确保革命成功的基本因素。因此，要对付革命政权，用经济封锁的手段只能适得其反。“革命政权可能会被富裕搞垮，但它们不会因贫困而被推翻。”亨廷顿对改革的看法也不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乐观。“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它的替代品。”“大革命总是随着改革而来，而并非由停滞和压迫引起的。”这是因为在不发达社会当中，改革的特征并不是提高透明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而是迅速和突然，后者也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