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2-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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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礼节
最早担心礼仪礼节在骤变中消亡的是孔子，他在一定程度上体察到了“礼崩乐坏”的严重后果，所以发出了“克己复礼”的呼喊。孔子所维护的“礼”既包括质文化也包括形文化，维护质文化意义上的“礼”说明了他的反动；维护形文化意义上的“礼”说明了他的杰出与伟大。从质文化角度考察，“汤武革命”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既换汤又换药的革命，孔子肯定这场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形文化角度考察，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礼制最健全、最辉煌的一个朝代，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在处理“变与不变”的问题上至少做对了一半。那时的中国人确实心态较为平和，重实际且富于创造性。孔子心仪之也在情理之中。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度，乃好多年之后欧洲封建制及日本城下町文化之嚆矢。孔子的学术功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浏览了许多残留的表现周礼的壁画，他深深为其折服了。孔子一生所为基本就是为了践行这些礼。不幸的是，孔子失败了。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孔子所崇尚的周礼连同封建制度被嬴政彻底埋葬了。儒被活埋了，诗书被焚毁了，代之以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中，“大一统”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大到政治，细至民俗，尽皆被纳入到“人治”之“彀”中。中国人在这两千多年中，几乎彻底改易了周朝所形成的形文化，特别是改易了思维方式。中国人由相对的保守转为绝对的激进，由平和转为浮躁，由崇尚文治转为崇尚武功，由重视形文化转为重视质文化。
秦之后，中国破了立，立了再破，破了再立，文明水准却在原地踏步，落入了难以突破的怪圈之中。从质文化看，没有一次变革解决了质的问题；从形文化看，很少有国粹能够完好保存下来。中国虽荣膺“礼仪之邦”之雅号，却不那么名副其实，因为变来变去，现在连称呼的基本礼仪形式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礼仪？
礼仪礼节是变化最剧烈的形文化之一。变得让人眼花缭乱，正如张九龄所总结的“一代之丕兴，必有一代之礼乐”（《明礼乐》第五章）。王安石的“礼贵从宜，事难泥古”（《乞皇帝御正殿复常膳表》）是改易礼仪理论依据的典型概括。唐朝吴兢的“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贞观政要·规谏太子》）则具体指明了礼乐的变易途径。大一统专制皇权没有给“民”留下一丝自由的空间，礼随帝王好恶而变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中国，万人之礼仪实际上是一人之礼仪。
招呼是最普通的礼节，但在中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礼也是经过千变万化的，九十度的“大礼”最终演化成了比较简单的拱手礼。这是一种正常的演化，但拱手礼继续演变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握手礼等现代礼节至今也并没有为全体中国人接受）。拱手礼何罪之有？五六十年代曾有一学者呼吁恢复行拱手礼，原因是它简易（不像握手不走近不能为之）、无身体接触（无被传染上疾病之虞）、亲切（自古如此）。然而，此论出笼不久即遭谤议，群情汹汹，攻击他复古，最终他不得不“畏罪自杀”（当然其“罪过”不仅这一条）。综观世界，英国人的绅士风度，美国人边伸手边喊“Hello”，俄国人拥抱，日本人鞠躬……中国人呢？一个时期曾以问“你吃饭了吗？”表达敬意，无论从达意看、从简易看还是从高雅看，都远远不如拱手礼。
冠礼即成人礼，是为数不多的世界通行礼仪之一。中国古代也曾流行过，而且是一轨九州，同风天下。《礼记·冠义》有详细记载：“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古人认为冠礼是“礼之始”。冠礼为二十岁男子举行，地点选择在宗庙，家长先通过筮决定行礼日期与由哪位“宾”主持，行礼日由“宾”把规定的服饰加于青年，分“始加”、“再加”、“三加”共三次。祝酒后拜父母，然后由“宾”赐“字”。“笄礼”为十五岁女性的成人礼，即把头发挽起来用笄（簪子）簪上，以示成年。成人礼是人发育成长的分界线：行过成人礼标志跨入了社会，成了社会人，在得到相应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尽社会人的义务了。成人礼的本质是教育与警示孩子：天真无邪、无拘无束的童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真正的人生开始了，从此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
成人礼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减少犯罪具有很大意义。青少年转为成人这段时间，激素分泌加剧导致心理变化剧烈，容易接受不良暗示，属犯罪高峰期。成人仪式无疑是一种强大的良性暗示，给年轻人以巨大刺激，使其铭记不忘。作为形文化，古今的冠礼并无本质不同，任何时代都需要它，所以至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还盛行，有的国家还将这一日定为法定假日。不幸的是，喜欢变魔术的中国人早已把这一宝物捐箱底了。据媒体报道，天津等许多大城市都做过恢复成人礼的尝试，先是沸沸扬扬，不久即悄然无声，效法者少，效果不尽人意。事实雄辩地证明了道德的延续性，证明了传统的不可逆性（破坏后难以恢复），证明了对待传统形文化的惟一正确态度是慎重。
民宅建筑
民宅与其他建筑物是最典型的形文化。我们说到巴黎，不能不立即想起巴黎圣母院；说到罗马，不能不立即不想起斗兽场；说到柬埔寨，不能不立即想起吴哥古迹……
意大利人珍惜先人留下的建筑遗迹胜过珍惜自己的眼睛。他们宁可忍受种种不方便，也要把传统建筑精华完整地保留下来。荷尔德林曾说，若不是古老而缄默的山岩即命运横亘于前，心灵的波涛不会如此壮丽地飞溅起来而化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山岩”指的就是建筑物。若没有巴黎圣母院的一瓣心香熏陶着雨果、激励着雨果，雨果写不出超尘拔俗的世界名著；若没有掀雷抉电、气势如弘的城下町城堡的滋养，川端康成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若没有白宫这一纤丽玲珑的圆形建筑宠物，华盛顿城也不会如此特色昭然。如果有一天人类文明走到了尽头，什么都扔掉了，还是要保留住建筑这个最后的堡垒，因为人以及人的灵魂需要居住在里面。建筑，是大写的民族语言，是放大的民族画卷，是无声的民族音乐，是最昭然的民族特征的广告牌。一个民族对美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对自然宇宙的理解，被悉数镌刻在建筑上。
保留建筑遗迹、延续建筑风格，是延续民族传统的表征，是延续“形式”的绝佳方法。在一些强调实质功能的人眼中，形式是不值一哂的，被形式包裹着的“质”才是重要的。这一成见看似有理，其实没有切中肯綮。形与质，孰轻孰重要视场合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儿女孝敬父母，首先应该亲切地呼唤父母，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示尊敬，应该用鞠躬等程式表达——这些形式化举动比心理活动更重要些。建筑就是一种形式，它能容纳内容，但建筑所承载的内容替代不了作为形式的建筑物存在本身。作为“质”的建筑与作为“形”的建筑完全背离，比如故宫所承载的内容可以变，但作为形文化的一种形式却可以千年不易，持续地发挥其功能，持续地向人们提示民族归属与民族文化的根。
由于喜变的心态，中国的建筑物并没有沿袭成明确的风格，或者说无法用一句话简洁地勾勒出中国建筑的魂。毋宁说，我们的建筑风格变易得太迅速了，古今背离太大了。游览北欧或英国，经常能够看到“千篇一律”的建筑群，然而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这“一片”建筑与其他地方的建筑是不同的。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有的地方，一看建筑即知这是何地，因为一切都写在建筑上了。不是要提高民族凝聚力吗？其实，没有让人反复接受建筑物的提示来得更事半功倍了。
中国目前所剩下的历史建筑遗物多为宫殿、庭园、庙宇，民居与公共设施则如凤毛麟角。建筑已经从里到外彻头彻尾被“现代化”异化了（建筑的内质的现代化是正常的），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变的传统所致；一是砖土结构或木结构的建筑物易损坏这一特殊性所致。由于建筑结构不同，意大利威尼斯的民宅已经经历了千年以上，虽面临巨大的修缮压力，从外观看总还看得过去，中国的砖土结构或木结构的寿命最多几百年，一般只有几十年，二者无法相提并论。然而这并不是保护传统不可逾越的难题。日本民宅是木结构，寿命在六十至八十年之间，然而现在的民宅与两千年前的毫无二致。现在日本“一户建”式民宅，形式风格大体与中国战国时代相同。日本人是靠定期毁掉旧物以达到保护旧物目的的。建筑物破旧了，及时按照原样更新——在日本，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惯例。伊势神宫“二十年一迁宫”的做法已经持续很久了。所谓迁宫，就是每隔二十年，在旁边建起一座与旧宫一模一样的新宫，新宫建成之后拆毁旧宫，再过二十年，再回到原地建新的，拆掉旧的……周而复始，永无穷期。这里无意评价这种保护传统的模式，只想说明，建筑结构并不是古建筑能否保留下来的惟一因素，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所取的态度。想保护传统，办法总是有的。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北京掀起了旷日持久的关于“四合院”去留的大讨论，最后不了了之，因为在讨论过程中，四合院已经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仅存的四合院也都变成了漫漶不堪的大杂院。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都市，并正在一点点消磨着传统的痕迹。北京申请承办奥运会的口号是“新北京，新奥运”，而非“老北京，新奥运”（显然后者更具有鼓动性），足以证明，北京由“旧”变“新”，正是一些人所期待的。
最大误区在于，人们习惯于把传统建筑与旅游价值之间划等号，“老城适合于观光，新城市不适合于旅游”，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落言筌的共识，却忘却了：建筑是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遗传基因，是培植民族意识的“机器”，是民族凝聚力的发动机。
生活习惯
八十年前，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大学者比较了中日两国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发出了感慨。他说，日本的建筑、服装、饮食、艺术等许多文化都是从中国引进的，但作为发源地的中国，那些文化都早已荡然无存，而日本人却保留得完好无缺。他的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岂止是日本，英国等欧美国家也都对国粹敝帚自珍。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往往会受到特殊礼遇，这是因为英国人敬仰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他们不敢慢待从古老国度来的人。那些留学生自己心知肚明：在我的国度，看得见、听得着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新的，堪称国粹的——除去可以束之高阁的小件古董——早已被毁坏过千百次了。我们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