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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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催人沉醉的情景！我如适逢其盛，我定蹒跚而奔，教男人用白布缠头，提起木鞋飞跑，教女人卷起长袍，露着腿儿乱窜。于是我将自造一种解释，当他们在酣醉而轻歌妙舞；看花时节的猖狂……”读到这里，一股寒气不由从人背脊嗖嗖升起，天性淳朴、不失赤子之心的成仿吾，竟写出了如此幸灾乐祸的文字，不能不使人对人性产生深深的困惑。
作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假如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与火灾”，对日本的厌恶之情，跃然纸上。在这一点上，成仿吾与他的创造社伙伴拉开了距离，如果说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对日本是既恨又爱，爱恨交加的话，那么成仿吾对日本就只有恨了；唯其如此，他才会以如此的生花妙笔，纵情赞美日本人最恐惧的地震与火灾。
除了赞美地震火灾，日本女人也是《东京》幸灾乐祸的对象（注意：篇幅不长的《东京》三次写到了日本女人），对中国留学生迷恋“易于到手”、肉体丰满的东瀛女人，作者竭尽嘲讽之能事，其中这样写道：“有人听了东京的天灾，便想起了他在东京时爱过的妇女。我不曾爱过什么女人，然而这回女人死的一定不少，却也不免使人觉得可惜。而且混乱之中，多少美丽的‘弱者’为鸡一般淫的男人所毁坏了，尤足使人愤恨。不过她们至少可以与那些穷无所归的女人去以皮肉维持生活，或者组成娘子军，远去他乡，为侵略主义的先锋队。这倒是对于我们的东邻极可欣贺的事。”思想激进、饱受西方文学熏陶的成仿吾，此时差不多已经降低到《留东外史》的水平，实在令人诧异。
成仿吾在日本留学时究竟受了什么鸟气？读了这篇奇文，人们不禁会问。然而，无论是成仿吾本人，还是他的伙伴的回忆，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词，《东京》里透露的，毋宁说是相反的信息：“我少年时代最快活的时期是在高等学校时代过的，那时候我还只有十八九岁，那南方的小都市的气候既好，大学又如在我们的目前，不断在激发我们的知识欲，而一种少年时代所特有的自负与骄矜又无不在使我们自满，那时候我的心中真只有春朝的宴欢与生之陶醉了。”——这是成仿吾在日本冈山上高等学校时的情形，入了东京大学后，“也没有什么可哀的事情来扰我”，倒是那一次集体罢课回国，目睹了中国的黑暗现实后，让成仿吾感到了真正的“悲哀”。这么看来，成仿吾对日本一面倒的仇恨理由并不充分。
成仿吾留日后期写下的《一个流浪者的新年》，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这篇小说描写一位中国学子在异国过年的感受，通篇散发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与寂寞。小说这样描写主人公：“他的脸总带着一种惨黄色；他的眼睛，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开不起的一般，小得不称他长瘦的脸，并且时常注视他的前面，好像在默想什么似的。”这不正是成仿吾的自画像么？小说里，东瀛的背景被彻底淡化，甚至没有点明这是在日本，主人公与身处的环境完全脱节，仿佛置身于一个与周围绝缘的透明玻璃罩里。这种绝对孤独的感觉，没有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同胞，是很难体会的。日本人骨子里的排外，对“弱国子民”的中国人的冷淡，由此得到最好的暗示。
具体到成仿吾，另有一层不利。从照片上看，成仿吾其貌不扬，个头矮小，脸相如猴，而据郭沫若介绍，成仿吾是很木讷的人，一口湖南新化腔，总是让人不得要领。这样的人本来就拙于交际，难讨女人的欢心，到了日本这个人情丰沛、两性关系宽松的国度，其不利是可以想像的，貌似刀枪不入的禁欲下，肯定涌动着莫名的焦虑。对此，成仿吾也有自知之明，在1924年3月28日致郁达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关于我结婚的事，我以为你此后倒可以不要再为我忧愁，因为我只要听到了女人二字，就好像看得见一张红得可厌的嘴在徐徐翻动着向着我说：“你虽然年轻，不过相貌太不好，你的袋里也没有几多的钱。”托尔斯泰生得丑陋，每以为苦，但是他颇有钱，所以倒也痛饮过青春的欢乐。像我这样赤条条的人，我以为决不会有什么女人来缠我，对于一个misogamist（婚姻厌恶者），这倒也不是怎样坏的境遇。
然而，上帝偏偏赋以成仿吾不俗的天才和意志，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这样描述：“我和成仿吾相识是在1916年夏天，我初进六高的时候，仿吾要比我小三岁（按：实际应为小五岁），但他的学级却早我一年。他学的是工科，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劭吾一道到日本的。他的大哥进了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和几位朋友译过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边也帮过誊录和校对的工作。他自从有过这样一番根底之后，他在高等学校三年间是没有用过字典的。”“他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于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历。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出不少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料的事。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明晰的一个。”
才学丰沛、志向远大的成仿吾来到这样一个岛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上他与郭沫若最为默契，所谓“读西洋书，受东洋罪”，是他们东瀛生活的真实写照，都是将日本当作跳板，而不将它真正放在眼里。如果说他们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那也是西方化的日本文化，而不是日本自有的文化。然而，不像郭沫若一面读西洋书，一面交桃花运，成仿吾由于自身的局限，只能在“西洋书”里消耗他的生命能量，无缘通过爱情释放生命激情，日积月累，造成变态心理，成为一个“女性厌恶者”。成仿吾后来转向文学，放弃学习多年的兵造专业，与这种心理压抑应当说有很大的关系。郭沫若曾这样评论他的文学创作：“仿吾初期的诗和散文是形成着一个奇异的对照的。他的散文是劲峭，有时不免过于生硬。他的诗却是异常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兵造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然而，文学写作的画饼充饥并不能满足成仿吾，成仿吾终归还是放弃了文学，回到大炮与战车——当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成为万里长征途中唯一的大学教授。
回到《东京》。成仿吾写这篇散文时，正苦闷到极点，也亢奋到极点，正如他在信中向郁达夫倾诉的那样：“从小深处僻地的家中，全然没有与闻世事，十三岁时飘然远去，又在异样的空气与特别的孤独中长大了的我，早已知道自己不适于今日的中国，也曾痛苦过命运的悲惨，然而近来更觉我与社会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我要做人生活，社会强使我苟且自欺；我要凭良心的指挥，社会便呼我为疯狗。这样的状态是不可须臾容忍的，而我所有的知识没有方法可以使我们自拔出来；在这样的穷境中，我终于认识了反抗而得到新的生命，不错，我们要反抗这种社会，我们要以反抗社会为每天的课程，我们要反抗而战胜！”在这种迷狂的状态下，成仿吾斧法紊乱，伤及无辜，是不足为奇的。梁实秋曾这样批评他：“你未免太气盛了！嫉恶如仇，心直口快，原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对于正义的热情有时太急烈了，时常反而自陷于理论的错误而不自觉。”说得非常中肯，《东京》所表现的非人道主义，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成仿吾的失态，令人感到历史的沉重。
博古：中共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 黎 辛
秦邦宪（笔名博古）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1925年入党前后即开始写作与从事编辑工作，1924年至1926年在家乡无锡编辑《无锡评论》，1930年从苏联学习回国，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参加编辑与管理报刊。
1937年，秦邦宪任党中央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即提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秦邦宪迅速安排他营救出狱的潘梓年、章汉夫等人负责，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市出版党的日报《新华日报》。秦邦宪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常委、组织部长，《新华日报》的董事，经常给《新华日报》写稿。1939年1月7日，他写了《祝新华二周年》，阐明《新华日报》的宗旨：“本报志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难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见毛选合订本893页）中写道：“最大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941年1月，国民党在皖南围歼新四军军部与华中局领导机关，又不准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真实消息，周恩来只能题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十六个毛笔大字在报上表示抗议。而某些抗日根据地又有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舆论导向混乱。王明甚至提出我党与日本侵略军妥协，先打国民党反动军，再打日本，颇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为此，秦邦宪提出延安需要有一份日报与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经中央同意，停办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陆续停办中直机关的工人、青年、妇女等刊物，集中人力物力出版党报。中央决定让政治局委员秦邦宪担任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发出，说“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14日停刊，《解放日报》仓促上马，15日试刊，16日党中央的日报破天荒正式出刊。创刊号头题登载博古写的《苏援华态度坚定不变》。《发刊词》由毛泽东执笔，说“本报之使命为何？芽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再次宣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并阐明党报与党的关系。5月18日，该报刊登毛泽东执笔的最长的著名的论述世界大事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
6月23日头题报道德国法西斯大举进犯苏联，博古撰写社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文中指出：“这种自掘坟墓的疯狂举动将永远埋葬掉法西斯制度。”２５日发表博古根据毛泽东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撰写的社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最早向世界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
两报合并时只有三十几位编辑、记者与校对，最多的时候发展到五十余人。新华社的业务人员更少。博古率领的是一支二十岁出头的在战争中学战争的新闻新兵。博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