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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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黄操良、吴文焘、陈适五、陈企霞、冯牧等都是报社与新华社的编辑与记者，报社、新华社是延安出干部最多的机关之一。
　　新华社1944年9月开始播发英文稿，英语广播部包括英国籍专家林迈可先生在内只有三个人，每日播稿约四千字。1946年美国籍专家李敦白先生来新华社工作，将李季的长达万行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译为英文对外播出了。1946年，新华社又创办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进行口语广播，许多地方的群众可以听到延安的声音了。
　　同时，各抗日根据地与人民军队，相继成立新华社分社与总分社，形成了以延安新华总社为中心的通讯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指示，播放毛泽东著作，报道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与大生产运动，还为中央播发毛泽东说的“在党内教育干部的”特殊形式的《党务广播》，发挥了重大作用。
　　《解放日报》出版的是午报，每日凌晨五时副总编辑余光生打铃喊：“上早班的同志起床了！”不久，博古就到早班办公室审稿，审完新闻稿又终审副刊稿，下午与晚上审阅新华社的稿件与处理各单位行政工作，去中央政治局开会是上马就跑。他抽空就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他用旧报纸包两块砖头，把马克思主义著作斜放在小茶几上，抬头看原著，低头写译文。清凉山众人皆知博古熄灯最迟，他休息的时间很少。
　　1945年8月15日傍晚，新华社吴文焘副社长手持“日本投降”的急电来找博古，博古外出了，吴文焘立即摇动挂在博古墙上的电话机，说“请接毛主席处”。毛主席听了说，“噢，那好啊，有什么新情况你再打电话来”。接着博古告诉吴文焘，他还在毛主席处开会，要吴文焘在电话旁等指示。午夜，博古从毛主席在枣园的住处回来，带回朱德总司令签署的勒令日、伪军就近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
　　博古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结合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实际，对党报编辑、管理与新闻写作及通讯网的建立作了大量的科学的多方面的阐述，均是党的新闻理论的奠基之作。博古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培养精英的牛津大学

　　
　　？　张国骥
　　牛津大学是一所不仅对英国，而且对世界和人类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世界著名大学。今年六月到七月，我受国家外国专家局的派遣，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个月，深深感受到牛津大学是一所培养精英的大学，也正是培养了一大批精英才使牛津大学久负盛名的。
　　（一）
　　导师制是牛津大学针对本科生的一种独特的培养制度，是牛津大学进行精英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导师制的主要内容是：大学在培养本科生时，导师一对一或者一对二对学生进行辅导。牛津大学师生多少年来引以自豪和荣耀的就是导师制。很多人认为导师制是牛津大学这顶大学皇冠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认为是牛津大学之所以卓越之所在。
　　牛津大学所创立的导师制是基于传统的精英人才培养的一种教学模式。导师在每学期中，每周与学生见面一次，教师与学生之间实行的是一对一、面对面的个别辅导，教师与每一个学生共同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每一门课程都是这样。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导师根据学生的情况，提供一个相关的论文题目、一本书和一份参考文献目录，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提供书目的阅读，并按要求写出一篇两千字左右的论文，然后组织学生与导师一起参加论文讨论会。会上首先由学生宣读并讲解论文的内容，导师和参与讨论的其他学生可以在讨论会的任何时间提出问题，相互之间就文章的论点、论据进行辩论。在提问和讨论过程中，导师与学生相互交流学术思想。这样的讨论过程，极有利于训练学生的逻辑思考和临场反应能力。牛津大学实行八周为一学期的密集学期制，导师制可以让导师随时了解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导师制在选择学生方面是很严格的。牛津大学在招收大学生之前，老师对要被录取的学生进行筛选，即对学生递交的材料和两篇小论文进行认真分析和阅读，然后对学生进行面试，一般是三十分钟，如果觉得满意，老师就同意将这一位或两位学生录取，自己作为学生的导师。导师都必须是取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导师选学生，导师责任感就大大增强。学生在导师制下学习，有着与课堂上课完全不同的感觉。
　　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是十五世纪初创办“新学院”的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所首创。当时，新生一旦入学报到，学院就给他指定一位导师。本科生导师称“Tutor”。导师是学生所选科目的学者，他负责指导学生的品行，并协助安排学生的学习计划，指导他如何取得进步。学生在开学期间每周必须到导师那里去至少谈话一次。这种谈话叫“Tutorial”（个人辅导）。但正式出现“导师制”这个词是在192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导师在学院里与学生在一起，非常了解学生，导师对学生的了解超过对学科的了解。二战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师一定有博士学位，导师是重点放在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可以选择，学院可以互换学生和导师。导师结婚后从学院搬开，与学生关系就不那么密切了。这是第一次大的变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导师带的研究生多了，有压力，还有科研压力。而且，实行导师制，学校培养本科生的成本大，大约比不实行导师制的学生成本要多三千英镑。有人担忧导师制会在牛津衰落或者消失，或者由于在很大的压力下进行，效果不会好。但牛津大学的许多教授不认为会这样，认为导师制是有别于其他大学的人才培养制度。导师制虽然成本大，但学校在千方百计筹措经费。
　　导师制也有优劣之分，实行好不容易。优秀的导师制很得学生的欢迎。2003年，一位本科生写了一段话：在牛津的学习期间，一对一的导师制，是我最兴奋的经历，一位学者能叫出我的名字，我感到十分荣耀。这是一个伟大的制度，是我学习生涯中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也将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体验。这当然是导师制的伟大和成功之处，能使学生产生激情，体验学习和研究的激情，追求真理的激情。
　　牛津大学的教授们认为，导师制的危机，是时间问题，因为学生的时间很紧张。不过可以断定，导师制是十分好的人才培养制度。导师辅导时，信息量大，且讲究技巧，加之讨论、争论，这是上大课所没有的。导师制最大的优点是：针对个体的知识、个性特点来指导，能做到因材施教。导师制没有在英国大学全面实施，原因之一是费用太高，另外，努力学习的学生更适合导师制，有些学生并不喜欢这种导师制。还有，导师制要求导师要有非常广泛的知识面，这也是不能广泛实行的原因。
　　不同的学科，导师制也要求不同，比如说，文科当然是写论文，而有的是以实物为基础的学科，如机械制造，就不能以论文为标准。
　　导师制反映了牛津大学的办学理念：学生对学习要有更多的责任，不仅是课堂；另外，针对个人进行培养。牛津大学在其九百多年的历史中，能保持其勃勃生机和强大的吸引力，始终贯穿着注重学术、以人为本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和精神，而它的导师制则是贯彻这一理念的最有力的工具。
　　我国已故浙江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1929至1931年曾留学牛津大学。他对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晚年回忆起来仍兴奋不已，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他写道：“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之学制，与吾国现行大学学制完全不同。学生作业，不重于上堂听讲，而重于导师指导。大学生依其所专攻，随指定之导师研究，课业品性均由导师负其全责。大学教师主要之任务为任学生导师，授课乃其次要。因之，在学生方面亦以从导师研习为主要工作，上堂听课乃属次要。导师每周接见一次，命题作文、指导就读之书，批改课卷纠谬指正而外，相与探讨辩难，导师发问，诱导学生思索，学生质疑，乃得导师薪传。此种教法，重博览群书，不重捧住一本课本或几篇讲义，重思想见解，不重强记呆诵，足以启迪诱掖之功，养成有器识抱负之学者。”
　　导师制为学生学习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学生听讲很自由，没有繁琐严格的考勤考试的压力，而有着更多的支配时间和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学生在导师指引和扶持下，在所攻专业方向上可自由驰骋，充分发挥其天赋。导师制还重视品德学问并进，导师为良师益友。在导师制下，师生关系不是师道尊严，而是亲密无间的师友关系。导师对学生课业品性负全责，不但要关心学生学业上的进步和发展，还要关心帮助学生解决个人问题、心理问题、品德问题等。正如加拿大教授利考克先生所言：“导师与二三学子，时常相聚一堂，或坐斗室相对论学，或集诸子茶点小饮于导师之家，剖析疑难而外，并得指示学生修养之法，解答学生个人问题。导师视门人如子弟，门人视导师如良师益友，从学之期虽暂，而缔交辄终身，受其潜移默化，不觉品德与学问俱进也。”利考克教授在考察牛津后认为，牛津大学成功的秘诀，关键就在于导师的作用。他说，牛津并不急功近利，不追求眼前得到的利益。只要是有天分的学生，他们的导师就会激发对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就会在学生心里点燃火苗。
　　关于导师制，林语堂先生如此说道：“牛津剑桥的学生所以好，得益于导师制度，导师坐在那里喷烟，喷得你天才冒火。”虽然在今天的牛津，喷烟的导师越来越少见，但这种师生共同研讨的情景依然随处可见。学生与导师在一起，有一种与朋友或与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所以，导师制维持的是一种朋友或家人般的学习关系，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必须与草地、河边、茶馆、咖啡厅、饭桌、酒吧、书店相伴，有时彻夜长谈，这种结合构成了学生生活的全部。
　　为了保证培养精英的导师制的有效实施，牛津大学重视优秀师资队伍的建设，并严格选拔学生。牛津大学对教师有一套严格的选拔制度，如英国之外的教师要进入牛津当教授，需要四个硬条件：出色的英语；在你的研究领域是领先的；要能带领研究小组一起研究；你的研究项目能证明能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老师们很敬业，也很累，教师必须教学，包括导师制所花的时间，每星期最少要讲课九小时，还要带硕士生和博士生，许多老师的科研只能在假期来做。
　　（二）
　　牛津大学的管理模式，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独立的、自我管理的、由大学本部和学院联合并存的大学。在英国，只有剑桥大学与之相同，具有与英国其他大学所不同的独特的管理模式。
　　首先是教职工代表大会制。从大学层面讲，最高立法机构是教职工代表大会，由三千七百多人组成。牛津大学共有教职员工九千多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