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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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抄引这么多，一是因为这些话确实说得好，将孔子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作这种旗帜鲜明的对比，至少在我真是茅塞顿开；第二则是因为由此想到了周作人。周作人曾经说过，他不喜欢一切激动的形态，并认为人在激动时，那表情也是丑陋的。“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书房一角》原序）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与海德格尔的相去甚远，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他，还有张爱玲，与“不知生焉知死”的哲学，却又离得那样近，仿佛日常的一举一动，都早已融合在这哲学里了。而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乐感文化”，正是以这样一种“乐生”的哲学为内核的。于是我想到，如要进一步论述中国人的“乐感文化”，尤其是这一文化在精英层的体现，那么，为李先生所不喜的周作人和张爱玲，也许恰恰可以成为最好的例证。
在说“乐感文化”时，李先生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得道的人在上天之际，所能想到的未来的神仙生活，还是离不开自家的鸡和犬，可见俗世的日常岁月，在他心目中几乎占据了永不可动摇的位置。张爱玲和周作人也是这样的，不管他们的文章如何雅，却总也离不开一种与生俱来的俗世情怀。明乎此，我们才有可能把握这两位颇具天才的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趣味特征，也才能真正读懂他们的一些看似清浅平实，其实内涵丰饶的文章。
先来说张爱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爱玲曾悄悄来到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接待她的年轻作家王祯和在二十五年后追忆过这段往事。他们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的餐厅用饭时，张爱玲对隔开几桌的七八个妇女很感兴趣，轻轻地对王祯和说：她们大概是小学老师。王顿觉她的推断有理，因她们穿着朴素却又相当活泼。他带她游花莲市，她对街上陋巷酒家里的各色人物都充满兴趣。在风化区后面花莲最古老的城隍庙，她望着四根庙柱上的对联看了半天，然后很欢喜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意思了。”在花冈山看阿美族丰年祭，她看得顶认真。有舞蹈家上来递名片、谈天，说这些舞不好，如果给他编的话，可以更好。张爱玲私底下对王祯和说：“山地舞，要他来编干什么？”去花莲旅行时，王祯和奉白先勇之命带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文学》杂志送她，张爱玲说自己行李多，她沿途看完了就还他。于是，在他那开杂货店的家里，张爱玲捧着木瓜，一边用小汤匙挖着吃，一边看《现代文学》，那悠闲自在的样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为王祯和所清晰记得……
我觉得这些回忆真切极了。只要认真读过张的作品，就不难想像，她对俗世的一切，会有怎样浓厚的兴趣。对此，王安忆的分析也许更进一步。她在《世俗的张爱玲》一文中写道：“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气腾腾的人气，她是喜欢的。”然而，她对现实生活的爱好，却正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就在这篇散文里，张爱玲在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后，忽然总括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王安忆随后的总结相当精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为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她认为，张爱玲是“如此贪婪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其实，张爱玲和周作人所处的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乱世。他们在作品中对俗世细节的津津乐道，往往正是借自己对于日常生活的这种浓烈兴趣，以寄托自己难以平复的情怀。李泽厚所说的“鸡犬飞升”，是在得道时，在得意成仙的当儿，犹不能舍弃日常的世俗的种种，李先生即以此阐释国人远不同于海德格尔的“乐感文化”；那么，现在，张爱玲和周作人，则是在亟须求得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时，同样（甚至更其）离不开他们的俗世的兴味。这不是很有趣的现象么？
再来说说周作人。上述的《野草的俗名》，就是一个在板荡的乱世中，希图凭借自己对方言、俚谚、民俗、古籍、植物的兴趣，通过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以求得自己暂时的内心平静的知识分子的写照。这和张爱玲“贪婪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是颇有几分相像的，虽然他们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
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后，周作人由悲愤进入到极度的失望。至1928年，国民党军队开进北平，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写了那篇著名的《闭户读书论》，提出：“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其次是有了烦闷去用方法消遣。”而对于一般“寒士”来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闭户读书了：“宜趁现在不甚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可见，读书并不是死读，还得与当下的人生相照应才有意味。此后的1929年，他几乎没怎么写文章，一直到1932年，他才将这几年的新作合编成一本薄薄的《看云集》？熏总共才十万字。对他来说，这真是一个很突出的低产期。查查《看云集》的篇目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那里除了写于1929年的那三篇重要的杂文《娼女礼赞》、《哑巴礼赞》、《麻醉礼赞》外，主要就是两类文章，一类是谈书的，其中序跋占了大半；另一类就是关涉普通世俗人生的，诸如：《中年》、《体罚》、《吃菜》、《论居丧》、《村里的戏班子》、《关于征兵》和《草木虫鱼》等。其中《草木虫鱼》最有代表性，在其“小引”中，他一下笔就引用了明代李日华的话：“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后又说，“现在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它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这里既有对国民党的不准说话的抗议，却也透露了“这是我所喜欢”和“与我们很有关系”这两层重要意思。此文除小引外，余下的七节分别是：“金鱼”、“虱子”、“两珠树”、“苋菜梗”、“水里的东西”、“案山子”、“关于蝙蝠”。不妨对照一下他七年后所写的《野草的俗名》，也是八节：“臭婆娘”、“官司草”、“黄狗尾巴”、“碰鼻头草”、“老弗大”、“天荷叶”、“牌草”、“咸酸草”。其趣味之相近，一望即知。在前者的《水里的东西》的篇末，还有一段值得玩味的话：“人家要怀疑，即使如何有闲，何至于谈到河水鬼去呢？……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这与前面引过的《野草的俗名》文末的话，又是多么相似！
1937年周作人写下《野草的俗名》之后的那几年，他几乎不愿再发表什么东西了，1939年4月末写《玄同纪念》时，还在文末特意声明：“……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小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故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在他后来的《知堂回想录》中，也专设了一节《从不说话到说话》，介绍了他当时的思想。1942年出版的《药味集》是他重又陆续撰文后的一本选集，仅薄薄八万余字，看一下篇目也十分有趣，除谈书论文忆人的文章外，其余一半以上，竟都是写世俗人生的，除却《野草的俗名》，尚有《禹迹寺》、《卖糖》、《撒豆》、《上坟船》、《缘日》、《蚊虫药》、《炒栗子》等。而谈书的，如《四鸣蝉》、《老老恒言》、《元元唱和集》、《关于朱舜水》、《关于杨大瓢》等，其实还是借中外的杂书在寄托他那俗世的情怀。可见，越是苦闷的时候，他越是想从凡俗的民间找到精神避难的处所。也正是在《药味集》序中，知堂说出了那段关于自己文章的广为流传的话：“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
在周作人埋头于翻译的1955年，还曾编过一本《明清笑话集》（后以《明清笑话四种》为书名，于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在此书的长序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谈赵南星的话：“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作填歌曲，乃杂取村谣俚谚，耍弄打诨，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所谓杂取村谣俚谚者，乐府如是，《笑赞》亦如是，此其所以不见重于士大夫而转流播于里巷欤。”这段引文堪称妙绝（顺便说一句，此序为现今各种知堂文集与集外文集所失收，我是从赵武平先生提供的复制件中读到的）。知堂惯会在不动声色间，借别人的话作夫子自道。这种“杂取村谣俚谚”，不正是《野草的俗名》与《草木虫鱼》的作文金针吗？而之所以这么做，不正因为苦闷，因心中有“肮脏不平之气”么？这段引文，其实也悄悄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股不甚引人注目的潜流——自《诗经》、《乐府》到古代文人整理的民间笑话，到“竹枝词”之类，再到五四后的“乡土小说”（废名是一早期代表），民俗方面的美文（有江绍原、顾颉刚、钟敬文等），还有张爱玲的市民小说和散文，似还应包括知堂的《儿童杂事诗》——或许在俗文学史中，这会是个重要的流脉？但它们由俗而雅，事实上很难归类。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是一个从未接触过张爱玲与周作人作品的西方人，只知道他们在乱世中想通过写作获得一点心灵的解脱，那么，很可能会把他们的创作想像为虚无缥缈的“出世”境界，即如周作人所说：“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因为俗世已经够烦人了。许多西方的作家、艺术家走的正是这一条路，现正在全世界走红的英国学者刘易斯取材于二战的《纳尼亚传奇》，也是取的这种由苦难的现实逃向幻想之路。但张爱玲和周作人偏偏是“入世”的，他们竟能在充满苦难的俗世不断找到让其津津乐道的琐细而有趣味的东西，这也是他们“爱人间”的一种证明。这样的创作取向，用李先生的“乐感文化”加以诠释，我想是一点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