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 > 言情浪漫电子书 >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

第107部分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07部分

小说: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891年)已经为妥协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学上的理论基础。他在二十 
  四岁时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 
   “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他不断广泛地阅读历史和仔细考虑边疆 
  问题的重大事件,终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处理世界大事,势与理都应重 
  视——换句话说,真理总要顺应生活的现 实。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 
  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1856年他来到上海;他羡慕西方富强的情感 
  与日俱增,并且进一步弄清了他对“势”和“理”的概念。在1857年广州的 
  战斗开始后,郭嵩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职(他在1847年已进入翰林 
  院)。1858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郭嵩焘等少数 
  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他在1859年被调 
  往天津帮助沿海防御时,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 
  之方,不当与称兵。”1859年当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时,京都的 
  人们都兴高采烈,但郭嵩焘却感到忧心忡忡,称病返回了故乡湖南。① 
       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二十余年中未得到教训。1862 
  年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 
  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而不应只考虑原则。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已在进行探索,以期超越技术的范围对西方的力 
  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谈军队和军备了。 
       但是,郭嵩焘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如另一位翰林冯桂芬(1809—1874年), 
  后者是一名对经世致用感兴趣的学者。冯桂芬在苏州的书院中从事研究和教 
  学,一直到1860年苏州陷于太平军之手时为止。他那时发现自己厕身于上海 
  逃难绅士界中,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镇压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并 
  且又听到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1861年他写了《校邠庐抗议》,对中国 
  亟需国内改革这一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建议。此书的最后四篇文章是就如何应 
  付西方挑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冯桂芬不排除把战争作为政策来运 
  用,但他对中国的颟顸和动摇感到痛惜。在过 去,“宜战反和,宜和反战, 
  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 
  他注意到“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 
  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 
       冯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们互相既是势均又是 
  力敌的,所以结果至少是暂时出现僵持状态。但在将来这四个国家可能达成 
  协议而合谋反对中国,或者是某一国可能取得独占地位;总之,不论出现哪 
  种情况,中国都会失算。因此,中国极应及时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 
  也……矧一自强,即可弭之使无事也。”① 

① 郭廷以等:《郭嵩焘先生年谱》,卷1 第42、114、126—127、130、181—187 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54—55 页。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45—47 页。 

… Page 323…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自强呢?冯桂芬认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问的 
  自我批评;此外,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缺点时,也应毫不犹豫地向他人学习。 
                                                                        ②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是多么大胆 
  的宏论!冯桂芬的心胸很开阔,所以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利用方面,在 
  沟通君民思想的条件方面,在名与实(即施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方 
  面,他完全认识到西方都超过了中国。但他又宣称,中国本身的经世致用的 
  智慧足以对这些事务进行革新。冯桂芬提出了许多关于改革吏治的建议,他 
  认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但中国只有在对科举制度作了重大改革时,才能 
  向西方学得科学和技术。① 
       可能正是由于冯桂芬的建议,李鸿章才在1864年向恭亲王提出要在考试 
  制度中为精于技术的考生开设新科。冯桂芬甚至走得更远。他攻击现存科举 
  制度的考试内容贫乏,并且对文人的前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聪明智巧之 
  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 
  业者,以上之重之也。”冯桂芬主张来一次大变动。他建议对兵工厂和造船 
  厂中的优异工匠应授与举人的功名,对那些能改进西方产品的人应授与进士 
  的功名,并允许他们参加殿试。“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 
  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 
  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② 
       李鸿章和冯桂芬的想法说明,至少有少数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术时, 
  愿意看到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进行调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另 
  外一些建议则要求改革传统的军事制度。当1864—1865年李鸿章在考虑裁减 
  他的淮军至三万人时,他建议大量削减全帝国的绿营军,以便把节省的经费 
  用于装备和训练剩下的军队。以后几年,有几个官员也同样提出了改组绿营 
  军的建议。1866年8月,总理衙门提出的关于从直隶省绿营军中产生一万五 
  千名“练军”的计划,得到清帝的批准。这支新军是用西方武器装备的,并 
  且一反原来绿营军的做法,只驻扎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并派固定的军官来 
  率领这些部队。在1866年更晚的时期,左宗棠提出了有关福建浙江两省绿营 
  军的同样建议。1867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建议,为了节省经费以用于新武 
  器和新训练计划,各省绿营军应至少裁减一半;在1869年他任江苏省巡抚 
  时,获准把抚标建制下的一千六百名绿营军减少三分之一,并给以严格的训 
  练。① 
       那么,为什么这些建议没有获准在整个帝国推行,或至少在几个开始这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10 页。冯桂芬在讨论荷兰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时作了这一论 

述,他说他是从 《地球说略》一书中了解这些制度的。此书由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祎理哲所写,1856 
年用中文出版。在另一段文字中,他赞誉上海海关中的洋人职员为“彼之能实征实解者”;他评论说,孔 
子虽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在中国的夷人现在表现了这种美德。同上, 
卷1 第43—44 页。 
① 同前,卷2 第40—42 页。但吕实强认为,就连冯桂芬关于改革吏治的思想,也是因他对西方制度有了新 

的了解而形成的。见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卷4 第2 期 (1971 年2 
月),第1 — 8页。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42 页。 
① 刘广京: 《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5—36 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03—104 页。《左 

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 第16—21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 页。 

… Page 324…

样实行的省中贯彻呢?这回答应与当时总的学术气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 
的惰性有关。甚至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动乱的十年中,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 
士大夫毕竟不多;而传统的文化准则的控制力量仍象过去那样强大。象科举 
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支持,而且由于传统而获得了 
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现代化显然需要冲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碍。 

… Page 325…

                                政治和财政结构 

                                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1884 
  年 (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起初,总理衙门 
  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 
  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 
  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 
  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 
  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 
  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1861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二十三年中,人们把它 与军机处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总署大臣的人数 
  不断增加:1861年为七人,1869年为十人,1876年为十二人。从1861年到 
  1868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1869年到1875年,五军 
  机中有四人兼领;1876年到1881年,全部兼领(从1880年起,军机大臣的 
  人数增至六人);而从1882年到时局大变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 
           ① 
  署大臣。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谘 
  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恭亲王和文祥(他在 
  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 
  时行使着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迟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慈 
  禧 (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 
                      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恭亲王的权力。 
       慈禧策划的1861年宫廷政变,当然应该感谢恭亲王的合作。在随后的年 
  代里,她作为一个仍然缺乏经验的统治者,不得不在外交和军事上大大地依 
  靠恭亲王。恭亲王的确享有相当大的权势,但在1865年,慈禧对他的地位给 
  了一次打击。4月初的一道朱谕,是由慈禧亲笔用带有别字的汉文起草并交 
                              ② 
  大学士们润饰后下颁的, 它列举了言官对恭亲王的一些指责,如目无君上, 
  挟制圣意,以及暗使离间。其他宗室及大臣都为之辩护。不过十日,慈禧决 
  定恢复他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她担心恭亲王的去职可能会在地方以 
  及中央政府内部引起恐慌,也许更担心列强的态度,因为它们被认为对恭亲 
  王有着特殊的信任。慈禧怕欧洲人会再来找麻烦,从而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虽然恭亲王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复职了,但他的声望和权势并没有完全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