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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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教教义。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在一个雄辩有力的奏折中答辩说，期望以“忠
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完全是不现实的，但甚至在此之后，倭仁还是重申
他的立场。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肯定地说，礼义确实是国家的根本，但接着
便援引了那些极力倡导引进西方技术的忠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沈
葆桢等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作为儒家，这些人大概并不亚于倭仁！
当时虽然没有其他官员上疏支持倭仁，但是被清帝予以公布的倭仁的这
两个奏折，竟把北京士大夫煽动到如此程度，以至开始流传总理衙门意图谋
反这种招惹怨毒的谣言。那些报考同文馆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列
们的讥笑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
新机会。4月下旬，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
为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新科目＇者”。总理衙门被迫放弃了原
来鼓动士大夫中的杰出人才学习技术的计划；现在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
①
计划举行新科目的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现在的投考者”。
这个结果对倭仁——他除去代表着京畿某些官吏的自我道德感和政治利
益之外，也代表着文化中的主要的文化素质——来说，显然是一个胜利。但
是必须看到，他取得这个胜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慈禧太后未能给恭亲王以
全力支持。当倭仁被要求设立一个只用中国教习的算学馆时，他大为窘困（因
为他在第一个奏折中随便说出中国教习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为了不被
委任到总理衙门，他不得不请病假。在一道上谕中，倭仁还被斥为“见识拘
迂”，不过尽管如此，慈禧还是没有重新提出让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报名同文
馆新科目的号召；4月23日的上谕仅仅表示：“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
②
送馆攻习”。可以想象，慈禧并不愿意反对倭仁对儒家文化解释的本质，因
为她自己作为摄政者的地位以至满族人的统治本身，都是仰赖儒家的伦理和
文化的。当然，慈禧本来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坚持一种更加灵活而依然是正
确的儒家观点，就象恭亲王和曾国藩在奏稿中所举例说明 的那样。但那时在
慈禧看来，把一个在京师官员中有大批追随者的显宦抬出来使之盖过恭亲
王，这种做法是毫无害处的。我们发现1868年的一道上谕直接按倭仁和恭亲
② 参看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14 （1960 年），第1—29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第14 页。参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丁卯（1867 年），
第12—13、15、23—24 、26、28、36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第15 页；卷49 第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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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顺序把他们作为负有最重责任的两名官员提出来：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
导，一位是领班军机大臣。①
由于清帝未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的新方案就只有有
限的意义了。包括满、汉两族的七十二名报考者的确参加了入学考试。不过
发现他们大都是失业的中年人，“对于这些身体憔悴的穷苦文人来说，衙门
②
付给他们的津贴表明比他们的声誉更为宝贵。”被录取的学生有三十名，但
是最后毕业的只有五名。为了得到质量更高的学生，清帝批准要上海和广州
同文馆选派他们最优秀的毕业生到北京攻读新科目。恭亲王和文祥并不回避
奉夷为师所招致的怨愤。赫德延聘的几名欧洲教习中有两名在1868年到达北
京。通晓中西数学的天才学者李善兰被任命为算学教习。但是英文由欧伯连
讲授，他是新近从英伦三岛来的非传教士教师；化学由法国人毕利干讲授；
物理由丁韪良 （他从1864年起一直在同文馆教英文）讲授。
1869年，在赫德的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和满、汉提调（提
③
调除负责学生的生活安排和纪律之外，还负责中文课程）一起工作。丁韪良
着手把同文馆办成设置八年课程的“书院”，其课程包括一种西文，以及数
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之后，在1872年1月，英国
传教士医生德贞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课程。这一时期前后，在大约一百名
学生当中大部分还是八旗子弟，但大家认为最好的学生却是曾在上海同文馆
学习过的汉族青年。京师同文馆的出版业务以丁韪良自己的《格物入门》和
①
毕利干的《化学指南》为滥觞。然而，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仍旧是为外交工
作培训人才。在资深学生的襄助下，京师同文馆出版的书籍终于包括了国际
法、政治经济学、以及连同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历史等著作。虽然许多学
生认为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去准备科举考试是合算的，甚至他们也受到这方面
的鼓励，但是，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在尚未毕业之前就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翻
译了。
兵工学校和造船学校
与此同时，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开设了更多的科学技术专科。福
州船政学堂建立于1867年（甚至在福州船政局奠基之前），有一百多名十四
虚岁以下的学生，大多数是从没落的地方绅士家招收的。学生得到许诺，将
②
来准许授给绿营水师官职，或者按照军功保举文职官阶，这是太平天国战争
期间一条著名的成功之路。起初，左宗棠和沈葆桢抱着过高的想法，即希望
学生们经过五至七年的严格训练之后能够学会如何设计和监造轮船，并且希
望那些向往着成为舰长、大副的青年们能在这段时间里掌握必备的航海技
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238 第17 页。有关慈禧及倭仁一派在辩论同文馆问题中所起作用的进一步讨论，
参看刘广京：《1867 年的同文馆之争》，载于科恩和施雷克编：《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第85—100 页。
② 引自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19 页注47。
③ 参看修订的同文馆内部章程以及“总理衙门的堂谕”，载于中国科学院等编辑的《洋务运动》（二），
第73—81 页。
① 关于早期同文馆的出版物清单，参看同上著作第87—88 页。丁韪良的《格物入门七则》于1868 年出版，
以后曾多次再版。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 第24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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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还要求学生们学习中文课程以保证思想正确。但是沈葆桢相当明智地要
求学生只学习象《孝经》和《康熙圣谕》一类的简单著作，同时兼习浅显的
③
论策文章。这所学 堂的“法文班”由法国人教习，专攻轮船制造和轮船设
计。除去法文之外，还要求学习一套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在内的数学课程，
以及包括物理学和机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课程。偶尔也让学生协助装配机器
零件，但要到第五或第六学年，他们才在船政局所属各工厂里做更多的具体
工作。这所学堂“英文班”的学员用三年时间学习航海理论（上英文、地理、
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课程），然后把他们送到一艘由前皇家海军
船长指挥的教练船上。 （还有一个轮机舱部，招收曾在香港和上海的铸造厂
和机器厂工作过的青年人，只教授英语、简单数学和蒸汽轮机原理。）这所
学堂各个分部的教学显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青年当中又是人材济济，因而
刚到七年就能确观厥成。1874年年中日意格报告说，法文班的七名毕业生已
经“能够在兵工厂指导轮机＇安装＇工作”，另有二十一人预料可在一年半以
后具备同样的能力；八名学生有最终胜任“设计室主任”的希望；九名毕业
生证明他们能够“计算木制轮船的数据……绘制船身和船帆设计图，在模厂
做出粗样以及监督施工”。他还宣布说，“英文班”的十四名学员受到了“为
在长途航行中指挥一艘战舰所必须的理论教育和实际教育。”①
然而，即使是最出色的青年工程师和设计师，也不能被指望立即承担主
要职责。由于财政困难，1874年以后福州船政局大大地削减了它的造船规
划。从1875到1877年之间，只有四艘轮船下水，虽然其中的“威远号”是
一艘混合结构船（铁胁、木面），装有船政局自制的英式康邦卧立机，这在
技术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尽管船政学堂的一些毕业生参加了这项工
作，但总工程师却是斯恭塞格：他是日意格的主要技术人员，在绝大多数法
①
国人于合同期满撤走之后，他仍然留在那里。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时
候，有四名福州毕业生经过一段试用期后被授予汽轮船长头衔。而船政局制
造的大多数轮船是由在通商口岸作过事的中国人指挥的，这些人虽然缺少正
规训练，但是学会了驾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江苏和浙江两省政府购买和
租赁的小轮船打击沿海海盗。 （福州船政学堂二十一岁的毕业生、后来成为
赫胥黎和穆勒著作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在1874年是“海东云号”的代理船长，
②
这艘小汽轮即为闽浙当局所有，但并不是福州船厂制造的。） 沈葆桢挑选蔡
国祥作这支水师的最高长官（称为“火轮水师兵舰”的“总统”——译者。）
他原是湘军水师将领，曾国藩一度选任他作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司令。但这些
安排并不意味着沈葆桢和丁日昌（丁日昌于1875年接替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
臣，于1876年又为原天津机器局的吴赞诚所继任）忽视了船政学堂自己的毕
业生。
到了1870年，由于沈葆桢本人深感造船机器的奇巧，他完全确信那些渊
深的学问——尤其数学——是西方技术的基本功。在一份他和闽浙总督英桂
联衔于1870年呈上的奏折中指出：轮船与枪炮的质量取决于数学。现在西洋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