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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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记，象官僚买办徐润的自传；（4）日记，如翁同龢（清帝的老师，在京
畿追求权势）的极其有价值的日记，它们对了解直到1898年年中为止的北京
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总理衙门制定政策的问题，特别反映在两位通商大臣和其他以督抚为一
方同总理衙门为另一方的来往文件 （附有下属官员的文件）中。这个问题现
在可以利用九卷精装本或者十七卷平装本的《海防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出版）进行研究。这部资料集有时收有总署大臣们坦率直陈的半
私人信件，可以用来和督抚们的私人信件（如李鸿章给丁日昌的信）相对照，
进而推断他们向清帝上疏时的动机。 《海防档》中涉及实施各种不同革新计
划的材料，可以和中国及西方的个人或报刊上的记述合起来读：例如，包耳
格所著马格里的传记中保存的马氏的信件，或者在《北华捷报》或《申报》
上发表的有关机器制造局和学校的报道，均可读。
关于西方报刊的资料，可参看弗兰克·金和克拉克合编的《1822—1911
年中国沿海报纸研究指南》。关于赫德及其下属海关税务司的作用，可见费
正清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涉及中国外交关系的几部分海关
档案，都已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出版，书名为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
北京的几个历史学家 （如邵循正）为了研究“自强运动”，使用过这些档案
中的一些资料。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840—1895年）
是一部很出色的综合性资料，它把有关资料都收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他为此
书所翻译的西文材料），可惜它不大使用档案材料和清代官员的通信。
因为我们在第十章仅仅阐述“自强运动”的一个方面，即主要为“军事”
目的而去寻求西方技术的方面。所以下面提到的只是有关这个缩小了的论题
的重要著作。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老一辈史学家主张“自强运动”是出于爱国主义，例
如蒋廷黻关于“中国与欧洲的扩张”的主旨即是如此。但甚至蒋博士和与他
具有同样思想的学者们对李鸿章也并不宽恕，认为他有所谓的贪污行为，特
别是认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失败负有责任。牟安世的内容广博的著作《洋务运
动》则把“洋务运动”放入了毛主义的史学框框，认为它是“封建官僚”向
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被看作是
旨在镇压国内起义，是盗窃国库的手段。此外，由于容许赫德干预中国事务
及助长经济帝国主义 （特别是西方军火商的操纵）和文化帝国主义（包括教
会的宣扬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出版物），象李鸿章这样的人就被视为卖国贼
了。（北京史学家研究“洋务运动”的文章有三十三篇，书有十部，请看林
要三1966年发表的一篇史学论文）。K。H。金在《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
观察》一书中指出，许多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
来就已经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论述这次运动了。
日本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市古宙三在他196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
章中认为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清朝衰亡时期是致 力于保护“绅士地方利
益”的保守势力。尽管如此，市古还是相信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是关心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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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虽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更重要的政治实体仍然是天朝，而不是民族…
国家。波多野善大在他论述李鸿章的文章（1961年）中，同样相信这个政治
家不断进行“军事”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反对日本对清朝属国朝鲜的侵略。
美国史学家们也把李鸿章的改革动机当作一个争论的问题。斯佩克脱在《李
鸿章和淮军》一书中说：“当李鸿章谈论自强时，他所讨论的是一般原则；
当他投身于自强运动时，他是在加强他本人的势力”（第153页）。但是弗
尔索姆认为，李鸿章虽然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个人权力，但同时必须把他看
成一位爱国者。弗尔索姆认为，李鸿章甚至用私人财富去争取北京的支持，
也用这些财富来供养不在正式文官或绿营军编制中的大批部属。 （这个假设
现在已被李鸿章给潘鼎新的机密信件中的话所证实；这些信件是在上海发现
的，已于1960年公布）。由此弗尔索姆先生得出结论说：“曾国藩在权力面
前退缩，李鸿章则是伸手要权力；曾国藩力求保卫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力
图保全中国”（《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190页）。
此后一些著作研究了与李鸿章有共同观点的另外几个官员，认为“儒家
爱国主义”之说并非谬论。吕实强1972年论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专著指出，
自从1864年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以来，他就致力于实现一个广义的“自强运
动”，使它甚至包括国内的行政改革。王家俭1973年论述文祥的文章，也同
样证明这位清朝大臣确信（这信念形成于1864—1866年），学习造轮船甚至
建设铁路，是复兴中国之所需。“儒家的爱国主义”概念在庞百腾l973年论
述沈葆桢拆毁最初由外国商人在违反条约规定情况下修建的吴淞铁路的文章
中被详加发挥。
为什么“自强运动”所办的事业那么少，而往往又被批准得那样慢呢？
为什么已兴办的项目没有办得差强人意一些呢？“毛病出在何处”？托马
斯·肯尼迪的一篇史学史文章《根据最近著作试析自强运动》（载《清史问
题》1974年11月号）从这个角度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行了再考察；此文特
别提及李国祁、吕实强和王尔敏的著作。此外，肯尼迪还指出了学者们中间
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超出了自强运动的成败问题的范围，而去研究“自强运
动时期各种演变和发展倾向，力图把这些倾向和后来二十世纪的发展联系起
来”。
自强运动举办的事业没有实效，而且所做之事甚少，这仍然是历史事实，
并且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可耻地失败，这些事实在维新和革命声中就显得更突
出了。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吸取西方力量的秘密为什么出师就不利，下述著作
提供了良好的开端：（1）论慈禧朝廷中派系政争的有吴相湘的书（1961年）、
伊斯特门的文章 （1965年）以及李宗桐和刘凤翰所写的李鸿藻传记 （1969
年）；（2）论造船厂和制造局的有张玉法的文章 （1971年）和托马斯·肯尼
迪的两篇文章（1971与1974年）；（3）论水师和陆军训练计划无效能的有罗
林森的书（1967年）、王尔敏的《淮军志》（1967年）中的有关章节，以及
史密斯在《近代亚洲研究》（1976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4）论负责
沿海防务而对西方革新持漠然态度的地方官的有李国祁论刘坤一的第二篇文
章（1975年）；（5）论为引进科学技术而开办培训学校的，有毕乃德的权威
性专著（1961年）以及贝奈特关于傅兰雅传记性文献书目的研究著作（1967
年）。（关于“自强运动”之经济问题的著述，见本书下一卷的书目介绍）。
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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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十九世纪在中国的基督教布道会的书籍数量很多。可 是，这类著作
的绝大部分是传教士们自己写的，所以不难理解，其总的观点就是传教士们
所持的观点。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使用中文资料，并从中国史
的角度认真考察基督教的传教会。这一节书目介绍的主旨在于评述这个新的
研究领域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
就用英、法和德文写的主要书目和研究指南来说，最合适的工作起点是
参看卢茨所编《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一书中有注释的“对辅助读物的几点意
见”。此书未收录两篇有价值的作品，一本是马钱特编的《英伦三岛派往中
国的新教差会档案与记事索引，1796—1914年》，另一本是怀利编的《基督
教新教传教士纪念华人的回忆录：附他们的出版物与讣告一览》。怀利的著
作收录了新教在清帝国最初六十年活动时期传教士的中、西文出版物，并对
之作了概述。论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间三百多起冲突 （教案）的中文文献全
部收在吴盛德和陈增辉合编的《教案史料编目》一书中。
尽管赖德烈的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从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它仍
是全面概述传教事业的最出色的西文著作。赖德烈是从写传教史这一有利地
位出发来探讨他的论题，他没有使用中文资料。此外，他的新教的偏见也表
现在许多地方。虽然如此，他的论述有充分的史料根据。而且总的来看是非
常客观的，有一部规模类似的日文著作（虽然仅以清朝为限）为佐伯好郎的
《清朝基督教研究》。长期以来，人们期望中国方面能写出一部综述基督教
传教事业的著作来。
由非当事人对十九世纪中国的新、旧教传教运动进行的认真研究，现在
刚处于开始阶段。魏景星的《1842—1856年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政策》一书，
探讨了整个条约时期，并且广泛使用了中国官方文献以及法国政府和天主教
会的档案。有两篇短的著作对新教传教主张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这就是
米勒的《目的和手段：传教士在十九世纪中国为武力作的辩解》（载费正清
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和美国》），和福赛思的《驻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团体，
1895—1905年》。近年来对新教事业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一些著名传教士的生
活和经历。这方面的几个例子可参看《中国论文集》。大部头的研究著作有
古利克的《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以及小海亚特的《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
美国传教士》。
新教与传教士对太平军叛乱的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重大兴趣，特别在西
方史学家们中间是这样。这方面的开山著作是博德曼的《基督教对太平军叛
乱的思想影响》。中国学者们所写少数几部着重论述基督教作用的著作中，
有一部是简又文的权威作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
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2和第3卷中，载有太平天国时期基督教
史料的英译文。
近些年来，对于传教运动对中国社会起的破坏作用展开了广泛研究。最
先论述十九世纪后半叶主要“教案”的是王文杰的《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
探讨反基督教思想的有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
发展 （1860—1870年）》和李恩涵的《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载台北
《清华学报》，1967年12月号）。
总理衙门关于1860—1871年间教案的档案，已分作两辑由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出版，每辑有三大卷。总共有3209件文件，按省份排列。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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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永等编《教务教案档》。关于同治时期教案（包括1870年天津教案）的
论述，见以下三部书：保罗·科恩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