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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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838年7月率印度舰队中的两艘英国战舰到达。义律期待会出现某些迹象
以证实他的希望，即这次显示力量的小行动将会使中国转变态度。邓廷桢当
然被马他仑的到来所震惊；当一次小事件发生之时，他就默许他的一位水师
管带去向这位英 国舰队海军少将正式道歉。义律对道歉感到满意，于是英国
战舰于10月初返回印度。
义律这时认为他已有了一些成绩，但谁也没有受骗。中国人认为他们已
揭穿了英国人的虚张声势，而港脚商却知道，只是舰队的访问绝不会引起他
们所希望的战争。早在1835年他们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只要能从对华贸
易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如果鸦片（英…中…印贸易的
货币催化剂）减少，巴麦尊势必会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决定。因此，主
动权操在中国当局手中，而中国当局早已开始比较强有力地来打击鸦片贩运
了。
① 从广州到伦敦的函件来回需时约八个月。1841 年以后汽轮和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的“陆”路被启用，单
程只需时二、三个月。
②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34—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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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
到1836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1，820吨。吸烟成瘾者似乎与日俱
增。烟瘾的程度如何从来没有精确估计，因为一个吸烟人每日平均用多少鸦
片没有可靠数字。1836年，外国人估计约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吸烟者。1881
年，赫德爵士作过一次比较认真的核查，他提出吸鸦片者的人数是二百万，
即约占全国人口的0。65％。大多数当时人士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乔纳森·斯
宾士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吸烟人占总人口10％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
合理数字，也许3—5％的人烟瘾很大，因此提出1890年瘾君子人数是一千
五百万。①
可以上溯到1820年，外事专家包世臣曾宣称，苏州有十万名瘾君子。1838
年，林则徐坚持说，用洋药者至少占中国人口的 1％。但是比这些学者引用
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到处出现了吸烟的情景。在通都大邑和贸易大道上，在
人烟稠密的河流三角洲，吸烟现象不能忽视。因为吸烟所费不赀，它需要余
暇时间和额外收入。因此，吸烟人往往是富有的绅士、中央政府的官员（有
人说吸烟者占五分之一）、衙门胥吏 （林则徐估计占五分之四）和士兵。朝
廷一想到整个政府官员因吸烟而腐败时感到震惊，对于银锭外流量与日俱增
的经济后果也感到惊恐。粗略地说，中国采用的是复本位币制，即一千文铜
钱依法应兑换银一两；但银价在逐渐增长，所以到1838年，大约1，650文
铜钱换银一两。因为土地税一般用铜钱交纳，但要用银两计算和上解给中央
政府，因此，农民必须缴纳愈来愈高的赋税，而国家收入则毫未增加。
兑换率的这种变化还有纯属国内的原因。例如，云南铜矿开采产量下降，
迫使政府铸造更便宜的铜钱。铜钱质量变劣及其相应的贬值，要求有更多的
现钱，所以在十九世纪开头三十年，每年铸造的货币多达十八世纪初的八倍。
按格雷欣法则，银因此在流通领域内消失，这就增加了对银的需要，从而也
①
提高了银的价值。纵然铜钱本身的贬值完全说明了铜钱交换价值的损失的原
因，但清朝官员仍把价值差额完全归咎于鸦片贸易对中国所造成的白银收支
逆差。这种经济方面的担心还夹杂着其它一些论证。例如，鸦片被视为外夷
侵略的一个帮凶，是使人民意志消沉、“道德沦丧的毒药”。象“邪教”一
样，鸦片破坏了中国固有的——即使人区别于禽兽、使中国人区别于外夷的
——社会关系 （伦理）。如果人民因吸烟而不断深深陷入颓废消沉之中，御
史袁玉麟在1836年论证说：“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约其
仆，师不能训其弟……是绝民命而伤元气也。”①
此外，洋药贸易使官员和暴徒发生联系，从而败坏了公职。广东情况特
别是这样，所以该省早在1826年就已建立了一支专门捕捉鸦片走私船的巡逻
船队。没有过多久，这些巡逻船便让走私船“快蟹”每月交纳三万六千银两
而允许它们从身边悄悄通过。因此巡逻船于1832年被撤消，五年之后，即当
邓廷桢想尽办法要消灭走私时，又被恢复。麻烦的是这些海上巡逻船吸引住
了一心想谋取暴利的所有贪赃枉法的官员。甚至水师提督韩肇庆也要为抽取
① 斯宾士：《清代吸食鸦片概况》，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
①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77 页。弗兰克·金：《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
第140—143 页。
①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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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而转运鸦片。广州的大商号也被牵连在内。这些商号唯恐洋药危及它们
的合法生意，确实设法不使自己过深地卷入洋药贸易，但最后对此也满不在
乎了。许多商人都从事这种贸易，例如福建批发商、广州布贩、山西银行家
等：所有这些人在官方看来都是一丘之貉。
在公开记录的下面尚潜藏着迄今并无文件可考的怀疑，即最初得到对西
方贸易垄断事业支持的广州实业界，逐渐依赖鸦片；后来由于宫廷吮吸鸦片
利润，它进而使北京也依赖鸦片了。贪污腐化和高尚的道德原则常常共存于
世界上的一些权力中心，因而这样来联系似乎是可信的。嘉庆年间（1796—
1821年），广州每年应交皇室的关税余额为855，000两银子，此款比帝国
境内二十一个海关征税的全部余额 （银2，261，000两）的三分之一还多。
因此人们可以推测，广州有这么多官员都能得到利益，那么海关监督势必要
②
上解一份给朝廷分享。此外，从清代贸易初期开始，中国东南地区的商人就
已经和沿海罪犯紧密勾结在一起。这种勾结随着广州贸易制度的日趋稳定曾
经有所减弱。现在它又在重振旗鼓，使得被派去治理这个地区的清朝官员比
以往更加确信，有个完整的当地“叛国者”组织在帮助外夷腐蚀中国。
鸦片烟在十八世纪没有获得有效的禁止。1820年道光帝登极时被这种违
法行为所震惊。他的愤怒影响到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后者曾把鸦片走私贩
从澳门驱逐到伶仃岛。但在十九世纪整个二十年代，关于洋药泛滥的报告不
断传来；北京本地也公开出售，山西省有烟馆，上海附近有走私买卖，甚至
安徽各地山上也遍种着红罂粟花。到1830年。道光帝也得知江南银价上涨，
第二年他下诏逮捕走私贩以制止从广州输入鸦片，并命令恢复保甲制度和奖
①
励告密，以制止国内种植鸦片。 这两个措施都未能减弱暴利的吸引力，到
1836年事情已很清楚了，“严厉”执行现行法律并不能遏止洋药的传播。因
此，在那年5月17日，北京的一位官员许乃济大胆地建议说，禁止不是办法。
姑且不论道德问题，可是银块外流却是实际问题，而这只有对鸦片贸易实行
解禁并采取易货交易才能预防。清帝立刻要求其他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
他静默地倾听他们的辩论，不表态；以后这场辩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了
两年之久。
第一个是解禁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解禁派辩解说，“空想的”实施
禁令是不切实际的，除非皇帝愿意实行恐怖统治。继续不断的禁止只能使官
员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是把握现实，用易货交易的办法获得洋药，然后把
它置于海关监督的垄断控制之下。这样，国家收入就会大量增加。这最后一
点的确打动了道光帝的心，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主张节俭的人；但他又很自
觉地模仿历史上的英明君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负的道德义务。因此，他
更容易接受道德派的反对意见，即违法不是废除法律的理 由。世道可能是恶
劣的，但这更是大胆恢复道德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鸦片被解禁，人们都
要吸烟。
道光帝同意道德派的意见，下令驻广州官员要更积极地执行反对中国人
走私和贩卖的法律。这次禁烟运动的成绩超出了北京的意料。到 1837年 1
② 张德昌：《清朝内务府的经济作用》，第258 页。
① 《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533 页。这里有关于鸦片辩论的奏文和诏令，第527—533 页；更加完备的
材料具见于蒋廷黻编的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卷1 第24—36 页。张馨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
片战争》一书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批判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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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广东按察使王青莲四处查封烟店，使鸦片贸易几乎销声匿迹，在这整个
一年里有两千个贩烟者被捕。事实上，港脚商人掌握的洋药确实供过于求，
因此价格暴跌。虽然有一个外商因走私而被驱逐出境，但是这里的外国人仍
然认为，中国人对此反正不会十分认真，并且会认识到实行解禁在财政上是
正确的。特别是他们仍然满有理由地认为可以免予逮捕。虽然豁免权是个关
键问题，但由于道光帝对从广州呈递的乐观奏折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怀疑，又
由于他渴望这个问题获得最终和彻底的解决，所以免予逮捕的范围完全改变
了。1838年6月2日，北京的另一位官员黄爵滋要求道光帝下令对烟民判以
死刑，这引起了第二阶段的鸦片辩论，即辩论如何根除鸦片的方法。到这时
为止，只有贩卖和种植鸦片者才受惩罚。黄爵滋争辩说，这还不够。只要有
需要，寡廉鲜耻之徒就会竭力去迎合它。因此，一定要杜绝对鸦片的需要，
即使它意味着千千万万的人死去也在所不惜。
这时，沈阳的鞑靼族将军 （满洲将军）宝兴向道德派提出了质问。他问
道，你如何断定谁是吸烟者呢？从这样一条法律获得好处的只是衙役和胥
吏，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条法律勒索不幸的无辜者，或是利用它来报复宿怨。
这样做不行，要打击的仍应是烟贩和走私者，因为他们是问题的关键。应当
认真地执行现行法律即可，而不必另外颁布新的严刑峻法。这是个合理的劝
告，但是道光帝知道，自从1820年以来走私者本已被逮捕，但洋药仍然源源
流入中国。空谈执行法律很容易，但另外还必须制定确切的执行方法。另一
方面，道德派的意见的确是激进派的意见，因 为这些意见意味着国家对社会
的最下层给予干预。这不但有些法家味道，而且还意味着把一件强有力的武
器交给了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