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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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近臣开始感到英国人甚至可能想攻占北京城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使他
们从能打击首都的距离处撤退。因此在8月30日，当英国人就要强行通过守
卫北河口的大沽炮台时，一位名叫琦善的使节同意在岸上接待英国全权大使
并开始举行谈判。
决定进行谈判，与其说这是结束了林则徐的“慑服”外夷的政策，不如
说是否定了林则徐本人。巴麦尊的信如此怒火中烧地攻击了这位钦差大臣，
致使朝廷认为，只要把林则徐撤职就会使英国人感到完全满意。这并非是难
以作出的决定，因为清帝本人也认为林则徐作事鲁莽灭裂而大为恼火。他不
是在需要坚决性这一点上与林则徐有分歧；他所不满意的是，尽管林则徐反
复乐观地预言英国人不会或不能打仗，可是南方局势突然恶化到使这位钦差
大臣失去了控制。使清帝心烦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叛乱性”的敌对行
为从一个省竟然转移到了帝国的心脏。这时清帝希望知道，林则徐答应迅速
而妥善地解决鸦片问题的种种诺言究竟何在？
“汝言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
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①
林则徐试图把战争的罪责推卸给义律。他指出这位英国商务总监犯了
罪，承认做了丢脸的事而自动交出鸦片，可是他又欺骗自己的政府，说鸦片
是被非法没收的。（后来清帝令琦善调查此一辩解之词，琦善否定了它。）
战争是事件的必然结局，而且现在战端终于来临，那便要由他林则徐来负全
② 齐思和： 《鸦片战争》，第4 册第630 页。
① 韦利： 《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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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责任了。他所请求的就是任命他去收复舟山，把英国人赶出去，不惜任何
代价来对付外夷。因为在他看来“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使威不
① ②
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也许清帝可能私下同意这种估计，但是，他不再
认为林则徐可称此职。无论如何，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国人要求撤这位钦差大
臣的职。因此在9月4日清帝下诏道：
“上年，钦差大臣未能仰体大皇帝至正之意，措置失当。现已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
代伸冤抑。”③
林则徐直到1841年5月3日才离广州受审。7月1日他被判决充军到地
近中亚的俄国边境的伊犁。然而，在1845年，他又被召回授以要职，此后效
忠清帝达五年之久才病逝。
任何一个处在林则徐地位的官员都会同样地遭到失败和受到处分。在这
些年间，对钦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体现着清帝的这样一个决心：在不损害
他自己所提条件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与秩序。因此，鸦片战争的历史就是这种
决心受到英国人反复打击的过程。最后，清帝的这个愿望终将破灭，但是在
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员面临着一种矛盾的要求：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
这就是林则徐进退维谷的处境及其继任者的悲剧之所在。
被选出来代替林则徐的琦善是博尔济吉特氏族的一位侯爵，他担任着令
人羡慕的直隶总督之职，而且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位很有教养
的学者，也是一位知名的善于斤斤计较的官员；向北京转呈巴麦尊的照会的
就是他。到这时清帝才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不
满应归之于他们受到的那种待遇，不应归之于与他们的关系的性质本身。归
根到底，他们的基本要求是完全办不到的。割让一个岛屿吗？那是荒唐的。
要开放几个新港口吗？那是违反“旧制”的。要偿还行商欠债吗？政府并未
挪用商业款项。赔偿鸦片价款吗？它本来就是违禁品。由于没有先例，清帝
也就不能与这些前所未闻的敌人进行谈判。反之，他反复强调说，当务之急
是排除这场危险，使夷兵返回广东。这就只有靠琦善的伶牙俐齿来诱使英国
人回到南方去之一法了。
琦善本人的确也意识到帝国面临种种危险，因此一再试图使清帝了解，
从十八世纪以来外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但他只是有了表面的
认识。他看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熟悉本国历史的学者们为之痛心的外患频仍
的漫长时期；但是他又认为，必须以某种方式迫使英国人重新回到一种稍微
新颖而又是按常规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目前，他不能轻率地作出清帝
禁止作出的让步，但至少他必须想出权宜之策来使英军离开天津。琦善十分
坦率地向军机处说明，要做到这点就得用“绥抚”之法，即变相的纳贡方法，
它实际上变成了以后十年中对外夷实行“羁縻”政策的第一步。由于这政策
强调要用灵活的阿谀逢迎词令来密切与外夷谈判者的个人关系，进而产生一
种个人义务，所以这种作法也是中国社会习惯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依靠私人
之间的感情来缓和政治集团之间或者经济集团之间的对立的原则冲突。这种
① 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20 页。又见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66—268 页。
② 林崇墉：《林则徐传》，第443 页。
③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59—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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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一般被认为是琦善施用于英国人，又被后来的外交政策专家耆英所充分
发展。它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能成功地拖延因双方目 的不同而形成的冲突的最
后解决；因为英国使者以一种被出卖的愤懑心情得悉，这些阿谀奉承的中国
外交官员们一方面佯称是他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却又向北京陈情说，要克服
对那些必须打交道的性格粗野而形体污秽的外国人的自然憎恶心理实在很困
难，这时就使英国人更加感到不愉快了。但这个办法暂时还行得通。1840年
9月17日，琦善可以把英国战舰将回广州并将在那里完成谈判的事上奏朝廷
了。清帝对这消息感到高兴，派琦善本人从陆路南下妥善办理此事。他的足
智多谋获得了成功，致使人们感到，与英国人打交道只用智谋就绰绰有余了。
义律和懿律从琦善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推测到清帝的意旨，他们相信林则
徐的“主战派”已被比较理智的人们组成的“主和派”所取而代之。但他们
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北方的压力一减轻，清帝的惊恐心就会减退，朝廷中
的好战分子就会更加大胆。因此，由义律在12月（他这时是唯一的全权大使）
倡议的广州谈判会议向琦善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在北京，一些年轻性急
的御史和几位年长的保守官员仍然坚决主张把这些英国人消灭掉。最糟糕的
是，有少数几个人背地里暗示琦善本人是一个姑息分子，他受外国人的蒙蔽
或者甚至被他们腐化了。可是，英国人在广州以其全部军事优势施加压力以
取得具体让步，其中最危险的一条就是准备让英国人占领香港。因此琦善首
先是试图使北京认识，广州的军事防御已经危险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当时
他作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交一笔赔款和新开放一个象厦门那样的
港口给欧洲人通商，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他最后可以不交出香港，甚而可以
从英国人手里收回舟山。他通过强调不把中国领土交给外国人的重要性的办
法，希望他的君主相信仅在商业上和钱财上作点让步姿态是无伤大局的。然
而甚至在他得到北京消息之前（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通讯要花一个月时间），
英国人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坚持无论如何要占据香港。义律认为需要使
琦善明白他军事上的软弱无力，竟在1841年1月7日命令英军占领了虎门
炮台。这时琦善才绝望地认识到，只有虎门要塞才能把英国人与广州隔开。
为了避免他认为可能发生的一场屠杀，他无可奈何地于1841年1月20日同
意了穿鼻草约。英国人在这项协议中提出的条件是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
两国官员在平等的基础上直接交往，并且开放广州贸易。义律因胜利而兴高
采烈。在他看来，中英关系问题没有过多地流血就已得到完全的解决。然而
他的胜利感还是为时过早了一些。当这个草约最后报请审批时，结果两国政
府都不愿意接受。
①
早在1月初，道光帝已经感到英国人“反复鸱张，恐难理喻”。甚至你
如此彬彬有礼地对待过这些粗野的人，他们还是要继续进行海盗式的征服，
而且甚至敢于进攻广东的要塞。因此，中国人打定主意在谈判中用无休止的
辩论拖住对方，从而给南方的官军以重新武装的时间，以便最后征服外夷。1
月6日，道光帝命令邻近省份的四千援军开赴广州；并于1月30日派遣了他
的堂兄弟奕山率领一支靖逆军去消灭敌人。在琦善同意英国人占领香港两天
之后，他收到了这个决定，这使琦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发狂地要加以制
止。首先，他设法说服驻广州的大部分官员和他共同签署一份送呈北京的奏
折，说广州差一点被英军所占领。用陈旧大炮设防的要塞建筑在一些岛上，
①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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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从背面受敌。自吹自擂的“水勇”（林则徐招募）不是晕船就是必须
得些彩头钱才去打仗；而城市里汉奸又多如牛毛。按照穿鼻草约的条款，义
律毕竟已同意退还舟山及虎门炮台，因而此时他们将有一个较长的喘息时间
来准备清帝要求的“靖逆”工作。但是琦善在那时先去了他的最主要同僚之
一的支持。当广州人中间谣传钦差大臣用香港作交易而收了一大笔贿赂时，
广东省巡抚怡良向京师奏报了琦善背着他秘密割让香港之事。清帝2月26
日看到奏章时勃然大怒。他遂下诏道：“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
①
所有。琦善擅予香港。”于是草约被否决（虽然此时英国人实际上已占据了
香港），琦善的大量财产被没收。3月13日，琦善戴着镣铐离开了广州。
当巴麦尊接到送回伦敦的穿鼻草约副本时，断定义律把他的训令完全置
之不顾。义律既占领了舟山，他已经有条件定出自己的条款，但他却用这个
重要基地换来了那个干燥多石的岛屿香港。那时二十二岁的维多利亚女皇在
她致姻亲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信中说：“中国的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
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