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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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洪秀全现在皈依了基督教，其方式不同寻常：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上帝对　
　　他本人的直接召唤。他现在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来领悟自己的梦幻：年高德劭、　
　　蓄着金黄色胡须的人是天父耶和华；中年人是耶稣；他本人是上帝的次子而　
　　被授以神圣的使命，务使世界重新尊崇上帝。　
　　　　　　　可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假定，《劝世良言》的政治寓意对洪秀全没有　
　　任何直接的影响。其实洪秀全在四十年代的著作便清楚表明，他已经认定自　
　　己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人民皈依基督教，这是只有通过灵魂的革命而非任何　
　　世俗制度的力量才会发生的事件。此外，洪秀全显然还认为，调和基督教与　
　　儒家传统是完成改宗基督教的最好的办法。他在四十年代中期撰述的一些小　
　　册子里阐发的基督徒品性，差不多全是崇拜上帝，不事偶像崇拜，生活严谨　
　　等内容。他谴责淫佚放荡、忤逆不孝、杀人赌博等恶行，所有这些都是尽人　
　　皆知的儒家伦理主义所攻击的目标。他在一篇长诗里用“诚”来称颂品行“端　
　　正”；“诚”是一个儒家词语，有正统、正直等含义。虽然上述作品都带有　
　　某种基督教启示录的色调，但与儒家传统的空想主义还是相当契合的。和梁　
　　阿发不一样，洪秀全在求取功名时受过标准的文字训练；同时他还没有从把　
　　自己看成是高度正统文明的承受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框框中完全超脱　
　　出来。一直到洪秀全的启示在遭到敌视的广西客家村社中确实地被实践之　
　　后，他才给他的幻想赋以政治意义，并且增添了《劝世良言》中的反叛色彩。　
　　①　

　　　　　　　洪秀全现在已成了一名狂热的信徒，他的异端言行不久使他丢掉了塾师　
　　饭碗。他这时西行前往广西山村作布道旅行，有已改　宗基督教的同窗学友和　
　　远亲冯云山结伴而行。1844年年中，洪秀全和冯云山到达广西南部的贵县地　
　　区，卜居在客家的亲戚家中；他们在这里想方设法传播新信仰。那年九月，　
　　洪秀全决定回故乡去，以便不再给他的主人们添麻烦。冯云山陪他一起走，　
　　但命运却把他引到了相邻的桂平县，在紫荆山附近的客家人中间定居下来。　
　　他在那里一住几年，到1850年时，山区的许多客家村社都皈依了基督教。　
　　　　　　　冯云山的非凡组织才干在村社严重不和的广西那些山区地方，找到了用　
　　武之地。那里的社会是高度军事化的：部分原因是那个地区民族复杂　（那里　

①　没有什么证据支持简又文的下述论断　（简著《太平天国全史》第41　页）：洪秀全此时已决心要消灭清政　

权。据认为洪在归途中所写的一首诗虽暗含他有重大的政治抱负，但这诗的时期不能确定。　
①　此处提及的作品见《太平诏书》（1852　年发表但包括了一些被认为是1844—1846　年所写的材料），载　

于向达等人编的《太平天国》第1　册第87—98　页；英译文载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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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许多地道的土著集团）；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腐败；部分原因也是客家　
　　人从广东东部迁来时就带来的村社之间械斗的传统。民团成为村寨生活的必　
　　要部分和正常现象。在本地人和客家人的争斗中，客家人有几种不利的情况。　
　　他们缺少本地财主们拥有的共同的家族结构，因为武装力量要靠它才能稳定　
　　地维持下去。另外，他们还可能因分散居住　（无核心可集结）而遭殃，这决　
　　定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因他们都定居在边沿地带的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在十　
　　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世代械斗期间，那些贫究而无力防御的客家村社往往被迫　
　　离乡背井。虽然居住方式和财产都对他们的敌人有利，但共同的语言使各阶　
　　级的客家人在面临危机时得以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　
　　况下，意识形态和方言使散居和无防御的客家人能够应付四十年代后期的挑　
　　战，这时村社间的紧张关系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①　
　　　　　　　冯云山将他的信徒编入一个由各地方集会会堂组成的多村联　结体系　
　　中，这些会堂一起构成了总部设在紫荆山、分会遍布许多县的拜上帝会。拜　
　　上帝会是针对拥有共同家族和设防村落的本地人的严密编制而创建的。它在　
　　某些方面与具有地方分会网的传统秘密会社颇为相似。拜上帝会的某些组织　
　　方式确实很象三合会的组织方式。但它的成员却几乎不可能象三合会那样适　
　　应当地的社会。拜上帝会成员信奉的外来教义和它的刻板的二元论　（在灵魂　
　　得救和罚入地狱之间作出抉择），都反映了他们自己在两极分化的社会环境　
　　里所处的不见容的地位。洪秀全原来并不准备接受的梁阿发小册子中所阐发　
　　的那些富有启示性的政治含义，此时因信念有机地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　
　　便被提到了首位。　
　　　　　　　洪秀全自己这时回到了广东，正潜心于研究和写作。1847年他到广州去　
　　求教于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在后者的帮助下他对圣经作了几个月的研　
　　究，可能用的是麦都思和郭施拉译述的新版本（比梁阿发用过的那个马礼逊　
　　和米怜的老译本要清楚一些）。洪秀全由于生计依然无着，不久便离开广州　
　　又回到了广西。虽然他可能带回了圣经，但我们怀疑他对自己不久要领导的　
　　革命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然而他于1847年秋到达广西时，却发现那里的形　
　　势与三年前已大不相同。冯云山凭着他的组织才能，已经在几十个县创建了　
　　拜上帝会的“分会”。这个日益壮大的组织的总部就设在紫荆山下的金田村。　
　　　　　　　这个组织迫于形势而暂时失去了它的创立者。冯云山被当地的一个民兵　
　　头目捉去，被加上了煽动叛乱的罪名，结果被逐往广东。洪秀全前往广东上　
　　访，亲自在总督面前为冯云山翻案。两人终于在故乡花县相会，盘桓了数月，　
　　一直到1849年夏天才返回广西。这是太平军发展中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插曲。　
　　拜上帝会在它的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暂付阙如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些新首领。　
　　其中权力最大的是烧炭工杨秀清，他没有受过教育，秉性复杂，野心勃勃，　
　　早就在紫荆山地区称霸一方。此外还有穷苦农民萧朝　贵，杨秀清的主要副　
　　手；韦昌辉，一个与法律发生冲突的富家子弟；以及石达开，　

　　出身于殷实的农户，本人受过教育。杨秀清和萧朝贵特别将洪秀全幻觉中的　
　　含义加以发展，确立了他们自己作为耶和华和耶稣的代言人的地位。此时客　
　　家人村社已经形成了极度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很容易被他们的首领们利用　

①　《浔州府志》，1874　年版卷4　第14　页。迈隆·科恩在《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社会文化变种的客家方言》　

一文中对客家人的居住类型和种族冲突作了重要的分析，此文载《民族历史学杂志》15。3　　（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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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为政治权力服务。运动现在有了一帮首领，这些人虽则仍然凭借洪秀全首　
倡的灵感，但也培植了他们各自的独立权势。由此看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　
中这种致命的分裂的特点，是一直可以追溯到它的两个创始人在发展的关键　
时刻不在现场这一事实上来的。　
　　　　接着是拜上帝会的信徒愈益好战的时期。打砸偶像和劝诱改宗的行动，　
使客家的村社与其邻村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形加剧。在国内混乱和经济灾难　
中，拜上帝会信徒着手组织了许多军事分队实行戒备，因而它们同广西农村　
的其他武装集团的冲突愈演愈烈。在1849年至1850年饥馑的形势下，由紧　
张状态经常演成公开战争。拜上帝会的领袖越来越清楚，在广西环境下已不　
可能侥幸求存，也许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们下定决心造反。当军事组织在　
1850年向前发展的时候，处于主要军政长官地位的冯云山已开始退居杨秀清　
之后，后者这时无论在宗教权力还是世俗权力方面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杨秀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这对于运动是极为有用的。但他残忍无情，野　
心勃勃，果然不出数年就使运动濒于毁灭。　
　　　　　1850年7月，金田的领袖们召集全广西南部的拜上帝会的会众，于是客　
家人村社从许多地区开始集中。他们卖光了财产，抛弃了家园，把身家性命　
和一切财物统统都交给了“团营”。许多人早就被编入已在指挥系统中各就　
各位的那些地方领袖控制的军事组织里。金田大会参加者的成份除农民而外　
还包括农村工人的队伍，如烧炭工和失业矿工，这些人早已建立了自己的拜　
上帝会。一些著名的三合会首领试图加入，但只有海盗罗大纲甘心顺从拜上　
帝会制定的严明纪律和清教徒式的法规。其他人很快都退出了；这是太平军　
在与传统的异教团体合作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困难中的一个很说明问题的　
插曲。虽然太平军能够不时在共同仇满的基础上把三合会团体吸收进来，然　
而这两个运动却从未合并成为一支联合的革命力量。　
　　　　　强大的金田团营（约有二万余人）与政府发生直接冲突是势所难免的。　
在打了几次胜仗后，1851年11月11月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这一天，拜上帝　
会的领袖们宣布成立太平天国。虽然它只是粗具轮廓，但政权终于从洪秀全　
的救世主幻觉中脱胎而出，并且它声称要君临整个中华帝国。　

　　　　　　　　　　　　　　　　　　　　　　　　　　　　　　　　进军南京　

　　　　　太平军随即向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长江下游的富庶省份——发动了　
北伐。与清军发生的多次冲突并非每战必胜。叛军遭到了严重损失，有时无　
法攻克那些用城墙固守的战略城市。但是清军七零八落，组织松散，已不能　
改变反叛者的战略宏图了。　
　　　　　清军的最初反应是又晚又不够的。虽然广西的混乱至少在一年前就已灼　
然可见，但朝廷直到1850年10月才任命一名钦差大员去统辖平叛活动。此　
人就是林则徐，他作为一位最可能力挽狂澜的官员，终于从鸦片战争后遭到　
的贬黜中东山再起。由于年迈染病，林则徐在赴任途中死去。这一任务后来　
由精力和才干都远逊于他的另外几任钦差大员接手，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　
与麇集在广西的那帮乌合之众的地方军队和雇佣军协调一致。当叛军从1851　
年9月至1852年4月被围困在永安这座广西小城时，如果有杰出的将领，是　
本来可以在那里给太平军以致命一击的。但是清军方面意见分歧而优柔寡　
断，使他们得以突破包围，继而挥戈北上直趋广西省会桂林（对桂林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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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成功）。他们在向东北方面奔赴湖南边界时，遭到了绅士军事家江忠源　
　　指挥的雇佣兵　的伏击（1852年6月10日），几乎全军覆没，太平军运动的　
　　杰出政治组织家冯云山就是在这次遭遇战中战死的。然而他们的敌手缺乏协　
　　调，再次使叛军赢得了喘息机会，东逃入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