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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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初来到这里的只有鞑靼人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
的塔什干人也参加了贸易，他们每次用两三匹马把小批货物偷运到伊犁和塔
尔巴哈台，并且充当哈萨克苏丹的代理人。开始时，新疆地方当局故作不知，
但是过了不多时间便开始向这种商业征税。清政府并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它一直严密监视着俄方的活动。例如它竟然发现俄方在纳伦河地区内设置了
边境哨所。清当局对此提出抗议，后来清政府和俄方官员在 1794年几经交
涉，俄国人才将几个最易引起反感的哨所拆毁。
1797年，俄国政府命令该国官员沿额尔齐斯河加速发展与新疆之间的贸
易（虽然这样做是违反恰克图条约的），而同时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
仍在不断发展。中国的汉族商人和清朝的官吏贪婪地购买俄国人的棉布、钟
表、刀和其他杂货，而其中的筒风琴在当时被当作奇珍而大受欢迎。清朝的
臣民愿意出俄国人视为荒唐的高价，用砖茶和锦缎（特别是受到高度赞赏的
和阗彩色棉织物）以及条文规定不准出口的白银来交换这些俄国货物。清朝
的商人欣然同意赊欠，于是俄国的鞑靼人便发了财，新疆也就成了“冒险家
的不折不扣的加利福尼亚州”。虽然出身于欧俄的贸易家也不时来到新疆边
界上，但是，当时因在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做大生意而闻名的只有一个人，
他名叫桑尼科夫，一位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商人。
在进入十九世纪的前后，还有其他一些信基督教的商人和旅行家也来到
了新疆。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亚美尼亚人。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两位阿达拉修教
派的教士在叶尔羌、和阗和阿克苏曾经商多年而未受限制，而设在喀什噶尔
的亚美尼亚人的商会甚至还有它们自己的教堂。来自第比利斯的一位格鲁吉
亚人名叫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曾游历了拉达克、叶尔羌、阿克苏、吐鲁
番和准噶尔，而且大约就在这时，一位德国军官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 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第197—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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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叫他乔治·吕德维希·封……——则游历了帕米尔诸国、浩罕、
哈萨克草原、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印度的贸易者在新疆经商显然是不受干预
的。
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或比这还早的时候起，主要是由卫拉特蒙古人运来
的俄国货就打进了西藏。在班禅喇嘛赠送给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礼物中就包括
“打着沙皇双头鹰金印的俄国皮革”，而早在十九世纪初便传说亚洲的俄国
商人在西藏和中亚细亚出售法国布匹。确实，当时俄国在亚洲的政策最重要
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新疆和西藏发展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为此，俄国政
府便于1803年设立了布赫塔尔马关卡，1804年又由西伯利亚当局派遣一个
商队前往固勒扎和阿克苏，领队是一位名叫别兹诺西科夫的翻译官，此人当
时假装做哈萨克苏丹的代理人来从事收集情报的工作。1805年，在普加乔夫
暴乱中被俘的鞑靼人加贝杜拉 （乌拜德·阿拉）·阿米罗夫在游历了布哈拉
和印度以后回到了俄国，这使俄国人对遥远的亚洲贸易的兴趣又增添了知识
①
和热情。因此就更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印度的渗透会“引起圣彼得堡
一阵忙乱”，而需要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中设立一个“特别司”来处理有关亚
洲各民族的事务了。
在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年期间，俄国人的商业兴趣在北太平洋大为扩展，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猎捕者追寻日益减少的皮毛来源造成的。在1799年，
俄国政府成立了俄美贸易公司，这是“俄国历史中第一个由沙皇批准的股份
②
有限公司”。但公司如果要变得有利可图，它必须设法供应它的前沿分站，
扩大皮毛市场，并遏制外国的竞争。因此，圣彼得堡开始又注意黑龙江，使
之可能成为一条把货物从中西伯利亚运往太平洋的路线。
对推销该公司的皮毛来说，中国似乎是最理想的市场；但在中国，西欧
——特别是美国——的商人保持着竞争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在五个月内就
把皮毛从西北美洲运至广州。俄美贸易公司的皮毛运往恰克图不但开销惊人
和旷日持久 （从阿拉斯加运出皮毛需时两年多），而且俄国人在阿拉斯加和
堪察加的分站对给养的需要非常迫切，所以公司的外国竞争者可以在业务上
扼其咽喉，即把给养售给公司各分站来换取皮毛，然后运往广州销售。因此，
俄美贸易公司如要取得成就，也许甚至可以说，如要取得生存，就取决于它
是否象欧洲人和美国人那样能争取清朝同意俄国人通过海路与中国进行贸
易。
根据这个逻辑，圣彼得堡在1803年知照北京说，沙皇希望派一名使节前
往中国；同年，又派出纳杰日达号和涅瓦号两艘轮船在封·克鲁森斯腾的率
领下从喀琅施塔得驶出作环球航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与他同
行的是宫廷大臣和俄美公司的董事列赞诺夫；后者此行的目的是说服日本人
同意俄国人来进行贸易。但列赞诺夫的使命完全失败。日本人拒绝在江户接
待他，退还了他的礼物，并在打发纳杰日达号离开时命令俄国船只不准再来
日本；于是列赞诺夫单独回国，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载运堪察加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 第145—147、381 页；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达尼别加什维里旅行
记》，马鲁阿什维里编；法乌斯特： 《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25—326 页注115；
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30 页；拉姆：《1767—1905 年通往拉萨之路》，第51 页注2；
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10 （1855 年），第354—373 页。
② 法乌斯特：《1727—1805 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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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皮毛驶向广州，以期与涅瓦号在1805年后期会合。
与此同时，理藩院却答复说，清帝愿意接纳一名俄国使节；于是圣彼得
堡派戈洛夫金伯爵去试探清朝对俄国人所提一连串迫切要求的反应。戈洛夫
金想说服北京向俄国人开放整个俄…清边界以进行贸易，把俄国在固勒扎和塔
尔巴哈台的贸易合法化，并同意把贸易扩大到额尔齐斯河和布赫塔尔马河会
合处。此外，他还企图使俄国获准在中国内地不受限制地进行商队贸易和取
得在南京的贸易垄断权。另外还有许多其他要求，如通过西藏与印度贸易；
俄国的监督官有权陪同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到拉萨朝圣；在黑龙江航
行；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仓库；广州对俄国船只开放 （首先从纳杰日达号和涅
瓦号开始）。根据俄国枢密院后来送交理藩院的一份说明，戈洛夫金应在纳
杰日达号和涅瓦号驶抵广州前到达北京并正式宣布它们之到达广州，同时解
释它们在广州进行贸易的理由。
但是清朝的朝贡礼仪这一棘手问题，特别是叩头的问题，在戈洛夫金到
达清朝京城前就破坏了他的使命。俄国派往北京的使节一直行清廷要求其属
国履行的三跪九叩首之礼。但在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作为俄国主要商业敌
国的大使已经拒绝行叩头礼，可是清帝仍予召见。当时这个英国人在北京要
求取得与俄国人享受的相似的贸易权利 （每三年来一次朝贡商队），而清帝
的答复是，俄国人的贸易仅限于恰克图，英国人的贸易就应同样限制在广州。
到戈洛夫金出使时期，清政府当然会担心：给一个欧洲强国以特许权，
其他欧洲列强会起而效尤。自马戛尔尼事件以后，清王朝比过去更热衷于坚
持合乎体统的朝贡仪式，特别坚持叩头的礼节。另一方面，戈洛夫金知道马
戛尔尼拒绝行叩头礼后，很可能下决心尽量不使自己降低身分。在俄国使节
到达北京前，清当局要他在张家口对披挂着黄绸的代表清帝的象征物叩头，
以此来考验他。戈洛夫金拒绝照办。清政府坚持这一要求。戈洛夫金也寸步
不让；因此他除了回俄国外就无事可做。此事发生后，理藩院和枢密院之间
互相不愉快地交换了几次照会。
就在1805年末期间，封·克鲁森斯腾的两艘船只未经通知就抵达广州，
它们在那里顺利地进行了贸易，但在它们离开后，清政府着重重申，它要把
①
非纳贡性的中俄商业限制在恰克图的以物易物贸易范围内。封·克鲁森斯腾
回到俄国后，又重复了1787和1797年早期探险者的荒谬的主张，即库页岛
是一个半 岛，黑龙江河口被泥沙淤塞，船只已不能通航。这种错误看法受到
封·克鲁森斯腾这样一个权威人士的支持，就推迟了俄国向黑龙江地区的推
进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①
戈洛夫金出使的失败，使俄国只有靠两条在十八世纪争取到的非纳贡性
途径与中国接触：一条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一条是恰克图的市场。沿边境
一带的非法贸易增加了，但恰克图的贸易根据1800年的《指令》中关于禁止
用现金或用赊欠交易的规定照旧进行。当然，也有违反这项规定的情况，但
俄国政府对违禁者严予惩处，所以一般说来，中俄商业在1854年前还是限制
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到了这一年恰克图当局才准许俄国商人以金、银购买
中国货物。1855年，俄国政府仍希望扩大俄国对华的合法贸易，因而进一步
① 材料载傅乐淑的《中西关系文件汇编，（1644—1820 年）》，第1 册第361—367 页，及第2 册第599—602
页；这些材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 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第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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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了恰克图的各项规定。其直接后果是，恰克图的商业交易多少增加了，
但也造成了俄国的收支不平衡，俄国在恰克图的出口继续下降。
如果不提俄国通向中国的另一条非纳贡性途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
团，那就对十九世纪的中俄关系不会有完整的记述。清政府在1683—1685
年把所有逃亡到清帝国的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组织起来，并把有些俘虏编进
一个满洲镶黄旗旗兵的独立分队后，曾准许俄国每十年依次派一批东正教教
士和学生来到北京，他们于1716年在北京居住，后来又建立了自己的教堂。
俄国这批十八世纪的传教士团以懒散、酗酒和放荡而最为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