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 > 言情浪漫电子书 >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

第98部分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98部分

小说: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并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在这十年,捻军袭击了邻近各省,从而大规模地触发 
  了各地的叛乱。在捻军战争的第二阶段,一支经过扩充并且战术越来越精的 
  捻军骑兵从1864至1868年在整个华北平原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战争。捻军问 
  题越来越严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势。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捻军已有约三十名首领 (其中许多人是私盐 
  贩子),这些人率领的相当庞大的部队,主要是从自己的宗族或农村老家组 
  织起来的 (见第六章)。大部分领袖似乎是来自二十世纪称之为“中农”的 
  家庭。只有很少不重要的捻子拥有较低的功名。这些流窜的部队使用了土炮 
  和简单的火器,所以抵挡地方小股绿营军的能力就更强了。有些州县官员甚 
  至出钱送他们离开辖境。 
       捻军自以为他们是仁义之师。1855年夏末,“盟主”张乐行(1811—1863 
  年)在雉河的集市上张贴告示,尤其攻击当地府县为钱财而把百姓刑讯致死, 
  说他们“以刀锯而代扑责,用贿赂而判生死”。被保存下来的为数很少的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捻军文献表明,他们并不仇视满洲人,也不仇视白莲教主 
  张的千年至福说。捻军自视为“义军”,而义军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良好 
  的军纪而不是靠神的力量,来致社会于安宁——“救我残黎,除奸诛暴”。 
  ①传统的中国价值标准遭到象征性的和实际行动的攻击。在产生许多捻军领袖 
  的亳州和蒙城地区,清朝官员发现自明代以来就存在的一些庙宇近来被大事 
  修缮,庙内只供奉盗跖(春秋时期的著名盗寇,中国文献称他为“举世大盗”), 
  因而大为震惊。但捻军军纪都禁止擅自掠夺村庄和强奸妇女,犯者处死。许 
                                                                ② 
  多领袖显然都拥护“劫富济贫”这句传统的绿林口号。此外,人们都盛传, 
  许多下层捻军头子宁死不愿出卖战友,甚至牺牲父母子女也在所不惜。当时 
  在安徽指挥战争的儒将袁甲三(1806—1863年)见到捻军视死如归的情景感 
  到惊愕。他说:“每遇行刑,谈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并不恋骨肉之情。” 
                                                               ③ 
  他的儿子袁保恒写道,捻军“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义”。这种有骨气的态度所 
  表现的力量,无疑是捻军能吸引那么多老百姓的原因。 
       他们在1855年后能成功地控制着安徽西北那么多村社,这必须归因于清 
  帝国鼓励团练自卫组织在华北采用的出人意外的形式。在广东、湖南或江西 
  省,上层绅士常主动组织团练和勇,但在皖北、河南、山东和直隶等省则不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1—23 、26—27 页。关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者发现的告示,见附录, 

第241—243 页,此告示最先发表于《进步日报》,1951 年2 月3  日。 
② 袁甲三: 《端敏公集·奏议》,卷5 第31—32 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跋,第244—245 页, 

特别是第六条。蒋湘南: 《蒋子潇先生遗集》,重印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1 册第323 页。 
③ 袁甲三: 《端敏公集·奏议》,卷2 第40—41 页;卷5 第31 页。袁保恒:《文诚公集·奏议》,卷1 

第4 页。 

… Page 297…

  同,显贵士绅很少真正愿意亲自采取这样的措施。很明显,异端的白莲教传 
  统在华北农民中的影响,比三合会在广东或湖南农民中的影响要广泛得多。 

  农村的动乱非常普遍,所以拥有大量家财的显贵士绅都不愿把武装和不可靠 
  的人安置在周围。华北的大绅士非常愿意住在城市,在城里兴办城团或练勇。 
  ① 

        由于淮河以北的平地稻田甚少,只从事旱地耕作,农村或市镇最宜于建 
  立周围有沟壕的圩或寨来保护自己免遭骑兵的袭扰。围墙很结实 (一般只高 
  七、八英尺),可以用砖加固,上有土炮的炮眼。除非放下吊桥,否则不易 
  越过约十五英尺的深沟。圩寨内部权力往往集中在团练首领之手,他们通常 
  是大宗族的成员,但其身分甚至不一定是小绅士。一个圩寨团练领袖的称号 
  为团总或团长,而指挥一批团练的将领被称为练总。当时一名有见地的作者 
  曾这样描述典型的皖北村社:“择诸少年豪侠习技击,而以一人总其事,谓 
  之练总,每秋熟时,练总率队刈获,与田主中分之,田主不能私有其产。”② 
  团练头子的这些行为在某些方面与捻军的头目相似。 
       皖北的清军将领发现农村的团练并不是补充人力的方便来源,这并不令 
  人奇怪。他们组织的大部分团勇都是城市贫民,这些人中间的异端影响并不 
  是根深蒂固的。在1854年,河南的乙未进士和深受曾国藩器重的好友袁甲三 
  打算在皖北搬用曾国藩在湖南的作为,即吸收农村人力组成一支新的帝国军 
  队。他从农村民团中选人,组成各有七百人的五个营,每营各有自己的响亮 
  的名称:“忠仁”、“忠义”、“忠礼”、“忠智”和“忠信”。但这五个 
  营在蒙城附近第一次征剿捻军时遭到惨败。袁甲三不得不把这支三千五百人 
  的军队“暂时解甲归田”。此后,他主要依靠由清帝调归他指挥的绿营军以 
  及察哈尔和满洲的少数骑兵。③ 
       1856至1859年的三年中,捻军巩固了淮河支流浍河和沙河之间的地区、 
  清军只能守住亳州、蒙城及太和三个主要城市,捻军农村根据地约四千平方 
  英里。村长都放弃了以前的民团官衔,改称“圩主”。捻军在自己的组织内 
  称村社领袖为“堂主”,军事头目为“旗主”。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层的等级 
  政治。只是在堂主和旗主的称号前冠以“大”或“小”字,来主要表示所掌 
                    ① 
  握权力的大小。捻军“旗主”定期召集亲捻军的村社领袖开会。各人要保证 
  本村社为征讨提供人马。征战的全部缴获在事后进行分配,捻军头目得其中 
  的大部分(有人说取其一半),剩下的分配给每人一份,每匹马得两份。然 
  后为“装旗”而聚集欢宴。聚会时设台演戏,摆宴庆功,接着可能又去进行 
  冒险活动。 
       研究1863年以前捻军的最严谨的史学家江地认为,捻军领袖各自为战, 
  这反映了这个运动内在的不团结现象。各大首领都选择具体地区进行冒险活 

① 邓永康:《1853—1863 年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从忠君到叛乱》。又见李棠阶(1882 年)和孟传铸(1910) 

著作,转载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6 册第171—172、300—303 页。 
②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5 第1 页。 
③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3 第40、51、55—56 页;卷4 第12 页;卷8 第2、4、14—15、19—20、 

36、42、51 页;《函牍》,卷1 第9、12、16、19、27 页。 
① 商人之子柳堂对捻军的家庭生活、捻军的道德以及纪律和组织作了详细叙述。此人于1858 年在雉河附近 

被架走;见范文澜编: 《捻军》,第1 册第348—355 页。 

… Page 298…

  动。张乐行尽管称为“盟主”,不但只能控制极少数头目,而且在1856至 
  1862年这六年中他宁愿留在捻军根据地以外;我们只知道,他仅在1858年 
  回老家逗留过短暂时期。 
       张乐行不但希望夺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够做到这点,象这样的人在捻 
  军领袖中为数甚少。他之能攻善守,也许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得到说明:他与 
  龚得(传奇式的捻军领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却是卓越的战略家)选择了与具 
  有围城战丰富经验的太平军结盟的道路。张乐行自己的部队在1857年3月1 
  日设法夺取了淮河的要冲三河尖。此时正在为巩固自己在长江以北的地盘而 
  斗争的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立即访问了他。张、龚二人为太平军守卫 
  淮河以南约五十英里的六安达九个月之久。但在1858年中,张乐行及其盟军 
  在太平军的帮助下,夺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怀远以及洪泽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镇 
   (它们控制着来回于苏北和安徽之间的私盐贩子必经的水道)。张乐行可能 
  在1858年至1860年初期控制这个地区的时期发了大财。他从太平军那里取 
  得“征北主将”的称号,不过他似乎到1861年才得到“沃王”爵位,这时他 
  仍占有淮河的一个主要城市定远。张乐行从皖北保护了南京的外围,对太平 
  军来说其贡献是非常宝贵的,虽然太平军仍公开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贡献。李 
                                                                         ① 
  秀成在1864年的“自述”中抱怨张乐行“听封而不能听调用”。 
       虽然捻军只在一定程度上与太平军合作,却在地方团练领袖中树立了反 
  清叛逆行为的榜样。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绅士和恶棍苗沛霖的事例了,此人 
  在 1863年死去前,终于在淮河中部地区指挥了一支甚至比捻军还强大的叛 
  军。苗沛霖是捻军根据地正南的凤台的一名生员,在1856年崭露头角而成为 
  该地的“联总”,并且很快争得了向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征税(包括田赋和厘 
  金)的大权。他在清廷和捻军之间采取了骑墙姿态,拥有足以威胁利诱许多 
  圩主与他结盟的财富和力量。他派人在各要地成立“团练局”。他象捻军一 
  样,对支持他的军队标以各色旗帜。到1857年,苗沛霖已“连圩数十,拥众 
  数千”。于是他决定与清廷的将领(尤其是胜保)交往。他受封负责四川“川 
  北道”后,就排挤捻军,自扩地盘,并帮助袁甲三。但苗沛霖对袁甲三保举 
  他为有名无实的名誉布政使之职表示不满。1860年10月前后当他知道咸丰 
  帝已逃往热河以及太平军已占领江苏省东南部大部分土地时,就自认为是富 
  饶的两淮区的主宰。他在致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抚的信中声称:他手下有编成 
   “五旗十四营”的练军十万人以上;他打算占领巡抚的行营所在地寿州;他 
                                       ① 
  要求,“两淮盐卡,霖请私焉”。12月份,他夺取了淮河的官船,公开表 
  示对清廷权威的藐视。1861年3月,他写信给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表示 
  友好。经与袁甲三和安徽巡抚的长期谈判,他获准管理淮河的厘卡。但他在 
  1861年10月还是占领了寿州。 
       在这一年更早的时候,苗沛霖已经接受太平军新封的“奏王”爵位,并 
  且已经停止与捻军作战。但清廷自湘军在1861年9月夺取安庆后,已经时来 
  运转。1862年3月,苗沛霖又赢得了他的老恩主胜保的“友情”,并在5月 
  初再次反对太平军和捻军。5月15日当毫无戒心的陈玉成经过他的寿州的新 
  根据地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