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兴到覆亡:晚明七十年 作者:十年砍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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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革僵化日久的政治制度,退而求其次,他选择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必要的行政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以考成法来督促各级各地官吏的勤政。
所谓考成法,类似现在许多公司都在实施的绩效考核。传统的行政系统运转,主要靠公文的传递、落实来维系,但公文维系的行政系统,极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和文牍作风,上面的文件发下去了,下面也就简单地再往下转发,类似现在许多《关于转发〈XXX'关于转发xxx某某问题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之类的具文。至于公文所提的要求,办理得怎样,是否完成任务,上面就很难控制了,有些朝廷来的公文,一耽搁就是好几年,形同一纸空文。
万历元年,张居正针对这种弊端,上书皇帝提出公文办理的改革,皇帝当然照准。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行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远近,限定办理的期限,每月底清点。另外造两册帐簿,上面记录事情的概要和规定的期限。一册送主管监察的六科,随时掌握办理的进程,一册送到内阁备查。六科的监察官员将执行情况随时记入帐簿,半年再复查一次,对拖延的追究责任,向上参奏。如果地方巡抚、巡按拖延,由六部中分管的衙门举报;而六部有拖延欺骗蒙蔽的,由负责监督的六科给事中举报揭发;如果六科的监察官员自己拖延欺蔽,就由内阁来监督、检举。官员工作的评定,就以此为基础。
考成之结果,直接和乌纱帽挂钩,可想其威力。官场上,悠悠万事,官帽最重。如此一环扣一环,责任和权力明确,明朝那生锈的管理系统,似乎一下子就上了注入了润滑油,机器加速运转起来。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条办法,会发现一个奥妙,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自我扩权。各部督促地方,六科的监察官督促六部,而内阁督促六科监察官。也就是说,内阁把自己摆在官僚体系中最后裁决者的位置上,成为整个文官系统中最后负责人,而内阁只向皇帝一个人负责。而明朝自主元璋因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后,百官理论上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内阁仅仅是皇帝私人的顾问班子,法理上没有统领六部等行政系统的权力。如此一改革,天下百官要向内阁负责,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宰相。
钳制言路乃揽权关键
张居正用考成法扩大了内阁的权力,自然要引起一些人的反弹,特别是主管监察的给事中、御史的监督、考核,也由内阁负责,这一下就惹怒了一些监察官员。他们不愿意受制于人。
明朝的监察制度完备而严密,监督中央六部九卿的给事中和监督地方的御史合称科道官,又叫言官,他们多是些七品的小官,但是能监督正二品的尚书,关键是科道官相对独立,比如兵部尚书够牛的吧?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根本不用拍尚书的马匹,也不用奉承内阁辅臣,因为他不由兵部尚书管理。再加上有“风闻言事”的免责权,就如今天西方一些国家的议会,议员如何说行政官员的过失,不一定要证据确凿,哪怕有失实之处也不能说议员是诽谤诬蔑。所以,小小的七品官,动不动就敢弹劾尚书、侍郎、内阁辅臣,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的过失。
考成法一实施,言官们的监督、评价由内阁来行使,这一下我们想一想,给事中和御史这类监察官还能独立、自由地弹劾内阁以及六部尚书么?那么大多数监察官员当然要想方设法取悦于内阁辅臣。此法一实行,相对独立的监察权受到了内阁的侵蚀。一位大臣在《群臣阿附成风稽祖制以安社稷疏》中,批评考成法实施后造成的监察官员独立性的丧失:“科道欲论一人,荐一士,则先送辅臣揭帖,名曰请教。”
言官们认为张居正此举是钳制言路,是对二百年来成熟的监察体制一种破坏,于是针对张居正的第一波批评浪潮袭来,发动者主要是科道官。
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是言官们弹劾大臣一贯的路数,此次对张居正也不例外。明朝迁都北京后,太祖朱元璋当年定鼎的南京作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政府班子。万历二年,南京的一个太监张进喝醉酒了,殴打给事中王颐。这本来是一件小小的治安案件,但在正满肚子不平的科道官看来,一个阉人敢殴打堂堂的监察官,说明言官的地位下降,太监气焰的嚣张,而大力钳制言路的张居正,正好和大太监冯保亲如兄弟。物伤其类,户科给事中(监察朝廷财政部门)赵参鲁(字宗傅,浙江鄞县人)等人,便把这件事上升到政治高度,要求严惩惹事的太监。北京、南京两都的言官纷纷跟进,好不热闹。张居正十分恼火,在给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的最高监察官员)写信抱屈说,张进就是一个管膳食的太监,酒后放肆,送给内监执法者鞭笞,革掉他的馆管事权,也就行了。就算交付大家讨论如何处罚,也不能没完没了争个不停。到底为什么要议论纷纷?为什么要借一个太监酒醉而引起南北两都的台谏官员交相议论?
当然张居正知道言官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必须用铁腕制止这股针对他的风潮,醉酒的太监被处理后,上疏弹劾的赵参鲁因没事找事连降数级,贬至广东高安县当一个典史。——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小官。
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1)
朝廷对赵参鲁的处罚并没有吓住言官们,明朝的士大夫中,很有一些骨鲠之人。赵参鲁在上疏中对张居正仅仅是影射,而紧接着三个言官,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字行之,徽州婺源人)、河南道御史傅应祯(字公善,江西安福人)、巡按辽东的御史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上疏批评新政,炮火一个比一个猛。尤其让张居正伤心的是,傅、刘二人是隆庆五年张居正当考官取中的进士,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明代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近乎父子,为此张居正很愤怒地说,二百年来无门生弹劾老师,这样的事情竟然让我碰倒了。
余懋学在奏折里提出五条建议:一是“存敦大”,要对下面宽厚一些,考成法使官场之风变得十分冷酷,国家元气大伤;二是“亲謇谔”,即要广开言路,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三是“慎名器”,要赏罚分明;四是“戒份更”,不要轻易变更祖宗之法;五是“防谀佞”,内阁不要胡乱称赞司礼监太监。每一条都是针对张居正而来。
而刘台更干脆,指名道姓批评张居正,奏折的题目便是《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言辞十分激烈,说,“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盟。二百年来,既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三四年矣。”“阁臣例无印信,衔列翰林,翰林之职,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异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并进一步发挥,说巡按御史巡按各地,进行监察,不是特大的官员违法案件,一般不派出。因为挑选的人很精明强干,授予的权力较大,各地官员大多知道顾惜名义,不至于太狼狈不堪。即使是都察院对御史也是有统无属(用现在的话来说,最高监察部门对督察各地的御史是业务指导,并不是他们的直接上司),如此是为了不对御史控制太多。现在张居正用考成法控制了监察官员,权力集中于内阁,没有了独立性,负责监察的给事中、御史谁愿意冒着丢官甚至生命的危险,直言为政的过失呢?这番话和现代比较,依然有其价值。如果美国没有独立检察官制度,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点事,独立检察官能穷追不舍么?刘台的立论法宝是祖制,就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设宰相的制度,为了显示自己是大公无私,他还特意强调:“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私恩有不得而顾也。”
这当然也是政治上相当正确的手法。
刘台在上疏中所说巡按御史的权责,如果看过传统戏曲的人想必不陌生。许多戏曲中总有类似的情节,富小姐后花园和穷书生一见钟情,赠书生钱财上京赶考,书生高中黄榜,点了八府巡按,拿着尚方宝剑,替天子出巡,有先斩后奏之权,回来后和小姐完婚。《玉堂春》中的苏三,被洪洞县的商人买回老家做小妾,遭遇冤案,被判死刑,如果不是她在南京青楼时有过数夜情的王公子,中进士后作为御史巡按山西,她不可能苟全性命。
这样重要的监察权,现在要受到内阁的控制,搁谁也不愿意,御史们道理说得都挺好的,但不能不说有利益之争的成份在里面,屁股决定脑袋,身为言官,当然要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话语权。
对言官们的密集炮火,张居正当然要反击,尤其是对背叛师门的学生,一定恨得咬牙切齿。
张居正和弹劾他的言官之间,处于实力极不平衡的状态。一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深得圣眷的宰相,而另一方是几个职位低、资历浅的言官,徒有一身胆气。双方交锋的胜负,估计这些上疏捋虎须的官员们事先知道自己的下场,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还是很值得钦佩。
张居正最管用也是那时候大臣最常用的反击办法,就是撂挑子,以辞职来自证清白,同时给皇帝施加压力。皇帝那时候哪能离开他的张老师呀,自然是安慰。安慰也没用,张居正还是要辞职,并且以一种诚心诚意的语气对皇帝说,照理说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不应该请辞,但受到了如此的非议,没法再在内阁待下去了。而且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哭得很伤心,皇帝亲自离开御座,扶起张居正,而且话说得很干脆,朕给你把刘台逮起来投进监狱。回到官邸的张居正虽然不说辞职了,但就是不出来办公,皇帝没办法,派太监带着礼物,上张居正的家中慰问。皇帝给足了张居正的面子,他见好就收,继续做他的首辅大臣。
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2)
皇帝下旨对刘台廷杖一百,充军远方。但张居正虽然恨透了刘台,就如他上疏挽留高拱一样,必须摆出一副心胸开阔的姿态。刘台不顾座师的情谊和首辅的权势,冒死直谏,博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因为上疏弹劾张居正而被廷杖,张居正在舆论上将会更加失分,所以他上疏皇帝替刘台求情,免了刘台的廷杖和流配,仅仅削籍回家。
但张居正心中是不会放过刘台的,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整治刘台,而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往往是打击报复政敌最佳的方式,因为贪官谁都恨,因腐败被处罚没谁会同情。刘台巡按辽东时,和辽东的巡抚张学颜合不来,——明代的巡抚和巡按不合,清代的总督和巡抚不合是常态,因为谁都想说了算。而张巡抚此时已调到户部做官了,他知道张首辅痛恨刘台,便诬告刘台曾经私下里收取罪犯的罚金替人免除刑罚,张居正如获至宝呀,派御史去辽东查核,同时派自己的亲信王宗载去刘台老家江西做巡抚,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