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我的大学-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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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这么深奥的话豆芽他们听不懂,但我懂了,不过我对此表示深度怀疑:你出去都多大了啊!还混得动吗你!
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各号的准备上路的死刑犯已穿上家里送进来的新衣服,陆续去医务室打针:镇静剂,好象是防止在宣判大会上拉裤子的。但每年都有瘫在会场被法警拖去刑场的。他们拖着脚镣,“哗啦啦”一路走过,路过每个号子都要热情地同里面的犯人打招呼:“哈!兄弟先走一步啦!”而号子里的人也总是同样热情地回应:“哈哈!走好走好!”死刑犯们神态自若口气热情得令我吃惊,难以想象几个小时后这活生生的人就会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八点多,法警来提人了。
死刑犯是用绿豆粗的法绳大绑加小绑:双手绑在后面小臂被勒在一起为大绑;双小臂再往上折起为小绑。这样当然疼,极疼。但对于即将要去极乐世界的一个犯人,谁会怜惜他!死刑犯绑好后一律在二监门口用斫斧砸开脚镣,换上法警带来的上锁的法镣,它不重,不长,戴上后人走路只能迈开一小步。枪毙后从尸体上取下来还可以重复使用。然后,死刑犯们整齐地在二监门口跪成一排,背后衣领里插着亡命牌。牌子是铁制的,最下端是尖的,有时往衣领里插的方向稍偏力度稍大,亡命牌就会扎进肉里。扎就扎呗!反正也是快死的人了。让他感到疼痛,还可以提醒他目前还在享受生命。
每次枪毙犯人,开公判大会时,总得有一些被判无期、死缓、有期的犯人参加,名为“陪绑”。死缓无期的犯人只有大绑,有期则用法绳简单在绑在身后。这些陪绑的一律在身后挂着纸牌,上写姓名及刑期,跪在死刑犯身后。曾有一次,一个小后生罪为可杀可不杀之间,没杀,死缓。小伙子为保住命而兴奋不已,在陪绑时不停地问身后的人:“我背后的牌子上,是写的李二旦死缓吧?”生怕有人不小心把他拖出去枪毙了。
说起有些罪属于可杀不可杀,想起尚马街流传的几个笑话:
一、某法官在用钢笔写某犯的判决草稿,写到末尾时原本要写“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但只写了“判处死刑”后钢笔正好没墨水了,他也懒得起身灌墨水。于是,多了一颗人头落地。
二、某法庭的几名审判员在表决某犯的死刑判决时,同意枪毙的坐左边,同意死缓的坐右边。某审判员骑自行车上班迟到了,推门进来时已是左右各三,他还没来得及问是何人何案就顺势坐到了右边。于是,世间多了一颗感恩的心。
类似的案,一般做案者无背景,无关系,所犯之案也不是罪大恶极非杀不可。这就由社会治安形势的好坏决定其生死。当然,以上只是笑话。最起码第一例是假的。
此次陪绑,有杜公侠、东北、红军等。
公判大会在杏花岭体育场召开。刑场在苹果园。大会一般在九点半左右开始,十一点结束,游街到刑场后,执行枪决的时间是十一点半,就是古人所云午时三刻。
杏花岭离尚马街不远。在号子里的我们能听到远远传来公判大会上慷慨激昂的讲话声,但具体内容一句也听不清。
然后是一大群警车呼啸着远去。
中午打完饭,老杜他们回来了。卸了手铐脚镣的他还有点不习惯,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他一边走,一边由别人给他拍肩膀和胳膊。因为法绳长时间绑着人,会使血淮不通,解了绳后必须用力拍打以疏通血管。这很疼,象针扎一样钻心得疼,但如果不拍打,两条胳膊就废了。这就是俗话说的“长痛不如短痛”。
下午,红军、东北、宝宝被送走了,去了西太堡集训队。再由那儿转到各需要劳力的劳改队。
晚上,老杜点燃三根烟,为王是平及所有此次被枪毙的人招魂,也祈祷我们大家判少判轻。然后我们一个个上去磕头,为自己祈祷,我还为爸爸妈妈的健康祈祷。这是五号一向的惯例。不过随着老杜的离开,也没人如此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号子流水的犯人。
老杜走了,乔圪栏给我们号转来两个大油,叫董生原和德智。
十 五 A A 制
所以说中国人民是最智慧的,看守所的干部们的头脑中也充满着无穷的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智慧,他们知道中国人是最需要被人领导的,五号的几个大油一起离开后急需有人来弥补这个大油真空;他们也知道宁可一山容二虎也不能让山上独虎坐大,所以一次调来两个在其他号里的二铺来到五号,以期待二人相互制约,各自拉小团伙后互相监督互相猜疑互相揭发,狗咬狗一嘴毛,干部就可以在办公室里偷笑了。
董生原,本市北城区迎新街人氏,三十岁左右。迎新街有太钢这十里钢城,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十万职工及无数家属。太钢,大啊!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个移碴山的李双良,却不知太钢周围有无数的钢耗子。其实靠山吃靠钢吃钢嘛这很正常,从原料到成品,从厂区办公楼到职工家属楼里的财物见什么偷什么。不过董元生早不干这种板油的生意了。他和同案——关在三监的亲哥哥董生太在社会上是开酒店的,他俩此次因打架致死人命入监。董生原浓眉大眼满脸粉刺,身子矮胖子大,一看就属于社会上中等以上级别的混混。他调进五号后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铺盖卷放在头铺的位置上。
德智,哪儿人忘了,四十多岁,捕前系某国营百货商店经理,秃顶豹眼且矮壮。此次因贪污入狱。虽说是个经济犯,但其颧骨附近的横肉随着说话而若隐若现,可推测出他在社会上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王德智进了五号后,看到头铺位置上已有人占了,没吭声,把自己的铺盖卷放在靠里面墙的位置。董氏邀请其入驻二铺被谢绝,称已习惯睡后面。后来我才知道此人深喑在家靠房出门靠墙的古训。
德智对我在号子里的几年以及一生,影响很大。他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使我在潜移默化中学到很多。后来有人问我:“都说监狱是个大染缸,听说无论把谁扔进里面,捞出来就变坏了。你好象还变得不是很坏,为什么呀?”我当时答不出,经过仔细思考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号子里年青人占绝大多数,且他们基本上没受什么教育,就是说,人生观价值观这些看上去空洞其实很有用的东西他们还没形成,对周围的环境塞给他们的信息只能被动地全盘接受。在号子里和形形色色的犯人二十四小时呆在一起,想不受熏陶也很难。而我不同,我当时也很年青,但我是从大学一步跨入号子的,最起码我是个标准的高中毕业生,所以在号子里我能够有选择地接受外界充斥的信息。当然,如果周围没有善只有恶,那我就不会是今天的我了。在南看一年懵懂无知,到了上马街后年纪稍长,开始形成自己的个性以及对人生、世事的看法时,我的身边有了德智。他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他从不说小白你应该怎样做,不言传只是身教,通过他的做法我揣摩、学习他的处世态度,慢慢地耳濡目染,我成熟了。
后来到了劳改队,我先是被转回离原籍不远的普度山煤矿,感受了一段时间的亲情。再后来我被甩到遥远的荫莱煤矿后,我又遇到了一位好干警:郝教导员。为尊者讳,名字我就不提了。他对我的严厉不是警察对犯人的那种,而是老师对学生、长辈对晚辈这种又惋惜又恨铁不成钢的严厉。在他的关注下,我于1999年6月16号减刑三年半提前出狱时,已经基本上算一个完整的人了。
再次感谢这些可敬的良师益友。
在德智到来五号以前,我住过的号子都是以头铺为核心,由头铺完全支配号内各人的所有财、物、地位的。
但是,随着德智的到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
德智调过来时,带了些方便面、火腿肠、豆腐干等,而董生原什么也没带,他认为既然自己是头铺,就可以和以往一样随心所欲支配他人的物品。但德智在吃饭时自己拿了包方便面泡上吃,连谦让都没谦让董头铺一下。这让董头铺很难堪,黑胖的脸胀成猪肝色,连脸上的粉刺都好象大了一圈。
德智主张AA制,即“各吃各的”。据听说他在原来的号子里也坚持这样做。我不清楚在号子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这个拳头打输赢狠恶吃天下的环境里,已不再年轻不再力壮的他,是如何为了捍卫自己应有的权益而绞尽脑汁争取到AA制这个局面的,一定很辛苦。他有没有服过水土有没有因AA制而挨过打我没问过,不过一对一单挑,凭他的矮壮身材也不一定会吃很大亏,最重要的一点:他有关系。现官不如现管,他的关系就属于现管形的。有干部撑腰德智才如此有恃无恐,敢于叫我国几千年的传统号子习俗而提出AA制,若没有相当的关系,德智也只能和东北一样,要想免受皮肉之苦就要“量中华之财力结列强之欢心”。莫说一个德智,就算比尔盖智来了也是一样。
从此以后,五号开始了AA制的生活。
董生原哪能料到会是这样。他家里虽然在外面开过酒店,但主事的兄弟俩双双入狱,酒店也已盘出去了。家里人在外面花钱为他哥俩跑案子花销很大,在生活上自然就忽视了一些。人都是有着双重性格的,董头铺也是人。他时常颤抖地提起他年迈的双亲在外面跑关系不容易,同时表示宁愿吃糠咽菜只要能早出去一天;但他又经常摸着他日益消瘦的肚子,望眼欲穿地希望他哥能从三监给他托人捎过点吃的来(其在三监混得着差不多,是个跑号的)。董头铺在看守所的帐上没钱,他属于号子里想走上层路线的人。上层路线的大油们帐上都没有钱,家人送来的现金也不上帐,偷偷托人带进来,自己拿着,再通过干部买些饺子、包子等稀罕东西。董头铺也有现金,但想吃一顿从外面买进来的肉炒刀削面,跑号的就得向他摊二十块钱;想吃点鸡、鱼等摊的更多。他经常沉思,眼光扫过德智身上时,我读出里面充满仇恨,那种地主老财在土改中失去土地失去养尊处优的生活后的仇恨。
我帐上是有点钱的。爸爸虽不能保证每月来给我上帐(毕竟家乡离这儿有千里之遥),但来一次就会留下一、二百,买方便面足够了。况且我已经习惯了什么佐食也没有的三瓢两圪旦。我打心眼里感谢德智带来的这种做法。
老郝帐上也是有点钱的。他家在西缉虎营,离尚马街不远,老婆又是个贤妻良母,哪怕自己吃糠咽菜也得让上学的孩子和号子里的丈夫吃饱穿暖,每月来送些日用品和上帐一百块雷打不动。老郝稳定的经济基础突然使他找到了自尊。
豆芽和魏二明则不行了。原来跟着老杜蹭东北的吃喝,但现在各吃各的,他们蹭不到了。他们家里也有人来探望,但在经济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只能望菜汤兴叹了。
AA制好啊!AA制带来了新气象,改变了地位改变了尊卑,从此斗勇变为斗智、比拳头变为比实力,从此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