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全世界做生意 一个经济学家的-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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诎＜埃苏舛娜魏蔚胤健Ｃ蝗四芰瞪纤牵挥兴堑男砜桑蝗四苈袈嫱崭遥煌芬膊怀伞Ｔ趺椿嵴庋兀课叶道锎ё偶壑�5000美元的苏丹硬通货，却找不到一个人能卖给我一根骆驼蹄子，活见鬼，这怎么可能呢？我气得抓狂了。“谁能卖给我几头该死的骆驼！”我听见自己的惨叫徒劳地回荡在沙漠上空。
亚当的电话第100次响了起来。这一回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租车人。亚当把电话按了免提键，好让我也听到。电话那头不怀好意的声音，真的把我吓了一跳。就算是不懂*语，我也能听出他的蔑视和愤怒。亚当紧张地听着，几次想要打断对方，但都没成功，最终，他挂了电话。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因为淘气挨了骂的小男孩，这不是他第一回这样子了，可我很快意识到，事情要严重多了。租车人告诉亚当，他要去告我们，说亚当是我的帮凶。在我看来，这太荒谬可笑了，可亚当向我解释说，我俩可能会倒霉。听他说话的语气，我晓得他是当真的。我对他说，给租车人打电话回去，让他把钱留着。
我还在绝望地尝试设想新方案，希望能在城里找到一个骆驼的主人，尽快从他手里买些骆驼，径直前往埃及，再也不回头。亚当难以置信地瞪着我。“没人相信你来苏丹只是为了买骆驼，没人！”他终于忍不住冲我喊道。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失败了，在第一道路障前跌倒了。我来苏丹是为了跟世界上最棘手的商人过招。我原本指望顺着历史上最古老的一条贸易通道运输骆驼，结果，我非但没能像自法老时代以来成千上万的商人一样，沿着尼罗河顺利前行，反而被自己的天真幼稚给困住了。
经济要蓬勃发展，若干基本要素必须先行就位。可靠或是可核实的信息便是其一，负责任是其二。我在这趟行程里累积了太多不可靠的信息，如今这荒谬的局面，是我自食其果：上千头骆驼包围着我，名义上都是要卖的，实际上一头也不卖给我。我有5000美元现金可花，但没人相信我真的愿意花钱，也就没人愿意跟我做生意。是我离开的时候了。
我昨天安排的骆驼车到了，就好像是幕后导演设计好的一样。它开进了混战当中，快活的司机充满期待地跳了下来。他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嘿，你的骆驼在哪儿呢？”我能怎么说呢？我找不到骆驼？什么骆驼？不，我显然是一个不需要骆驼运输车的人。我能做的，就是向他道歉，对浪费了他一天时间表示遗憾，并给他50美元作为赔偿。我以为，从他工作四天挣100美元利润来看，给他这个数挺合理，毕竟他白等了半天嘛。
我知道我不该吃惊的，我也该早就预料到的，但当他转过身来对我说“150美元”时，我还是禁不住气得笑了。
第四部分 走出非洲（1）
在南非的时候，我注意到中国是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新兴市场。据估计，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有3亿多人，这一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占了全球经济中的很大一块。要是中国所有人都买一辆车，光是对石油的需求就能在短短几年里把残存的石油储量给用个精光。跟印度中产阶级不一样，中国人出于爱国心，对国产商品颇有忠诚度，但他们也相信有些商品是外国产的更好，这类商品往往属于奢侈品市场。新近吸引媒体注意的是法国红酒。在中国市场上，一瓶96年产的“拉菲”拍卖价格要比欧洲贵上好几千美元，这绝不是什么稀罕事儿。许多中国人都喜欢向重要的客人展示这类带有收藏性质的红酒，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过，对这个故事，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这样：好多人喜欢把红酒跟可乐掺着喝。我们往茶里加牛奶，他们笑话咱。这下子，大家算是扯平了。
正如我穿越南非的开普敦卖咖啡，还顺便找到机会买进了一些辣椒酱，说不定也可以在这里找些在中国好卖的红酒呢。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拉菲”和“拉图”，还有许多人在尝试便宜的红酒。逐渐地，红酒市场也就扩大了。毫无疑问，人们偏爱的是法国红酒，可我给上海一家进口代理商打了一通简短的电话，他们对我透露了新近的一些发展趋势。
王东尼帮助外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商品。他收取费用，负责处理一切必要的文件，好让红酒运进上海。他也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一份子：在一天的辛苦工作后，喝上一杯红酒，放松放松。我跟他在手机上聊了聊他的喜好，以及中国如今哪些红酒卖得好。这里有个明确的主题：中国市场要的是简单、甜而又带着果香的红酒。
许多中国人改喝红酒，因为觉得红色是个幸运的颜色，而且红酒又对健康有好处（那就没必要带白葡萄酒了）。美乐和赤霞珠都挺出名，也受信赖；品乐塔吉不是个好选择，他们不知道这东西，况且，对中国人相对不成熟的味觉来说，单宁酸也不大受用。足够清楚了。得找一种口感像利宾纳一样的红酒。
我朋友戴夫在英国是个很成功的红酒商，他从世界各地，包括南非，为伦敦的餐馆进口红酒。我甚至偶尔跟他喝上一两瓶。我给他打了电话，说明我想找的是哪种酒，他对南非葡萄酒的广博知识立刻派上用场。他推荐了开普敦斯泰伦博斯沿岸一家名叫“罗齐尔湾”的小酒庄。要是戴夫觉得它足够好，那对我来说就太足够了。我打电话跟业主亚当，相约见个面。
亚当是个奔四年纪的帅大叔，优雅、聪明、成熟，不像大多数人眼里的那种典型南非农场主。他自信满满地准备打入国际红酒市场。罗齐尔湾酒庄最初是一家财团投的资，但后来其他买家想要把品牌用到其他方向，亚当就单独把它给赎了出来。他对红酒很有热情，也想在这儿酿酒。酒庄的地势绝佳，俯瞰着大海。在不少种植葡萄的国家，这是绝不可行的，但戈登湾这儿的独特小气候，能让亚当既享受大海的壮美景色，又照料葡萄藤。
站在他地势最高的田野里，亚当兴致很高地指给我看山景和下面美丽如画的海湾。在我看来，这就是品牌的一部分。红酒，跟其他所有东西一样，需要独特的卖点，买家喜欢一眼辨识出产品，并且对红酒来说，人们喜欢知道它是哪儿来的。我可以利用自己亲身来过葡萄园这一点向潜在买家画一幅画，以此帮助推销这种酒。要是酒的味道跟这儿的景色一样好，我们就赢了。当然了，价格也得合适。
第四部分 走出非洲（2）
每逢南非的夏季，亚当就住在山下一栋刷着白漆的大农舍里；到了冬天，他回到英国继续享受夏天。他已经在农庄里修起了度假屋和马场。今天，那儿有本地学校的一些孩子上骑术课。隔壁是一间时髦的崭新办公室，亚当把它的地下室修成了带玻璃幕墙的私人品酒吧，就算放在伦敦肯辛顿的安静小街上，它也不会显得扎眼。
亚当有整整一柜子的红酒给我看，包括南非得奖最多的一种：他的山地罗齐尔赤霞珠。就像一个在欧洲打过无数场战役的老兵，它得过那么多的奖牌，你简直都看不见下面的标签了。它的售价是每瓶145兰特，相当于19美元，不过我觉得在中国市场还是稍微贵了些：中国人大概愿意为法国红酒出这么多钱，可南非红酒太新鲜了些。
我要找的是一种更便宜的东西；那种我在塞恩斯伯里能以英镑（10美元）买上一瓶的酒就很好。亚当恰好有这么一种。他从“里夫湾”一格里抽出一瓶又轻又甜的果味美乐来。这种酒有很浓的果汁香味，很像是樱桃、覆盆子，甚至一点点巧克力味。把它带到中国去很理想，价格也不过才30兰特（每瓶4美元）。遗憾的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它的瓶子有个大问题。中国市场才刚刚接触红酒概念，势利眼还挺严重的。这就包括人们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红酒，就应当有个软木塞，可亚当打算卖给我的这种酒用的是丝扣式瓶盖。大多数经验丰富的红酒鉴赏家会嘲笑这一点，说不定现在就在大喊：“开什么玩笑！”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没错，我并不打算跑去对整个中国红酒市场宣传丝扣式瓶盖的优点啊，所以，我得弄个软木塞来！
这就给我们摆出了一道小麻烦。亚当的红酒分为三个价位。你大概在大多数红酒零售商的货架上看到过，有些红酒品牌分为便宜和贵的两种版本。有时候他们把好些的那种叫做“珍藏品”或是“特藏品”，要不就把品牌名字稍微改一下，以区别红酒之间不同的品质。在亚当这里，他把便宜的品种唤作“里夫湾”，中档的叫“罗齐尔湾”，最高档的叫“山地罗齐尔”。够微妙吧？没错，可这很重要。对一个想要建立品牌的红酒生产商来说，绝不能把便宜的红酒卖高价，从而败坏高品质红酒的名声。所以，他们会按不同的“价位”来卖，以确保零售商和餐馆按正确的档次出售自家的酒。我想要一种“里夫湾”价位的红酒，又需要酒瓶子使用软木塞，可软木塞是“罗齐尔湾”价位的红酒才有的。
我不大清楚自己在中国会碰到什么状况，所以我非常苛刻：我要鱼与熊掌兼得。我向亚当要一种容易喝的酒，但摆在货架上跟法国红酒挨一块儿也不能太丢份儿。我还希望它够便宜，万一我到了中国，发现那儿没它的市场，亏本出清也容易些。我相信这趟买卖是台真正的印钞机，我打算至少往它里头投上个15000美元。如果价格合适，我会买上几千瓶。
我们一边品着酒，一边想办法，我毫不怀疑最适合中国的红酒是丝扣式瓶盖的美乐，可别担心——罗齐尔湾赤霞珠也是一种很好的果味红酒，在南非拿过很多奖项。它的颜色是浓郁的洋李子色，味道喝起来像是黑莓和黑加仑绝妙地混合起来，没有太多的单宁酸味，又微微地带着一点模糊的辣味。我觉得它对中国似乎太复杂了些，但应该也能够卖得出去。我要打进一个对南非红酒所知甚少的市场，所以，我要宣传的是南非葡萄酒的整个概念，而不仅仅是罗齐尔湾。至少，在上午11点30分，喝到第三杯红酒时，我是满心这么以为的。
第四部分 走出非洲（3）
亚当希望每瓶卖45兰特（差不多6美元）。我觉得自己实在没办法能把哪一种南非红酒带到中国区卖上每瓶12美元，它到底不是法国红酒啊。把进口税运输费用考虑进来，我认为应该在31兰特（4美元）的价位买进。我高兴地对亚当敞开了天窗：“我得在26或者27兰特上下买进这种酒。”好吧，我说谎了。
“这对我太苛刻了，柯纳。”我看见他颇有些局促的样子，就好像我侮辱了他。“不过，我喜欢整数，我愿意降到每瓶30兰特（美元）。但你一定要向我保证，你会如约把它在中国市场以较高的价位卖掉。”这就是说，他乐意在初始价上给我来个七折大优惠，只要我答应卖高价；再换种说法，他希望我赚到更多的利润。
这简直好得不像是真的，我真该使劲咬咬他的手。不过，要求这东西，你不提出来，肯定得不到：“每瓶29兰特，咱们就成交了。”我选择不搭理他的整数请求。我以前听说过那个老把戏！亚当顿了顿，看起来稍显沮丧，为了配合我，他做了最大的牺牲，可我却嗤之以鼻。他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