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的预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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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早在2001年，许多自由党人都认为不必对布什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感到大惊小怪。他们说减税不是个好主意，但这并不重要。但到2003年，进一步大幅减税的提议盛况空前，不仅在面对创记录的赤字时有人提出，而且，在战争期间仍在盛行。法院多数党领导人汤姆·狄莱（TomDeLay）称，“在面对战争时，没有什么比减税更重要了。”

　　　　导言变革的势力导言变革的势力··另一个例子是：那些称共和党人利用“9·11”事件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人，被斥责是在破坏国家的团结。而共和党人自己却这么做了——实际上，在2002年的选举活动中，共和党的支持者们宣称民主党参议员汤姆·达斯勒（TomDaschle）与萨达姆·侯塞因（SaddamHussein）有联系。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大多数人对事实的认知如此缓慢？就在把本书放在案头时，我发现了另一本书，它居然能十分恰切地描述现在的情形。这不是一本新书，是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撰写的，内容是有关20世纪的外交策略。

　　　　变革的势力

　　　　让我们追溯到1957年，那时亨利·基辛格是一位才华横溢、抨击传统观念的年轻哈佛学者，后来他成了一位愤世嫉俗的政治掌权者，再后来成了一位资本主义领袖，他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的重建》（AWorldRestored）。大家可能不会认为一本关于梅特涅（Metternich）和卡斯尔雷（Castlereagh）的外交能力的书与21世纪的美国政治有什么关系，但是，本书的前3页就让我脊背发凉，因为它们看起来都与现在发生的事情有那么紧密的联系。

　　　　就在这前几页，基辛格描述了目前为止还算稳定的外交体系面临一种变革势力时将会发生的问题——这种力量不接受现有体制的合法性。虽然他很清楚地暗示，将外交的失败与20世纪30年代极权主义者的统治进行充分比较后，找出了二者的相关性，但由于这本书是关于滑铁卢战争之后欧洲的重建问题，他心目中的变革势力是指法国的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和拿破仑（Napoleon）（注意：指出相似性并不意味着表明其内心确信二者是相同的）。对我来说，这好像十分清晰：我们应该把美国的右翼——它现在正实际操纵着当局、国会、大多数大法官以及很大一部分媒体——看做基辛格所指的变革势力。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当权者不接受我们现行政治体系合法性的运动。

　　　　我夸大事实了吗？实际上，有十分充足的证据表明，现在管理国家运行的各团体的要员相信，某些成立已久的政治和社会机构原则上都不应该继续存在，并且他们也不接受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

　　　　设想一下，以我们都理解的政府福利为例——包括新经济计划，如社会保障及失业保险；大型社会保障计划，如医疗保障方案。如果你读了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文件，正是该机构影响了布什当局的经济思想体系，你将会发现一份十分激进的施政方案：传统基金会不仅想废除新经济计划和大型社会保障计划，它还认为正是这些计划的存在违背了其基本原则。

　　　　我们来讨论一下对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国际组织基础上建立起其外交政策，并且试图清楚地表明它不是一种旧式的帝国主义力量——即在它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就会使用武力。但是如果你关注那些煽动了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党智囊团的外交政策观点的话，你就会明白他们轻视所有那些说法。理查德·珀尔（RichardPerle），五角大楼的主要顾问团的主席发出了“由国际组织实施的国际法通过的安全政策的自由主张”，声称他们绝不会在使用武力这一问题上有丝毫犹豫。一位与当局关系密切的著名的思想家，美国企业研究院的迈克尔·莱丁（MichaelLedeen）声称，“我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我们热爱战争。”有关伊拉克战争只是一系列壮烈战争的一个序幕的想法，一开始看起来像是左派分子的幻想，但许多与当局有密切关系的人都表明他们仅仅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个开端。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约翰·博尔顿（JohnBolton）告诉以色列的官员说，在伊拉克之后，美国将“修理”叙利亚、伊朗和朝鲜。

　　　　而这些都还并非故事的全部。教会和政府的分离是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汤姆·狄莱，议会多数党的领导人，告诉选民他正在努力促进“双边世界视野”，比尔·克林顿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激发了他对克林顿的把柄穷追不舍。（狄莱也谴责学校向学生讲授进化论，甚至于把科罗拉多州科伦拜中学的校园枪击事件也归咎于教学工作。）

总序　导言　　变革的势力（2）

　　　　甚至于现在存在着这样一些疑问：管理这个国家的人到底是否接受合法性来自于民主进程这一观点。《华尔街日报》（TheWallStreetJournal）的保尔·吉戈特（PaulGigot）盛赞“资产阶级暴乱”，即暴力的抗议者在迈阿密罢工，使得投票得以重新统计（那些暴徒，后来被证实，并非愤怒的公民，而是受雇于政府的特务），同时，据他的密友唐·埃文斯（DonEvans），现在的商务部长说，乔治W。布什相信他是受上帝的召唤来领导这个国家的。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2000年大选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引起胜利者一方丝毫的谨慎和谦卑。考虑一下，安托尼·斯科利亚大法官（JusticeAntoninScalia）的如下反应，当他被一个学生问及在做出大选结果是布什获胜的最高法院的决定时，他有什么感觉，是否感到极度痛苦呢？对结果感到担心吗？“不，感觉很棒”，他回答说。

　　　　你设想一下我刚刚认真描述的景象，你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当权的人实在是不喜欢美国现在的样子。如果你把他们表面上宣称的施政方案组合起来，你会发现其目标似乎是这样的：建立一个国家，它基本上没有任何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主要依赖于武力来加强它在国外的力量，在这个国家里，学校不讲授进化论，而讲授宗教，在这个国家选举很可能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

　　　　然而，现在采取强硬路线的右翼分子当权派，自称他们正是在试图实现那样一个激进的目标，因而经常被指控太“过”于断然地采取行动。当然，常识告诉我们应该对浮夸的言论持怀疑的态度：右派们的目标比这个景象所描绘的更为具体，或者他们就是我所描述的那样？

　　　　让我们再回到基辛格的著作。他描述了现状维持派面对变革势力的挑战时的麻木反应；这对解释近两年来美国的政治和媒体的当权派对布什当局的激进主义行为的反应同样适用：

　　　　现状维持派被一段看起来好像会永久持续下去的稳定所麻痹，认为变革势力想要打垮现有体系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他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策略对待变革势力：好像变革势力的变革声明仅仅是一项口头策略；好像变革势力只不过是为了达成目的才夸大问题来提出条件，其实它真的接受现有体系的合法性；好像变革势力只不过是由某种不满情绪所激起的，完全可以用稍微的让步来摆平。那些及时对变革势力的危险性提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危言耸听，而那些提议见风使舵的人被认为是知权衡和合情理……但是，变革势力的实质是拥有坚持其信念的勇气，即死心塌地、真正热情地推行它的原则以达到其最终目标。

　　　　正像我说的那样，这段话让我脊背发凉，它如此贴切地解释了——由于现状维持派的麻木，政府已经在推行其激进的政策了，一点也没有遭到社会的质疑或有效地抵抗。为了对此做更详尽的解释，让我举两个例子：2001年的减税政策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减税与战争

　　　　从表面上看，战争和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共同点——并且，在通常时期，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然而布什对减税政策的推销及其对伊拉克战争的推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第5章和第6章讲述了2001年减税政策的故事，让我先来做一个提前的介绍。布什作为候选人最初在1999年开始介绍他的减税建议，以使其右翼的可靠性更加稳固，并同时抵抗来自共和党的史蒂夫·福布斯（SteveForbes）的挑战。任何一个对当代政治历史熟悉的人都知道福布斯代表着共和党，他们总是想为富人减更多的税，而不在乎经济环境如何。毕竟，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都努力使大规模减税的提议得到通过，无论是在好的年景还是差的年景，无论是面临赤字还是盈余。一个准确的评价应该是布什已经得到了总统地位，并且他的目标十分激进——正如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像《纽约时报》的丹·奥尔特曼（DanAltman）指出的那样，如果你把当局的税收建议看做一个整体的话，它们将有效地达成一个激进右派的长期目标：所有资本收入税的终结，使我们转变到这样一个体系，即只有工资需要缴税——如果你愿意，在这一体系中挣来的钱是要缴税的，不是挣来的钱则不用纳税。

　　　　在税收问题上，关键是右派多多少少表明了他们的意愿——正如基辛格说的那样——“击垮现有的体制”，在这一事态中，就是指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的税收体制。然而美国的政治和媒体当权派却不相信布什真的是想要达到那样一个目标。不考虑布什政策背后的支持者是激进主义者这一证据，甚至温和主义者也使自己确信布什的目的是有限的，他可以对有限的胜利而感到满足。进一步的，他们不想承认布什激进的目标，温和主义者表面上接受了他的当局为其不变的政策寻找的总是在变化的理论依据。起初，对公众以及许多民主党议员来说，减税的目的是扭转过多的盈余。2001年的投票使税收很快就前进到了那一步。然后，当盈余消失后，减税的目的是提供短期经济刺激。再后来，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他们并非为了实现那一目标，减税的目的又变成了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直到现在，许多本意良好的政治家和记者都很难面对现实。

　　　　那战争又怎么样呢？

　　　　关注了外交政策讨论的人们都知道右派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们决心与中东进行一场战争，而另一个方面就是减税。追溯到1992年，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Wolfowitz），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现在是常务副部长）试图推行现在人们广为了解的“布什主义”的官方防卫系统，包括他写的被称为介入伊拉克的文件，以及对其他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合法性文件。迪克·切尼（DickCheney），时任国防部部长，一开始赞同该观点，在面对公众的反对时，他退缩了，但他和很多其他在当局关键职位上的重要人物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还在继续煽动一场伊拉克战争，并努力将先发制人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或应该很清楚了，入侵伊拉克的目的，正如减税一样，并非是真正对当时事件的一个反应（在这一事例中是“9·11”事件）；它不过是早就存在的更为激进的施政方案的一部分。在减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