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卢梭-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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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面的这一段叙述里，凡是我能想得起来的情节我都不厌其详地写了出来，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这些情节本身不见得十分清楚，可是，你一旦抓住了那阴谋的线索，这些情节就能照亮那阴谋的进程；比方吧，它们对我行将提出的问题固然不能提供基本概念，却大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假设为了执行以我为对象的那个阴谋，人家非要我走开不可，那么，一切经过就应该差不多象实际发生的那样，才能使我走开。但是，如果我不被卢森堡夫人在半派人前来所吓倒，不为她神色慌张所感动，而继续保持坚定，如果我不待在府第里，而回到床上去安安静静地睡到大天亮，我会同样被下令逮捕吗？这是个大问题，许多别的问题的解答都是以这个大问题为转移的，而要研究这个大问题，那恫吓性的逮捕令的下达时间和那实际逮捕令的下达时间都不是没有注意的价值的。这是一个粗浅的、却又明显的实例，说明在事实的陈述中，你若想探索事实的隐秘原因，那些最不足道的细节也有其重要性，它可以引导你去用归纳法把隐秘原因揭发出来。
第十二章
黑暗的樊篱从此开始了；八年来，我就一直禁锢在这个牢笼里，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能刺透它那骇人的黑影。在我沉溺于其中的这个不幸的深渊里，我感到人家给我的打击，一下一下都落到我的身上，我看到打击我的直接工具，却看不见那只操纵工具的手，又看不见这只手所使用的方法。耻辱和灾难，仿佛自动地落到我头上来了，表面上还显然若无其事。当我这颗破碎的心忍受不住而呻吟起来的时候，我倒象个无痛呻吟的人了。造成我身败名裂的那些人们，竟然找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伎俩，使社会大众都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同谋，还看不出他们的阴谋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当我现在叙述与我有关的那许多事件、我身受其苦的那种种虐待以及我所曾遭受到的一切的时候，我都无法追本穷源，找到那只发动的手，无法一面说出事实，一面指出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在前三章里都写下来了；一切与我利害攸关的事情，一切秘密的动机，在前三章里都揭示出来了。但是，要说明这种种不同的原因究竟怎样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我生活中那许多离奇的事件，我是办不到的，连猜也猜不出来。如果我的读者中有人乐于深究这些秘密，发现真理，我就请他们仔细重读一下前三章；然后，请他们在以后每读到一个事实，就利用他们掌握到的材料进行考查，由一个阴谋上溯到另一个阴谋，由一个因素上溯到另一个因素，直到全局的最初发动者。我当然知道他们的研究将达到什么样的终点，但是引导他们达到这个终点的那些地道，路途是幽暗而曲折的，我自己无法摸清。
我在依弗东居住期间，跟罗甘先生的全家都认识了，其中有他的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女儿们。我似乎已经说过，孩子们的父亲我是以前在里昂就认识了的。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是来依弗东看舅父和他的姊妹的；她的长女，年约十五岁，非常聪明，性情脾气又极好，使我十分喜爱。我以最亲切的友谊依恋着她们母女二人。这个女孩子本来由罗甘先生作主，许给了他的当上校的侄儿了。上校已届中年，对我也表示极端敬慕，但是，虽然伯父热中于这桩婚事，侄儿也切盼成功，我也极希望他们两人都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可是年龄的悬殊和那女孩子的极度憎恶使我和做母亲的联合起来劝阻这桩婚事，结果它也就没有成功。上校后来娶了他的亲戚狄安小姐，她的性情和面貌，我觉得都十分出色，并使他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虽然如此，罗甘先生还是不能忘记我在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愿。我心里却是泰然的，因为我深信，我对他和对他的家庭，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规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并不是事事逢迎，而是事事都进些最好的忠告。
我若是到日内瓦去，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在等待我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揣度的时间并不长。我的书在日内瓦被烧掉了，并且，六月十八日，即在巴黎被通缉之后九天，我又在日内瓦被通缉了。在这第二道通缉令里，荒谬绝伦的话堆砌得实在太多，教会法也违犯得实在太明显，所以我刚开始听到消息的时候还不肯相信呢；到消息完全证实之后，我生怕这样明目张胆、这样骇人听闻的一个违法行为，把从良知的法则起的一切法则都破坏净尽了，也会把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后来我把心放下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在无知的小民中间有些人言啧啧，那也只是冲着我的，我被所有的妄人、所有的学究公开地骂着，仿佛象一个没有好好背出教理入门的小学生，人家要举起鞭子打他。
这两个通缉令就是信号，全欧洲都起来咒骂我了，其愤激之情，真是史无前例。所有杂志，所有报纸，所有小册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钟。特别是法国人，这个民族本来是那么温和、有礼貌、豪迈，平时又那么自负，能对不幸者顾大体、全大义，现在竟突然忘掉了他们最宠爱的那些美德；都争着来打击我，以辱骂的频繁和猛烈来显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个反教分子、一个无神论者了，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了，一头猛兽、一只豺狼了。接办《特勒夫日报》的主编骂我患有狼人病，而其语无伦次倒恰好证明他自己患有狼人病。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一个人随便以什么为题发表一篇文章，如果不插进几句话来骂我，就怕以违警论罪。我对这种全体一致的愤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几乎认为所有的人都疯了。真是怪事啊！《永久和平》的编者竟会挑起纷争，《萨瓦副主教信条录》的印行者竟会是反教分子，《新爱洛伊丝》的作者竟会是只豺狼，《爱弥儿》的作者竟会是个狂人！我的上帝呀，如果我发表了《论精神》或类似的一部书，又该是什么人了？然而，在起来反对《论精神》的作者的那场风暴中，社会大众远没有把自己的呼声跟迫害者的呼声联合起来，相反，他们却以对作者的极口称赞为他出了气。我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著作比一比，再把这些书所受到的不同对待，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也比一比；请大家对这种种不同找出些能使通情达理的人感到满意的理由来吧。我所要求的不过如此，其余的我什么也不说了。
我在依弗东的日子过得很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和他的全家热烈要求之下我决定就在那里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让让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谊鼓励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里有一座小楼，在庭院与花园之间，他敦促我就在那里住下。他的情意至为恳切，所以我接受了；于是他立刻就忙着布置家具，安排我的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罗甘本人是包围我最殷勤的人之一，整天不离开我。我对这样多的爱抚，始终是心中知感的，但是有时也感到相当麻烦。我搬家的日子已经定了，我又写了信给戴莱丝，叫她来跟我相会，这时我突然听说，伯尔尼邦掀起了一场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那些虔诚的教徒搞起来的，但我始终没能识透它最初的原因。参议院不知是受了谁的鼓动，似乎不愿意让我在隐遁中得到安宁。法官先生第一次得到这种骚动的消息，就写信给好几位政府成员，为我关说，责备他们不该采取盲目的不宽容态度，说他们把那么多的匪徒都还收留在他们的治下，而对一个受压迫的才智之士却反而拒绝收容，未免可耻。据某些机灵的人推测，他责备得那么强烈，反而招恼了那班人，并没有起什么缓和作用。姑不论这种推测对不对吧，反正他的信誉和辩才都没能挡住那一着。他一听说有命令要向我下达，便赶前通知了我；我为着不坐待命令的到达，决定第二天就动身。难的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跑。眼前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门了，我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每个国家看到邻邦的做法都会赶紧仿效的。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一所家具齐全的空房子里去，这是他儿子的房子，在讷沙泰尔邦的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只要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份盛情来得特别合适，因为在普鲁士国王治下的各邦里，我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庇护，免遭迫害的，至少，宗教在那里不大会成为借口。但是我心里有个难处，却又不便说出，很使我有迟疑的必要。我生来就热爱公理，这种热爱一直燃烧着我的心灵，再加上我对法国又暗中倾慕，所以我对普鲁士国王有一种厌恶之情，我觉得他以他那些处世原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对人类义务的任何尊严都放在脚下践踏尽了。在我当初装饰蒙莫朗西碉楼的那些配了框的版画之中，就有这位国王的一幅肖像，像下我写了一首双行诗，末句是：
“他思想是哲学家，而行为则是君王。”
这句诗，在任何别人的笔下写出，都会是一句相当美的颂词，但在我的笔下却另有一种意义，毫不含糊，而且上一句把它解释得太清楚了。这首双行诗，凡是来看我的人都见过，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在少数。罗伦齐骑士并且把它抄给了达朗贝，我毫不怀疑，达朗贝准会把它奉给国王作为我对他的献礼的。这第一个错误，我又拿《爱弥儿》里的一段文章把它加重了，在这段文章里，人们在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身上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我心目中所指的究竟是谁。这个影射并没有逃过许多挑剔者的眼睛，布弗莱夫人就多次跟我提起过。因此，我保证我是被用红墨水记在普鲁士国王的纪录簿子上的；而且，假定他的处世原则真如我设想的那样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就只有讨他嫌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把我恨入骨髓的，即使他们不认识我，单是读到我的著作就够了。
然而，我还是放胆去听凭他摆布，而且我相信冒的危险并不太大。我知道，卑劣的好恶之情只能支配软弱的人，而对性格坚强的人——我一向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判断，按照他的统治艺术，遇到这样的机会是要做出豁达大度的样子给人看看的，而且，真正的豁达大度也并非他的性格所不能做到的事。我认定，卑鄙而轻易的报复在他的心里一点也不可能胜过他对光荣的追求，而且，我设身处地去想，觉得他利用这次机会以他的慷慨大度来征服一个曾胆敢私议他的人，又绝非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怀着充分的信任到莫蒂埃去住下了，相信他是能感到这种信任的价值的；我心里想，让－雅克能把自己提高到与高力奥兰并驾齐驱的地位，腓特烈还会不如弗尔斯克人的将领吗？
罗甘上校一定要陪我过山，而且要到莫蒂埃把我安顿下来。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有个小姑子叫吉拉尔迭夫人，我去住的那座房子原来对她是很方便的，她看见我去，心里并不高兴，然而她还是美意殷勤地让我住进去了，并且我在等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