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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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在汉代23岁与56岁之间的33年是服兵役期间。不过，居延汉简却有记载反映人们低于23岁就开始应征了，可能早到20岁。17656岁的退役年龄也不是死规定，因为《汉官仪》的记载只是暗示一个人有资格退休并且选择了这样做，那他将获得批准。在汉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强制性的退休年龄（文献三，18）。

　　　　如淳提到了两种代役金：地方徭役的代役金是每月2000钱，戍边的代役金是300钱。这一税额的确显得比较高，特别是就其与正常的工钱比较而言。177由于工钱会随币值与市场情况而调整，所以任何固定的税额都不会理想，无论是300钱还是2000钱。178在各种劳役与兵役中，正卒是不能延误的。179

　　　　假设按较低的数额计算，一个人要支付300钱来免除戍边的义务，另外300钱来免除徭役。这样，这个有两个男子的虚构家庭，每年要支付的代役金是1200钱。

　　　　表6（略）列出了这个农户的各项支出，包括了现金支出与实物支出。

　　　　如果按每石谷物值60钱的假定比率，将谷物转换为货币，表中列出的谷物会值5200钱（143。5斛等于87石）。衣物支出价值5000钱，这由家中的妇女提供。自产自用的项目价值10220钱。另外四项支出总共是3640钱。换句话说，农户必须用现金来支付其基本支出的26。3％。

　　　　不过，谷物价格的波动会改变这一比率：市场需求大意味着收入高，市场需求小意味着收入低。尽管粮价在荒年会高达每石几千钱，在丰产时又会跌落至每石四五钱，但一般变化幅度是在每石30至80钱之间。180这一变法幅度可能既反映了粮价变化的长期趋势，也反映了粮食市场的季节性价格波动。公元前54年，用于控制粮食价格的常平仓开始在边郡建立，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建立常平仓的意图是想通过由政府在市场价格低的时候购入粮食，在市场价格高的时候卖出粮食，从而维持粮价的稳定及维持粮食供给的稳定。181不过，这一措施效果似乎并不显著。在公元68年朝廷讨论恢复常平仓制度时，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普通百姓并没有因之受益（文献三，19）。

　　　　《汉书》与《后汉书》中大量反映了价格波动情况的记载，也证实了常平仓没有什么效果。在丰年，农民会发现农产品的价格跌落了，而在粮食收成不好的时候他又会面临饥荒。因此农民通常是输者，总生活在压力之下。自然灾害也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汉代426年间（包括王莽统治时期）总共发生了43次旱灾，68次水灾以及37次由蝗虫或其他害虫引发的饥荒。典型的情况是，每三年就会发生一次自然灾害。象对外战争与地方动乱等人为灾难，也会增加农民的负担。182为了生存，农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可能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汉代农民才会不断改进农业技术，提高耕作的精细程度，杂种多种作物，使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益。农民如果认识到靠出售自己的基本农产品并不能带来足够的收入，必定会致力于改进农业技术。《四民月令》与《僮约》所描述的其实不仅只是反映了富裕农户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般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他们严重依赖来自养蚕、种植蔬菜、家庭手工业、饲养禽畜、园艺与市场活动的收入。这些活动将在第6章进行论述。

　　　　总之，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尽管政府对农业加以保护，但汉代中国存在市场经济，而这也导致了对货币的需求。如果一个农民不能扩大能够赚取货币的生产，他就会陷于不利的地位。同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必然会加强地区间的相互联系。结果，在汉朝统治的几个世纪中，出现了农业生产的精细化与多样化。

农业资源　农作物（1）

　　　　在汉代，人们种植的农作物包括谷物、蔬菜与其他经济作物。五谷是公认的提法，不过关于哪五种作物最为重要目前尚存在争议。一种说法认为五谷是黍、稷、菽、麦与稻，而在另一种说法中，麻取代稻成为了五谷之一。183至于这些谷物重要性的排列顺序，当然也是不一致的。上古时期，黍是土生土长的作物，也是中国北方人最主要的食粮。到战国，菽与粟（狗尾草的一个变种）成为基本食粮。汉代食用最普遍的谷物是麦与粟，尽管随着人口南迁，稻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南方的土壤与气候都适宜稻的种植。184

　　　　1956年对一群汉代墓葬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在其中一个墓葬出土的陶器中，有20个陶谷仓模型。这些模型分为4组，每组5个，模型上五谷的标志，分别为黍、禾、豆、麻、麦。每个谷仓模型上还写有“某某谷物万石”的字样，当时这只是象征性的。185洛阳的另一处遗址也出土了大量标有谷物名称的陶谷仓。在出土的67个模型中，有18个标有麦及其亚种，17个标有禾，16个标有豆、麻，4个标有黍，4个标有稻，还有1个是某种酒曲。186阴间生活是现世生活的反映，这些谷物的出现频率告诉我们麦、禾与豆可能是三种当时食用最普遍的谷物，而黍、麻与稻要相对次要一些。洛阳位于北部平原地区，稻原本就不可能是当地日常消费的谷物。

　　　　对字典及农书中谷物名称及其不同品种的考察，同样能证实主要的粮食作物经历了从某些种类向其他种类的演变。《尔雅》是为先秦经典提供注释的词典，其中对禾及其具有不同颜色或其他特征的品种列出了六种，麻有四个品种，黍有三种，稻有两种，燕麦也有两个品种，大豆只有一种。187用于教儿童读写的启蒙课本《急就篇》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其中有句提到了两种稻、两种黍、两种粟、一种麻，接下来的一句则提到了各种麦做的面食与煮豆。188与《急就篇》同时代的《氾胜之书》提到的农作物有禾、黍、冬麦与春麦、大豆与小豆、麻、稗及只能在水源充足地区种植的水稻。189（见文献五，4）

　　　　在公元前1世纪，中国农民种植的粮谷类作物有春麦和冬麦、大豆和小豆等。麻更多时候被视为一种油料作物，与当时新引进的芝麻与紫苏属同类（文献五，4：7。8）。

　　　　而成书于东汉时期的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许慎编纂）中所列麦的品种有8个，禾有7个，稻有6个，豆有4个，麻有4个，黍有3个，芋有2个。190这一清单本身就表明，正如《四民月令》所显示的那样，有很多不同的谷物可供中国北方的农民种植，他们可以在大麦、小麦、燕麦、大豆、小豆、豌豆，以及早粟与晚粟之间进行选择。不过，《四民月令》只提到了一种稻与黍（文献三，1，各处）。

　　　　看来很清楚，汉代最重要的谷物是禾与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董仲舒才会说无论是禾还是麦歉收，史书中都会有记载（文献四，1）。种植得最为普遍的两个禾的品种是梁与粟。191梁和粟的谷粒比黍的要稍大一些，比较容易脱壳，味道可能也稍好一些。虽然禾的生长期较长，但它适应力很强，不仅耐风，而且对水分要求不高，对于干旱多风的北部中国来说，是一种理想的作物。而且禾在第一场春雨之后与第一次霜冻之前的任何时间都能播种。因此，《氾胜之书》称播种禾谷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文献五，4：4。1）。不过，种禾也有一些不利因素。首先，分量很轻的谷粒很容易从谷穗上脱落，并且会在下一年自行生长出了。如果不精心照料，其产量会很低，而且质量不高。它的自我繁殖给田间管理带来的困难也会让农民感到头疼，因为农民不得不费力从事诸如整田、除草等等的农活。《齐民要术》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并为此建议将禾与其他农作物进行轮作。192尽管已经很难确定《齐民要术》所论述的采用轮作制的原因是否为汉代农民所知晓，但当时确实存在禾与麦的轮作。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兹美禾，来兹美麦。”（《吕氏春秋》卷26第6页）2世纪的经学家郑众也提到当时有在收割完麦子后植禾的做法（文献五，5）。

　　　　禾对土质要求不高，但却要求彻底整治农田。由于种子相对较小，因而种禾的农田必须仔细翻耕过，杂草要完全清楚干净，而且要保持好土壤中的水分。193这意味着在播种前以及作物的生长期内，必须不断地耘地与除草。在中国形成的精耕细作农业的许多基本原则都与植禾的要求有关。

　　　　小麦与大麦都是在西亚首先驯化的。它们的中文名意味着前者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晚于后者。一位日本学者提出，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都没有小麦种植，直到张骞才从西域将它引了进来，张骞同时引入的还有许多异域作物，其中包括葡萄与苜蓿。194而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却注意到大麦与小麦在古代其实已有各自的称呼，麰与麦。在古籍中麦通常指小麦，而且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确实发现过小麦的遗迹。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早已有了小麦。195事实上，既然大麦与小麦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有发现，这足以说明两者在中国开始栽培的时间是很早的。196汉代小麦、大麦都有栽培。不过在公元前2世纪小麦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至少是没有被京畿地区，也就是今陕西省的人们所接受，而该地现在却是一个小麦产区。不仅董仲舒建议应该敦促都城附近的人们种植小麦，而且在公元前1世纪政府还派遣了一位专家去当地传授人们栽培小麦与大麦的技术。197（文献四，1）当然，这种现象可能只是地域性的。无论如何，《氾胜之书》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小麦的栽培技术。而且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居延汉简透露在西部边疆屯驻地也有麦供应。198到公元2世纪小麦与大麦在农村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二者在儿歌中都被提及了（文献四，2）。有一支标明日期在汉亡后不久的出自西部边疆驻地的汉简，还将小麦、大麦与粟并列为当地种植的三种主要农作物（文献四，3）。

　　　　由于小麦与大麦在冬天与春天都能生长，因此它们成为生长季节同样灵活的粟的理想伴侣。粟的根很短，而小麦与大麦的长根则有助于疏松地表下的土壤，尤其适宜在中国北部土质紧密的黄土地区种植。这使得小麦、大麦与粟成为适宜的轮作作物。

　　　　豆类作物在中国农业中相当重要。在古代青铜器铭文中，大豆最初被描绘为一种根部周围有圆点的植物。现代学者解释说，这些圆点表明古人已经注意到了大豆具有固氮作用的根瘤。199尽管当时的人们不可能已知道氮的存在，但古代农民很可能积累了相当多的实践经验，知道豆类作物的形体特征以及它们作为上等绿肥的价值。豆类作物的一个品种，很可能是大豆，被称为“戎菽”。“戎”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人用来指称西部地区异邦人（或蛮族）的名词。200至少有一种豆类作物，即蚕豆，是在汉代由张骞引进的。张骞是一位外交使节，他在公元前139－前126年与公元前115年两度出使西域，即今新疆，与当地的各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往来。201

　　　　在《氾胜之书》中，大豆被说成是一种“保岁易为”的作物，即便在凶年也能有较好的收成，并且建议农户为家中每人种植5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