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六卷全)毛泽东选集(1-5卷)-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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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⒃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⒄,福建的两次“围剿”⒅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⒆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⒇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21)、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六年(22)、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23)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25),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