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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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利，而且觉得，劳动者在前一场合，比在后一场合，更为恭顺，更愿依靠他们，所
以，雇主们认为，物价高昂的年度，对他们的事业更为有利，那是很自然的。此外，地
主和农业家喜欢物价高昂的年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的地租和利润，大部分
决定于粮食的价格。不过，若说一般人在为自己工作时，工作较少，在为他人工作时，
工作较多，那是再荒谬不过的。贫穷的独立劳动者，一般都比按件计资的帮工勤勉，因
为前者享有自身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后者则须与雇主分享。大制造厂中的雇工，容易受
恶友诱惑，往往道德沦丧；独立劳动者却不易受此影响。工资以年或月计的雇工，不论
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和津贴，就这一点说，独立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比这些雇工
更大得多。物价高昂的年岁，倾向于增高独立劳动者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而物价
低廉的年岁，则倾向于减低其比例。
　　　　麦桑斯是法国一位博学多能的作家，在圣·埃蒂安选举时任贡税收税官。为要说明
贫民在物价低廉时所做的工作比物价高昂时多，他曾把三种制造品——埃尔伯夫的粗毛
织品和卢昂遍地皆是的麻织品与丝织品——在物价低时及物价高时的产量及价值，拿来
比较。据他由官署登记簿抄下的报告，这三种制造品在物价低时的生产量及价值，一般
都比物价高时大；物价最低的年度，生产量与价值，往往最大，而物价最高的年度，往
往最小。这三种制造品似乎都处于生产停滞状态，其生产量，逐年计算，虽略有出入，
但总的说来，却是不增不减。
　　　　苏格兰的麻织品，和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织品，同是正在增加的制造品。其生产量与
价值，虽时有变动，但大体上却在增高。不过，我曾检阅这些制造品年产额公布的记录，
却不能发现年产额的变动与各时期的物价高低有什么显著关系。诚然，在物资非常不足
的1740年，这两种制造品产量都有很大下降，但在物资仍是非常不足的1756年，苏格兰
制造品产量却比常年多。同年，约克郡制造品产量却下降，其生产额，直至1766年，换
言之，直到美洲印花税法废止以后，才恢复到1755年的数额。在1766年和1767年，约克
郡制造品生产额增加到前此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从那时起不断地增加。
　　　　以贩销远地为目的的一切大制造业的产品量，与其说必然取块于产地旺季价格是高
或是低，倒不如说必然取决于消费国中影响商品需求的那些情况，取决干和平或战争，
取决于其他竞争制造业的盛衰，取决于那些商品的主要顾客是高兴买还是不高兴买。此
外，也许在物价低廉时期制造的额外作品，有大部分，未曾登记在制造业公开记录上。
离开雇主的男佣工，成为独立劳动者。妇女回到父母家中，从事纺织，给自身及家庭制
造衣服。连独立劳动者也未必都制造售给大众的商品，而为邻人雇请，制造家庭用品。
所以，他们的劳动产品，常没登记在公开记录上，这些记录，有时是那么夸张，而我们
商人和制造业者，却往往根据这种记录，妄断最大帝国的盛衰。
　　　　虽然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一定都与食物价格的变动一致，而且往往完全相反，但我
们不可因此认为，食品价格对于劳动价格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
的支配：其一，是对劳动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对劳动的需求，
按照它是在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换言之，按照它所需要的是增加着的人口、减少着
的人口或是不增不减的人口，而决定必须给予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
劳动的货币价格，取决于购买这数量所需要的金额。所以，在食物低廉的场合，劳动的
货币价格虽有时很高，但在食物昂贵而劳动需求继续不变的场合，劳动的货币价格却更
高。
　　　　劳动的货币价格，在突然非常大的丰年，有时上升，而在突然非常大的荒年，有时
下落，这是因为在前一场合，劳动的需求增加，而在后一场合，劳动的需求减少。在突
然非常大的丰年，许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够维持和雇用比他们前一年所雇用的多的劳
动者，而这些超过通常需要的劳动者，未必都能雇到，于是，要雇用更多劳动者的雇主，
便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使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真实价格抬高起来。
　　　　在突然发生的非常大荒年，情形正相反。用来雇用劳动者的资金，既较前年度为少，
便有许多人失业，于是他们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使劳动的真实价格
与货币价格都下落。譬如在1740年这个非常大的荒年，有许多人只要有饭吃就愿工作。
在后此的几个丰年里，雇用劳动者和雇工仅比较困难了。
　　　　食品涨价，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而物价昂贵年度的荒歉，由于减少了劳动需求，因
而会降低劳动的价格。反之，食品跌价，会减低劳动的价格，而物价低廉年度的丰饶，
由于增加了劳动需求，因而会抬高劳动的价格。在食品价格只有一般变动的场合，那两
种对立原因，似乎会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劳动工资所以到处都较食物价格稳定得多、
经久得多的一部分原因。
　　　　劳动工资的增加，必然按照价格中工资那一部分增高的比例，抬高许多商品的价格，
并按照价格增高的比例，减少国内外这些商品的消费。但是，使劳动工资增加的原因，
即资本的增加，却会增加劳动生产力，使较少的劳动生产较多的产品。雇用很多劳动者
的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势必妥当分配他们的业务，使他们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
由于同一原因，他力图把他和他的工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供给他们。在某一特殊工厂
内劳动者间发生的事实，由于同一理由，也在大社会的劳动者间发生。劳动者的人数愈
多，他们的分工当然就愈精密。更多人从事于发明对各人操作最适用的机械，所以这种
机械就容易发明出来。由于有了这些改良的机械，许多物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生
产出来。这样，劳动量的减少，就不只抵偿劳动价格的增加。
　
　　


国富论（第一篇）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资本利润的增减，与劳动工资的增减，同样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但财富状态对
两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
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同一社会各种行业的资
本，如果全都同样增加了，那末同样的竞争必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结果。
　　　　前面已经说过，即使要确定某一特定地方和某一特定时间的劳动的平均工资，也不
容易。而且，所能确定的，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工资。但就资本利润说，就连最普通的利
润，我们也很少能够确定。利润极易变动，经营某特定行业的人，未必都能够说出他的
每年平均利润是多少。他的利润，不但要受他所经营的那些商品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而
且要受他的竞争者和顾客运气的好坏、商品在海陆运输上甚或在堆栈内所可能遭遇的许
许多多意外事故的影响。所以，利润率不仅年年变动，日日变动，甚至时时刻刻都在变
动。要确定一个大国内各行业平均利润，必然更加困难；至于要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
现今的利润，那必定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不过，我们要相当准确地确定往昔或现今的资本平均利润，虽不可能，但我们可以
货币的利息上略知其梗概。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对于
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
常支付较少的报酬。我们由此确信，一国内资本的一般利润，必定随着其市场的一般利
息率的变动而变动。利息率下落，利润必随着下落；利息率上升，利润必随着上升。所
以，利息的变动情况，可使我们略知利润的变动情况。
　　　　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以法令宣布，一切利息不得超过百分之十。可见，以前的利息
有的时候是在百分之十以上。其后，热心宗教的爱德华六世，受宗教的影响，禁止一切
利息。但这种禁令，和同性质的其他各种禁令一样，据说没产生效果，而高利贷的弊害，
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于是，亨利八世的法令，由于伊丽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法令第
八条的规定，又发生效力了。此后，百分之十常为法定利息率，直到詹姆士一世第二十
一年，才把它限定为百分之八。复辟后不久，利息率减为百分之六。安妮女王第十二年，
再减至百分之五。这一切法律的规定，看来极其适当。它们都是在市场利息率即有良好
信用的人通常借款的利息率变动之后作出的，并不是走在前头。自安妮女王时代以来，
百分之五的利息率，似乎比市场利息率高，而不比它低。在晚近战争以前，政府曾以百
分之三的利息率借款，而王国首都及其他许多地方，有良好信用的人则以百分之三点五、
百分之四、百分之四点五等利息率借款。
　　　　我国自亨利八世以来，财富与收入都在不断增加，而且在进展过程中，其速度似乎
是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不仅日在进步，而且进步得越来越快。这期间的劳动工资不
断增加，而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在减少。
　　　　在大都市经营一种行业，往往比乡村需墓更多的资本。各种行业上所使用的资本的
庞大和富裕的竟争者人数的众多，乃是都市资本利润率一般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的原因。
但是，都市的劳动工资，一般都比农村高。在繁荣的都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往
往不能按他们所需要的人数雇到劳动者，所以他们互相竞争，这样就抬高劳动工资而减
低资本利润。在没有充分资本来雇用全体劳动者的偏僻地方，一般人民为获得职业而相
互竞争，于是劳动工资降落，而资本利润增高。
　　　　苏格兰的法定利息率虽与英格兰相同，市场利息率却高些。该地有良好信用的人，
通常不能以少于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款。就连爱丁堡的私立银行，对于随时兑现全部或
一部分的期票，也给与百分之四的利息。伦敦的私立银行，对于储入的资金，不给付利
息。在苏格兰经营几乎所有行业，所需资本都比英格兰少。所只苏格兰普通利润率，比
英格兰高些。上面已经说过，苏格兰的劳动工费，比英格兰低。此外，苏格兰不仅比英
格兰穷得多，其进展的速度也慢得多，尽管它明显地是在前进。
　　　　法国法定利息率，在本世纪内，不常受市场利息率的支配。在1720年，法定利息率，
由二十分之一落到五十分之一，即由百分之五落到百分之二。在1724年，提到三十分之
一，即提到百分之三点三。在1725年，再提到二十分之一，即提到百分之五。1766年，
拉弗迪执政，又减到二十五分之一，即百分之四。其后，神父特雷执政，又恢复到原来
的百分之五。一般认为，这样强行抑制法定利息率的目的，